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論“韓流”影視作品對中國當前文化消費的影響
專家來稿
作者：張祖群
一、 研究綜述與“韓流”本質概括
（一）研究綜述
中國學者分析“韓流”影視作品乃至韓國文化產業的期刊、學位論文、會議論文與著作舉不勝舉。在中國知網上檢索“韓流”主題文獻（截止到2015年6月9日），2015年上半年有92篇、2014年有338篇、2013年有134篇、2012年有151篇、2011年有145篇、2010年有131篇、2009年有164篇、2008年有222篇、2007年有290篇、2006年有375篇、2005年有285篇“韓流”文獻，中國學者對“韓流”影視作品的關注大致在2005-2007、2014-2015有兩個高潮。張揚（2006）[1]將韓劇旅遊熱歸結為心理因素、文化因素、商業運作、市場營銷等原因。在上述文獻中，比較典型的有：韓國影視作品宣傳的韓國式儒家觀念和行為模式在東南亞國家以及中國毫無障礙，這種文化圈層內的同質性是引發旅遊熱潮的根本動因。馬曉龍、張曉宇、Chris Ryan（2013）[2]將影視旅遊者按行為動機劃分為體驗型遊客、探索型遊客、觀光型遊客和被動型遊客4種類型。張亞麗（2014）[3]經過測算直接消耗係數、影響力係數、感應度係數、生產誘發係數和依存度係數，認為目前中國的文化服務業屬於“低中間投入、高附加值”行業，受其他產業發展的帶動作用和對其他產業的帶動作用均不大；同時，“消費+投資”對大部分文化產業的細分行業發展的拉動作用較強，而出口對文化產業的拉動作用不大。張祖群（2014）[4]探討了“韓流”風潮在中國掀起的時尚風潮，並比較了韓國影視作品與中國影視作品在歐美遭遇的不同“文化折扣”。本文在前述研究基礎上，進一步分析韓國影視作品的本質特征：這種高仿“儒家”內核+“深刻”現實主義的國際文化傳播方式之所以成功，得益於韓國政府“文化立國”策略（包括政策鼎力推動、政府與企業增加投入、注重文化出口等）。今天，中國人（特別是青年人）成為追星（韓國影視明星）族，中國綜藝節目、影視作品大量模仿韓國作品，“韓流”甚至引發的旅遊熱潮，使我們不得不深思：中國當前文化消費到底怎麼了？
（二）“韓流”影視作品的本質
1.“韓流”影視作品的高仿“儒家”內核與國際文化傳播
“韓流”影視作品之所以能夠影響進而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主要是因為“韓流”中蘊含的“儒家”傳統文化因素容易被中國人認同和接受。自古中韓作為友好鄰邦，韓國受到“儒家”的文化影響極大，所以對於中國觀眾來說，韓國影視表達的方式易於接受，劇中所蘊含的道理更容易被理解，因而“韓流”被普遍接受。中國儒家文化中的“仁義禮智信”對韓國文化的影響十分深遠，在曆代韓國的王朝中，儒家思想都是統治階級的核心思想，儒家思想已融入韓國人的思考方式和行為方式中。而韓國人也特別善於利用這些特色文化符號，在韓國電視劇中，隨處可以感受到“誠信有禮、尊重老人、長幼有序、重視家庭”的儒家文化價值觀，特別是在韓國古裝劇中，儒家思想體現得更加明顯，深刻弘揚了東亞儒家文化禮儀之邦的精神。另外“韓流”影視作品中蘊含的現代時尚元素也是吸引人的一個重要因素。[5]東亞地區共同的“儒家”文化淵源，共同的發展空間，共同的價值標準等使韓國影視劇在中國具有明顯的文化親和力。[6]在相當一部分韓國人眼裏，“儒家”文化不是中國的“儒家 ”文化，而是東亞區域文化共同體的基礎，韓國保留著比中國更傳統、更正宗的“儒家 ”文化。他們認為：中國已經超出一個政治實體的範疇，而是一個文化區域（特別是東亞文化）的範疇。
基於成熟的市場經濟基礎、完善的政策體係和法律保障、高效的市場運營機製等作為支撐，韓國文化產業得以快速發展。[7]韓國政府從增強國家的文化軟實力和國家文化發展戰略出發，精心製作韓國影視片，不是把“韓流”當作單純的文化傳播，而是旨在打造亞洲的代表性文化和韓國名片。通過塑造這種團結友愛的國家形象，韓國的國際形象更加高大，大大增強了韓國的文化軟實力，彰顯了一個基於東亞儒家內核與現代化外殼的“大國崛起”（筆者按：這裏借用中國的大國崛起術語，比照韓國）的勃勃雄心。
2.“韓流”影視作品體現了“深刻”的現實主義
