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大都市區是城市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國家積極的財政政策帶動及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結果。在大都市區快速發展、對周邊經濟形成一定輻射的同時，在大都市區內部，還存在區域經濟發展協調程度較低的現象，出現了“發達的中心城市，落後的腹地”的區域不均衡發展格局，製約大都市區的持續健康發展。
大都市區邊緣區域正是在此背景下出現的，是我國快速城市化過程中因區域經濟的非均衡發展而出現的必然現象。大都市區邊緣區域在空間上處於大都市區的邊緣，社會經濟發展相對滯後，在發展政策和區域市場上被邊緣化，其中心化和經濟發展的需求迫切。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深化區域合作，推進區域良性互動發展，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大都市區中心城市與邊緣區的良性互動發展已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大都市區中心城市在其擴展中需要不斷地進行空間拓展，以滿足其對資源、市場、人才不斷增加的需要，減緩因城市化發展而帶來的人口、環境等壓力。大都市區邊緣區域也麵臨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的發展需要，因此，探索大都市區中心城市及其邊緣區經濟和產業發展問題成為我國大都市區可持續發展的迫切需求。旅遊業的發展為邊緣區融入區域經濟、帶動相關產業發展、逐步實現中心化帶來契機。
本書以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為研究對象，選擇雙核邊緣區廊坊作為案例區，在區位論、中心—邊緣理論、增長極理論等區域發展理論及旅遊係統論、大旅遊理論等旅遊發展理論的指導下，基於實地調研、問卷調查、統計數據和相關文獻資料，綜合應用聚類分析法、因子分析法、灰色關聯分析法、威爾遜模型、產業結構偏離度等方法，界定了大都市區邊緣區域和現代旅遊資源的概念，探討了大都市區邊緣區域旅遊業發展的模式選擇、戰略選擇、產業體係構建和空間布局，評價了廊坊市旅遊發展的條件和驅動機製，提出了廊坊市以休閑旅遊為主導、以近位發展為特征、實現產業協調發展的旅遊發展模式。
本書共分六章，第一章和第二章分別為緒論和大都市區邊緣區區域理論研究。第三章是本書的核心部分之一，探討了大都市區邊緣區域旅遊發展的理論，提出大都市區邊緣區域根據其旅遊資源的豐度、品級、數量的優劣和多少可以靈活選擇“資源驅動型”、“需求驅動型”或兩者相融合的旅遊發展模式；根據其旅遊區位構成因子的完善與否采取“補位發展”戰略或“近位發展”戰略，或采取兩者兼有方式；邊緣區以滿足都市居民休閑需求為根本的旅遊產業體係建設應充分發揮旅遊業關聯帶動性強的特點，構建由核心產業、拓展產業、支撐產業和關聯產業協同發展的休閑旅遊產業體係；邊緣區旅遊發展應以旅遊資源相對豐富、旅遊業發展基礎良好的中心點為增長極，並以交通為軸，通過中心點的發展、擴散帶動沿軸區域發展，最終形成網絡化發展的空間格局。邊緣區在旅遊業發展推動下，通過產業鏈條的延長，帶動相關產業發展，推進區域經濟發展和進步，逐步融入都市經濟圈，實現中心化。第四章對廊坊市旅遊發展的條件進行具體分析，提出廊坊市位於京津兩大城市之間，是雙核邊緣區，並對其區位、資源條件、旅遊業發展現狀及大都市區中心城市的輻射效應進行分析，科學判斷廊坊市旅遊業發展的本底基礎。第五章是本書的核心內容之一，係統闡述了廊坊市旅遊發展的動力機製及其適用的旅遊發展模式，基於廊坊市旅遊業發展現狀、空間區位和發展動力，提出廊坊市宜采取“近位發展”戰略，以“點—軸”空間布局推進旅遊業整體發展，並通過旅遊業與多產業耦合發展打造休閑旅遊產業體係，借助市場營銷體係和保障機製的建設，構建其旅遊發展模式。第六章對研究結論及研究中存在的問題和不足進行了簡要梳理。
