不過，我是睜眼瞎，能聽能說，隻認得幾個簡單的俄文。李晴說。
我說你很厲害。她說也沒什麼，她們餐館裏的小姐妹，差不多都能說一口流利的俄語。最多兩年就會了。語言交流沒問題之後，她不想再當服務員，就進了現在的這家旅行社，當起了翻譯。工資比當服務員高，她說她喜歡現在的工作。我問她想不想家。她說，一開始想，慢慢就習慣了。再說有時她也跟團從俄羅斯回中國。我問她成家沒有。她笑，說，沒成家。談過戀愛，俄羅斯帥哥。不過，吹了，本來也沒指望能有什麼結果。
端午老師,您是端午節出生的嗎？李晴問我。
我說。其實。我是農曆五月十五出生的。
李晴說。那你怎麼叫端午呢？
我說，在我們那裏，把五月初五叫小端午，五月十五叫大端午，我是大端午這天出生的。父母都是農民，也沒上過學，扁擔倒了不認得是個“一”字，也沒給我取一個名。我們那裏的伢子們，生下了就叫個賤名，貓妹姐，狗伢子之類，就像北方人叫牛蛋、狗蛋一樣。我是幸運的，生在大端午這天，沒被叫狗伢子，喚著端午伢子，到要上小學了，老師說得有個大名，也許我父親覺得端午不像個正經的大名，於是給我取了個衛紅，王衛紅。那會兒，“文革”還未結束，叫衛紅是時尚，也是態度。我們村叫衛紅衛國紅兵向陽的一大堆。但在家裏，大人還是叫我端午伢子。我也未覺得這樣有什麼不好。到了我十五歲，初中畢業後回家務農，那會兒，我覺得，我是大人了，大人要有大人的名字，不能再被人叫著端午伢子，於是，誰叫我端午伢子我跟誰急。我說我是有大名的，我叫王衛紅，請你們叫我的大名。慢慢的，家裏人也好，鄰居也好，知道我長大了，不能再叫端午伢子了，於是都叫我王衛紅。那會兒正開始辦第一代身份證，當時辦身份證很不規範，上麵的地址姓名都是手寫的。鄉裏辦事的到我家登記時，我不在家，我父親給他們報了王端午這個名字，為此我還和父親大吵了一架。後來，我成了作家，寫書，發現曾經被我厭惡的端午竟是個詩意又有文化氣息的名字。
兩人閑聊著，間以對經過的一些著名建築物的介紹，感覺機場離大使館挺近的。李晴說這幾天就是她為我服務了。她說這是她第一次單獨陪一名遊客。有了李晴的陪同，心裏踏實了許多。到中國大使館安頓下來，李晴說明天早上來接我。道了晚安，李晴走了。睡在鬆軟的小床上，聽著外麵的風聲，心裏居然安靜了下來。什麼也沒有想就睡著了。第二天，醒來時，天還沒亮。
好久沒有睡得這樣香了，睡眠好，人就精神了許多。再睡不著，起來，在使館的大院子裏散步。晚上居然下了一夜的雪，借著路燈的光和雪光，大院裏明明暗暗，清冷而寂靜。到處是高大的樹木，像在森林之中。在大院裏轉了一圈，天有點蒙蒙亮了，走出大使館，對麵就是莫斯科大學。安靜的夜，肅穆而深沉，闊大而莊嚴。散步走了一圈，本以為我是最早的行人，不想，公園裏，有起得更早的，在跑步。我一點也不覺得冷。心境卻有些淒涼。轉回旅館，天還是沒有亮。又鑽進被窩，讀那本《複活》：
他一把抓住她，她隻穿著一件又粗又硬的襯衣，露著兩條胳膊。他把她抱起來，走出房門。
“哎呀！您這是幹什麼？”她喃喃地說。
但他不理她，一直把她抱到自己房裏。
“哎呀！別這樣，您放手，”她嘴裏這麼說，身子卻緊緊地偎著他。
等她渾身哆嗦，一言不發，也不答理他的話，默默地從他房裏走出去，他這才來到台階上，站在那裏，竭力思索剛才發生的事的意義。
房子外麵亮了一些。河那邊冰塊的坼裂聲、撞擊聲和呼呼聲更響了。除了這些響聲，如今又增加了潺潺的流水聲。迷霧開始下沉，從霧幕後麵浮出一鉤殘月，淒涼地照著黑漆漆、陰森森的地麵。
“我這是怎麼啦，是交了好運還是倒了大楣？”他問自己。
“這種事是常有的，人人都是這樣的，”他自己回答，接著就到房間裏睡覺去了。
各位女士先生們，我有必要提請你們注意，能這樣大段背誦小說，事實上，就是一個有力的證據，證明我是正常人。
你們會注意？那好，我接著講。
讀到這裏，我的心變得沉重了起來。這是《複活》中，聶赫留朵夫誘奸瑪斯諾娃的那一章。我讀不下去了，將書往後翻，但我內心的平靜卻被打破。我又開始變得煩躁不安。我繼續讀書，想以此來讓自己的心得到一絲的安寧。
在姑媽家度過的最後一天裏，聶赫留朵夫腦子裏還清清楚楚地記得前一夜的事。他的內心有兩種感情在搏鬥著：一種是獸性愛所引起的熱辣辣的充滿情欲的回憶，這種情欲雖不及預期的那樣醉人，但畢竟達到了目的，得到了一定的滿足；另一種感情是覺得自己做了一件很壞的事，必須加以彌補，但彌補不是為了她，而是為了自己。
但彌補不是為了她，而是為了自己。
我再次讀到了這一句。這些年來，我無數次讀到這一句，都會感覺到，偉大的托爾斯泰目光如炬，站在我的麵前。合上書本，我逼著自己什麼都不想。睡覺。但我再睡不著。好容易聽到旅館裏有了人聲，大約是吃早餐的時間到了。我也去用了早餐，兩塊黑麵包，一杯熱牛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