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滿心充塞了死象的神奇，同時又須顧管我有病的母親，她那時出性的號啕，在地板上滾著，我自己反而哭不出來；我自己也覺得奇怪，眼看著一家長幼的涕淚滂沱，耳聽著狂沸似的呼搶號叫，我不但不發生同情的反應，卻反而達到了一個超感情的，靜定的，幽妙的意境，我想象的看見祖母脫離了軀殼與人間，穿著雪白的長袍，冉冉的上升天去，我隻想默默的跪在塵埃，讚美她一生的功德，讚美她一生的圓寂。這是我的設想！我們內地人卻沒有這樣純粹的宗教思想；他們的假定是不論死的是高年厚德的老人或是無知無愆的幼孩，或是罪大惡極的凶人，臨到彌留的時刻總是一例的有無常鬼、摸壁鬼、牛頭馬麵、赤發獠牙的陰差等等到門，拿著鐐鏈枷鎖，來捉拿陰魂到案。所以燒紙帛是平他們的暴戾，最後的呼搶是沒奈何的訣別。這也許是大部分臨死時實在的情景，但我們卻不能概定所有的靈魂都不免遭受這樣的淩辱。譬如我們的祖老太太的死，我隻能想象她是登天，隻能想象她慈祥的神化——像那樣鼎沸的號啕，固然是至性不能自禁，但我總以為不如匐伏隱泣或默禱，較為近情，較為合理。
理智發達了，感情便失了自然的濃摯；厭世主義的看來，眼淚與笑聲一樣是空虛的，無意義的。但厭世主義姑且不論，我卻不相信理智的發達，會得妨礙天然的情感；如其教育真有效力，我以為效力就在剝削了不合理性的“感情作用”，但決不會有損真純的感情；他眼淚也許比一般人流得少些，但他等到流淚的時候，他的淚才是應流的淚。我也是智識愈開流淚愈少的一個人，但這一次卻也真的哭了好幾次。一次是伴我的姑母哭的，她為產後不曾複元，所以祖母的病一直瞞著她，一直到了祖母故後的早上方才通知她。她扶病來了，她還不曾下轎，我已經聽出她在啜泣，我一時感覺一陣的悲傷，等到她出轎放聲時，我也在房中欷欷不住。又一次是伴祖母當年的贈嫁婢哭的。她比祖母小十一歲，今年七十三歲，亦已是個白發的婆子，她也來哭他的“小姐”，她是見著我祖母的花燭的唯一個人，她的一哭我也哭了。
再有是伴我的父親哭的。我總是覺得一個身體偉大的人，他動情感的時候，動人的力量也比平常人偉大些。我見了我父親哭泣，我就忍不住要伴著淌淚。但是感動我最強烈的幾次，是他一人倒在床裏，反複的啜泣著，叫著媽，像一個小孩似的，我就感到最熱烈的傷感，在他偉大的心胸裏浪濤似的起伏，我就感到母子的感情的確是一切感情的起原與總結，等到一失慈愛的蔭庇，仿佛一生的事業頓時莫有了根柢，所有的快樂都不能填平這唯一的缺陷；所以他這一哭，我也真哭了。
但是我的祖母果真是死了嗎？她的軀體是的。但她是不死的。詩人勃蘭恩德有一首的大意是：“這樣的生命力，一旦得到召喚，便加入到綿延不斷的大篷車隊，駛向等神秘王國。在籠罩著死亡的寂靜的宅第裏，每個人羈守他自己的房間，再也無法脫身。如同采石礦的奴隸夜間在地牢中被無情地鞭笞，卻隻有平靜和忍耐。
如果我們的生前是盡責任的，是無愧的，我們就會安坦的走近我們的墳墓，我們的靈魂裏不會有慚愧或侮恨的齧痕。人生自生至死，如勃蘭恩德的比喻，真是大隊的旅客在不盡的沙漠中進行，隻要良心有個安頓，到夜裏你臥倒在帳幕裏也就不怕噩夢來纏繞。
“一個永恒不變的真理，走近墳墓就像一個人掩上他床邊的帷幕，然後躺下進入愉快的夢鄉。”
我的祖母，在那舊式的環境裏，到我們家來五十九年，真像是做了長期的苦工，她何嚐有一日的安閑，不必說子女的嫁娶，就是一家的柴米油鹽，掃地抹桌，哪一件事不在八十歲老人早晚的心上！我的伯父快近六十歲了，但他的起居飲食；還差不多完全是祖母經管的，初出世的曾孫如其有些身熱咳嗽，老太太晚上就睡不安穩；她愛我寵我的深情，更不是文字所能描寫；她那深厚的慈蔭，真是無所不包，無所不蔽。但她的身心即使勞碌了一生，她的報酬卻在靈魂無上的平安；她的安慰就在她的兒女孫曾，隻要我們能夠步她的前例，各盡天定的責任，她在冥冥中也就永遠的微笑了。
十一月二十四日魯迅先生記(一)
□［中國］蕭紅
魯迅先生家裏的花瓶，好像畫上所見的西洋女子用以取水的瓶子，灰藍色，有點從瓷釉而自然堆起的紋痕，瓶口的兩邊，還有兩個瓶耳，瓶裏種的是幾棵萬年青。
我第一次看到這花的時候，我就問過：
“這叫什麼名字？屋裏不生火爐，也不凍死？”
第一次，走進魯迅家裏去，那是近黃昏的時節，而且是個冬天，所以那樓下室稍微有一點暗，同時魯迅先生的紙煙，當它離開嘴邊而停在桌角的地方，那煙紋的卷痕一直升騰到他有一些白絲的發梢那麼高。而且再升騰就看不見了。
“這花，叫‘萬年青’，永久這樣！”他在花瓶旁邊的煙灰盒中，抖掉了紙煙上的灰燼，那紅的煙火，就越紅了，好像一朵小紅花似的和他的袖口相距離著。
“這花不怕凍？”以後，我又問過，記不得是在什麼時候了。
許先生說：“不怕的，最耐久！”而且她還拿著瓶口給我搖著。
我還看到了那花瓶的底邊是一些圓石子，以後，因為熟識了的緣故，我就自己動手看過一兩次，又加上這花瓶是常常擺在客廳的黑色長桌上；又加上自己是來在寒帶的北方，對於這在四季裏都不凋零的植物，總帶著一點驚奇。
而現在這“萬年青”依舊活著，每次到許先生家去，看到那花，有時仍站在那黑色的長桌子上，有時站在魯迅先生照像的前麵。
花瓶是換了，用一個玻璃瓶裝著，看得到淡黃色的須根，站在瓶底。
有時候許先生一麵和我們談論著，一麵檢查著房中所有的花草。看一看葉子是不是黃了？該剪掉的剪掉；該灑水的灑水，因為不停地動作是她的習慣。有時候就檢查著這“萬年青”，有時候就談魯迅先生，就在他的照像前麵談著，但那感覺，卻像談著古人那麼悠遠了。
至於那花瓶呢？站在墓地的青草上麵去了，而且瓶底已經丟失，雖然丟失了也就讓它空空地站在墓邊。我所看到的是從春天一直站在秋天；它一直站到鄰旁墓頭的石榴樹開了花而後結成了石榴。
從開炮以後，隻有許先生繞道去過一次，別人就沒有去過。當然那墓草是長得很高了，而且荒了，還說什麼花瓶，恐怕魯迅先生的瓷半身像也要被荒了的草埋沒到他的胸口。
我們在這邊，隻能寫紀念魯迅先生的文章，而誰去努力剪齊墓上的荒草？我們是越去越遠了，但無論多麼遠，那荒草是總要記在心上的。
１９３８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