本書以廊坊為例初步探討了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的旅遊發展模式。由於筆者水平有限，本書內容必然有很多值得商榷之處，書中的錯誤和不當之處在所難免，懇請廣大讀者、專家、學者批評指正。
吳麗雲
2013年6月
第一節研究背景與意義
一、研究背景
（一）中國快速城市化帶來的區域經濟不均衡發展格局
在國家積極財政政策的帶動和我國經濟高速發展的拉動下，我國城市迅速發展，數量從193個激增至662個，其中大都市已達46個（楊忠偉，2006）。我國城市化水平不斷提高，城市經濟實力和輻射擴散能力不斷增強，地域範圍不斷擴展，與周邊地區縣市的經濟社會聯係日益密切，出現了大都市區的現象，大都市區成為推動我國經濟和城市化發展的重要地域空間形式（謝守紅，2004）。在大都市快速發展、對周邊經濟形成一定輻射的同時，也存在著區域經濟發展協調程度較低的現象，出現了“發達的中心城市、落後的腹地”的區域不均衡發展格局，製約大都市區的持續健康發展。201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二個五年規劃綱要》提出“深化區域合作，推進區域良性互動發展，逐步縮小區域發展差距”，都市區與邊緣區的良性互動發展已上升至國家戰略高度。大都市區域在其擴展中需要不斷進行空間拓展，以滿足其對資源、市場不斷增加的需要，減緩因城市化發展而帶來的人口、環境等壓力。大都市區邊緣區域麵臨著產業升級、經濟轉型的發展需要，因此，探索大都市區及其邊緣區域經濟和產業發展問題成為我國大都市區可持續發展的迫切要求。
（二）生態危機與生態經濟和低碳經濟
隨著全球人口和經濟規模的不斷增長，人與自然、經濟與生態的關係急劇惡化，環境汙染、資源短缺、全球變暖等生態係統危機已成為製約經濟社會進步的主要障礙。在此背景下，低碳經濟應運而生。低碳經濟以低能耗、低汙染、低排放為基礎，追求綠色GDP，倡導節能減排、產業結構創新。低碳經濟與以往提出的生態經濟、循環經濟一脈相承，它們對經濟和產業發展提出了更高要求。環保、低能耗、資源循環利用和產業帶動性強成為未來經濟和產業發展的基本要求。
（三）休閑旅遊時代的到來
“二戰”以後，尤其是20世紀60年代以來，現代旅遊業迅猛發展，進入大眾旅遊時代。1980年，世界旅遊組織審議通過的《馬尼拉宣言》中明確提出，旅遊與度假是現代社會人類的基本需要之一。根據國際經驗，人均GDP達到3000美元以上，休閑度假需求才會普遍產生。2011年，我國人均GDP達到5447美元，超過3000美元的指標線，大眾休閑度假需求日趨旺盛。同年，北京市人均GDP達12643美元，天津市人均GDP達13193美元，超過全國平均水平的2倍多，休閑度假等旅遊需求已成為當地都市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之一。
20世紀90年代初，旅遊業已超過石油工業和汽車工業，成為世界第一大產業。據世界旅遊組織統計，旅遊業經濟總量已占到全球GDP的10%以上，就業人數占全球就業總數的8%以上，與旅遊有關的行業已超過110個（楊曉蕾，2010）。旅遊業的經濟、社會功能日益顯現，其資源消耗低、帶動係數大、就業拉動強、綜合效益好等特征逐步得到印證。2009年12月1日，國務院出台了《關於加快發展旅遊業的意見》，明確提出把旅遊業培育成國民經濟的戰略性支柱產業，同時也是第三產業的重點引領產業。意見還指出應拓展旅遊業的聯動效應，大力推進旅遊與文化、體育、農業、工業、林業、商業、水利、地質、海洋、環保、氣象等眾多相關產業和行業的融合發展。旅遊產業與其他產業和行業相融合的大旅遊發展模式，為傳統旅遊資源非優區的旅遊業發展提供了新的思路。傳統旅遊資源主要集中於自然、人文旅遊景點，其旅遊發展主要受旅遊資源豐度、品級、規模、數量的影響。現代旅遊資源則超出了傳統旅遊資源的範疇，把一切能對旅遊者產生吸引力的自然、人文、社會、經濟事物都拓展為旅遊資源，其旅遊發展受區位、信息、市場需求、旅遊資源等多種因素的影響。