作為電影藝術觀念的現實主義，它的影響不僅僅是一個民族或者國家，而且是世界性的。從以下幾部代表性影片加以說明。第一，電影《熔爐》（2011）以發生於韓國光州一所聾啞障礙人學校中性暴力事件為藍本，描述性暴力所引發的悲劇以及教師和人權運動者一起揭開背後黑幕的故事。人們津津樂道於《熔爐》而製定“熔爐法”，討論中國是否也有類似的性暴力，中國諸多被掩蓋的黑幕可否也一起被揭開。第二，電影《素媛》（2013）在122分鍾裏講述了一個未成年少女在遭遇性侵後如何走出心靈的陰影和家人如何麵對生活，成為中國全民大討論的話題。中國觀眾震驚於根據真實事件改編的《素媛》的現實衝擊力。第三，《辯護人》（2013）以已故前總統盧武鉉在擔任律師時，負責釜林事件辯護的故事為原型，講述了沒有錢、沒有學曆、沒有背景的稅務律師宋宇錫經曆的改變其人生的五次公審，推動電影人物原型在33年後洗清冤屈，極大程度上推動了中國民間關於民主辯護的討論。[8]第四，韓國導演河正宇執導電影《許三觀》於2015年1月上映，票房成績頗高。國人不免感慨：在影視產業如此發達的韓國，竟然能看到中國當代文學作品的身影。他們抓住了餘華的小說《許三觀賣血記》的精髓！改編後電影可謂“形似神更似”！[9]第五，中韓合作出品的 《重返20歲》（2015）講述了一位七旬老太太不可思議地變身為妙齡少女後，以新身份回到日常生活，引發的一係列啼笑皆非的奇幻故事。該作品引發我們深思：應該提倡老中青三代人的和解，化解代溝（Generation gap），希望人們理解老人、關愛老人，同時也積極宣揚了年輕人的時尚追求和向往。[10]這些根據現實生活（包括經濟生活、政治生活等）真實事件改編的虛構電影，形成FACTION（FACT+FICTION）的“改變國家的電影”，一再提醒人們：票房不是衡量電影成功與否的唯一標準。電影不僅是賺取票房的贏利工具，還可以是一把錘子，敲打著殘酷的現實世界，諷喻與折射現實，讓人們猛醒！
二、 “韓流”得益於韓國政府“文化立國”策略
（一）政策鼎力推動
20世紀末的亞洲金融危機使韓國認識到：在本國資源並不豐富的情況下，走傳統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著很多限製，甚至會帶來嚴重後果。為了推動本國經濟發展，走出金融危機的泥淖，韓國力圖以文化帶動本國經濟的複興。在短短幾年的時間內，韓國先後製定了《文化產業發展5年計劃》《21世紀文化產業設想》《文化產業發展推進計劃》《電影產業振興綜合計劃》《文化產業發展的中長期計劃》等一係列發展規劃，從國家戰略的高度明確了文化產業的發展策略。從1998年開始，韓國總統確立“文化立國”戰略，將建設“創造性的文化國家”作為“五大國政目標”之一；新世紀初，“韓流”勁掃東亞地區，不過短短數載，韓國一掃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帶來的頹勢，昂首挺胸的進入世界文化大國的行業。隨之而來的是韓國文化產業振興所帶來的直接和間接經濟利益，以“韓流”為載體的韓國文化外交在東亞漢文化圈獲得了巨大的成功。[11]總之，政府鼎力推動，在政策上將文化產業提高到國家經濟轉型、可持續發展、立國基礎等高度，將其打造成為韓國的國民經濟戰略性支柱產業，這為“韓流”影視作品崛起提供了堅強有力的政策保障。
（二）政府與企業增加投入
韓國政府建立了專門負責影視旅遊發展的行政機關——韓國文化觀光部，致力於文化產業項目的招商引資。進入21世紀後，韓國政府更是積極地開展文化外交，努力打造一個“文化韓國”和“和平韓國”的國際形象。不僅如此，韓國政府對文化產業的財政支持力度逐年加大，在2000年文化事業財政預算首次突破國家總預算的1%，文化產業預算由1998年的168億元增加到2003年的1878億元，占文化事業總預算的比例由3.5%增長到約17.9%。[12]同時，三星Samsung，大宇Daiwu、現代、LG等大企業在硬件與軟件、資金與製度上都支持韓國影視文化產業發展。舍不得孩子，套不住狼。政府與企業在文化產業上舍得投入，而且是人力、物力、財力、智力等多種投入，在成功的商業運作與市場營銷推動下，基於韓國影視作品興起的“韓流”與韓國文化熱、韓國文化認同，就不難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