（四）休假製度的變革為短途休閑度假旅遊發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機
1995年，我國開始實行雙休日製度。1999年，我國開始實行黃金周製度，出現了“五一”、“十一”和春節3個黃金周。2008年，我國調整休假製度，將“五一”休假三天改成一天，同時增加了3個傳統節日休假。至此，我國公民的休息日已達115天，上述休息日集中於周末和傳統節日，表現為2～ 3天的小短假。已有研究表明，城市居民短程休閑度假活動主要集中於環城遊憩帶，其中80%集中在距城市500公裏以內的範圍（吳必虎，2001）。快速鐵路及高速公路的普及，降低了城市居民遊憩活動的時間成本，推動其休閑度假空間活動範圍從市郊擴展至大都市區周邊城市；都市郊區度假旅遊的日益成熟引致都市區旅遊溢出效應，度假旅遊開始向都市郊區的外圍空間擴展；都市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導致土地資源稀缺和休閑度假項目用地不足，推動都市休閑度假旅遊用地向周邊地區轉移（董恒年，2007）。都市居民旺盛的休閑度假旅遊需求及都市區相對不足的度假用地供給，共同推動大都市區邊緣區休閑度假旅遊產品的快速開發。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的區位特點使其成為都市居民短假出行的重點地區。
如上所述，在休閑旅遊和大旅遊發展的背景下，在資源與環境的雙重約束之下，探索大都市邊緣傳統旅遊資源非優區的旅遊發展規律，探討其借助現代旅遊資源，利用旅遊業關聯帶動性強、資源消耗低的優勢，依托大都市區邊緣區域良好的區位條件和都市區龐大的消費市場，拉動都市邊緣區的旅遊發展，並通過發展旅遊，達到邊緣區服務中心區、發展當地經濟、縮小中心區與邊緣區經濟差距的目的，實現區域經濟的協調發展。
二、研究意義
（一）理論意義
大都市區邊緣區域是伴隨著我國城市化發展的進程而出現的。在旅遊產業發展方麵，大都市區受區位、城市形象和知名度、旅遊資源、城市經濟實力等因素的影響，多發展為高級別的旅遊地；而邊緣區的旅遊往往處於都市區的陰影之中，旅遊發展相對緩慢，形成旅遊熱點地區和冷點地區的差異。大都市區邊緣區域旅遊發展的相對滯後既限製了邊緣區的經濟發展，又製約了區域旅遊的整體競爭力，不利於區域旅遊的均衡發展。本書以都市邊緣區理論，中心—邊緣理論、增長極理論、點—軸係統理論，旅遊發展中的旅遊係統理論和大旅遊理論為指導，從大都市區邊緣區域自身發展的視角，深入剖析位於大都市邊緣傳統旅遊資源非優區的旅遊發展特點和發展道路。這一研究對於完善大都市區邊緣區域旅遊發展理論，豐富傳統旅遊資源非優區的類型，實現傳統旅遊資源非優區向現代旅遊資源富優區轉變，實現區域旅遊持續、健康、協調發展具有積極的理論指導意義。對於探索大都市區邊緣區域通過發展旅遊帶動當地經濟發展、縮小大都市區和邊緣區的經濟差距、實現大都市區和邊緣區的一體化發展具有重要的理論價值。
（二）現實意義
廊坊是京津之間的聯係通道和城市過渡地帶，同時也是京津兩大都市的共有邊緣區。受行政區劃、政績考核製度等因素的影響，京津廊區域一體化發展進程緩慢，廊坊地理區位上的優勢並未轉化為經濟發展優勢。同時，在大都市區及其邊緣區的旅遊發展過程中，大都市區作為國內外知名的旅遊目的地，享有強有力的市場號召力；而邊緣區的市場知名度和旅遊形象遠低於大都市，在旅遊發展中處於都市的陰影區之中。在我國大都市的邊緣還廣泛存在著此類城市，如北京、石家莊之間的涿州，廣州、深圳之間的東莞，上海、蘇州之間的昆山等。因此，如何在區域經濟一體化的趨勢下，探索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的旅遊發展路徑，探討其如何借助區位優勢、依托都市區龐大的旅遊需求、以現代休閑旅遊產品為引導、開拓休閑旅遊產業鏈條、構建現代休閑旅遊發展模式，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廊坊市地理區位以及傳統旅遊資源非優的特點，對於大都市邊緣其他類似區域的旅遊發展模式選擇具有重要的借鑒意義。同時，為京津廊地區以旅遊為突破口，實現區域旅遊一體化和區域經濟一體化提供決策參考。
第二節相關研究進展
一、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研究述評
（一）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的提出
進入20世紀以來，國外大城市不斷膨脹，在核心城市以外形成了與城市密切相關的區域。對於這些區域的界定有多種術語，如邊緣區、內緣區、鄉村—城市邊緣區、城市影響區、城市遠郊區等。1936年，德國地理學家赫伯特·路易斯（HerbertLouis）在研究柏林城市地域結構時首次將柏林城市周邊的鄉村地區稱為城市邊緣帶。1942年，威爾文（Wahrwein）指出邊緣區是“明顯的工業用地與農業用地的轉變地帶”。同年，安德魯斯（Andrews）進一步指出城市帶是鄉村—城市邊緣的一部分。20世紀50年代，奎恩（Queen）和托馬斯（Thomas）將核心城市外圍與城市密切相關的地域稱為大城市區，並將其地域結構分解為內城區、城市邊緣區和城市腹地3部分。60年代，果勒傑（Golledge）、威錫克（Wissink）分別將大城市邊緣區域稱為“無人地域”、“大變異地區”。科曾（Cozen）對邊緣區繼續深入研究，關注這一區域變化和增長過程，並對繼之而來的居住帶的形成進行了探討。威迪漢德（Whitehand，1967）研究了邊緣區的3個環帶以及位於其間的居住區結構。普裏奧將大城市邊緣區域界定為“一種在土地利用、社會和人口特征等方麵發生變化的地帶，它是位於連片建成區和郊區以及幾乎完全沒有非農業住宅、非農業占地和非農業土地利用的純農業腹地之間的土地利用轉換地區”。對於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的範圍，魯斯旺認為一般是城市建成區外10公裏左右的環城地帶；巴特爾姆克斯（PeterBartelmces）認為城市邊緣區是距離城市核心8～15公裏的範圍；伯裏安特（Bryant）認為城市邊緣區是城市向外延伸6～10英裏；約翰·弗裏德曼（JohnFriedmann）認為城市周圍約50公裏的地域為城市邊緣區，其中內緣區10～15公裏，外邊緣區延伸25～50公裏。
國內對城市邊緣地帶的界定，使用了多種術語，如城市邊緣區（顧朝林，1994、1995；吳良鏞，1996）、城鄉交錯帶（陳佑啟，1995、1996）、郊區（韓光輝等，1984）、城鄉結合部（嚴重敏，1989）等。在上述術語中，廣為認同的是國內學者顧朝林提出的城市邊緣區這一概念，與國際上的urbanfringe相對應，揭示了城市外緣地帶的特征。顧朝林（1994）最早對城市邊緣區進行研究，提出城市邊緣區是城市建成區的外圍地帶，是城市郊區化和鄉村城市化的熱點地區，其內邊界應以城市建成區基本行政區單位，即街道為界，外邊界以城市物質要素（如工業、居住、交通、綠地等）擴散範圍為限，其功能具有城郊二重性。吳良鏞（1996）認為“城市與鄉村的交接地區，即位於城市和鄉村之間的過渡地區，也稱為城市邊緣區。這本是客觀存在的，但由於它處於多個行政管理界限的邊緣，過去是個四不管地區”。楊山（1998）認為城市邊緣區的邊界隨城市規模、輻射強度以及城鄉關係而變化，應從行政、功能、景觀3種形式劃分邊緣界限。
對都市邊緣區範圍的界定，在定性分析的同時，學者們采取了定量方法進行研究，主要方法有人口密度梯度法（顧朝林，1995）、斷裂點法（陳佑啟，1996；錢紫華，2006）、遙感技術分析法（程連生，1995；方曉，1999）等。
綜合上述國內外學者對城市邊緣區的界定，城市邊緣區主要是指那些緊鄰城區的不連續的地域實體，它們本身是城市空間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我國城市化的快速推進，城市擴張勢在必行，大城市周邊地區將會出現地域規模更為廣闊的城市邊緣地帶（班茂盛等，2007）。關於城市邊緣區的邊界，多數學者將城市行政區界作為邊界。隨著我國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邊緣區域也將逐步擴大，突破行政界限，將位於城市外圍、空間上緊密相鄰的區域納入其中。吳良鏞等（2006）在分析北京地區空間發展時明確提出北京的發展不應局限於行政範圍，而應加強與跟京津發展緊密關聯的外圍區域的合作，通過跨界城市建設合作，促進邊緣區域的發展。結合我國城市化發展的現實，城市邊緣區的範圍也將擴展至那些緊鄰大城市的外圍區域，它們處於都市行政界限的邊緣，行政上不屬於大城市，但其經濟發展、土地利用等受大城市影響非常密切。
（二）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的空間結構及空間演化研究
空間結構是城市邊緣區研究中的重要內容，國外學者對此有較多探討。
1947年，迪克森（Dickinson）提出城市邊緣區域空間分布的同心圓結構，城市土地利用結構由內向外依次為中心地帶、中間地帶、邊緣地帶等。1963年，塔菲（Taaffe）提出城市地域理想結構模式，包括中央商務區、中心邊緣區、中間帶、外緣帶和近郊區5部分。1975年，盧斯沃姆（Russwurm）通過對城市邊緣區和城市影響區的研究，將其分為城市核心區、邊緣區、影響區、鄉村腹地4部分。1981年，穆勒（Muller）構建了大城市空間結構模式，即由衰落的中心城市、內郊區、外郊區、城市邊緣區組成的同心圓結構。安卓普（Antrop，2000a）認為城市的內部空間結構呈同心球（concentricspheres）狀，在城市化的過程中圍繞中心城市形成了不同的影響球；在城市的邊緣，形成了兼具城市和鄉村特征的城鄉帶（rurbanfringe），城鄉帶可分為內緣帶（inner fringe）和外緣帶（outerfringe）兩種類型。
國內學者中，顧朝林（1995）等按照城鄉相似程度，將城市邊緣區分為內緣區和外緣區兩個層次。塗人猛（1991）將城市邊緣區劃分為內層邊緣區、中層邊緣區和外層邊緣區3個層次，並以武漢市為例研究了城市邊緣區的空間結構。大城市邊緣區的空間結構演變是城市經濟活動、交通條件、區位條件、人口因素、國家政策和社會心理等多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顧朝林，1995；臧淑英，1998）。楊山（1998）分析了城市邊緣區空間分布三大規律，即受城市影響，用地類型有序遞變，工業成為邊緣區經濟發展的重要產業；人口地域結構差異明顯；形成了依附城市、各具特色的小城鎮。在此基礎上，分析了邊緣區空間動態演化機製。
安卓普（Antrop，2000b）提出在城市化過程中，鄉村和自然的景觀逐步轉變為城市和工業景觀，受鄉村的自然條件以及交通便利性的影響，在城市周邊形成了星形的空間結構；城市化最初沿主幹道擴展，隨著城市擁堵現象的發生，在城市的周邊建立起新的高速道路，刺激了邊緣區域的商業、工業活動的發展。崔功豪等（1990）提出蘇南地區城市邊緣區的空間擴展隨經濟發展的周期性波動而變化的特點，經濟發展導致邊緣區的擴展也表現出相似特征，存在加速期、減速期、穩定期3種變化形態。武進（1990）認為工業用地的擴展是大城市邊緣區發展的先導因素，此外，經濟、自然等因素均會影響邊緣區的空間擴展過程。當國民生產總值達到一定水平後，文化將是影響城市邊緣區空間結構演變的主要因素。顧朝林等（1995）分析了我國城市邊緣區空間增長的3種途徑：郊區城市化、鄉村城市化和衛星城建設，提出了城市邊緣區通過軸向擴展和外向擴展實現城市化的擴展路徑，在此基礎上，總結出大城市邊緣區地域分布與職能演化規律、由內向外逐漸推移規律、指狀生長—充填—蔓延空間擴展規律以及輪形團塊—分散組團—帶形城市空間演化規律。楊新剛（2006）以合肥市為例，提出了城市邊緣區軸向延展式、片狀蔓延式、跳躍膨脹式3種空間擴展模式。朱振國以南京江寧區為例，分析了邊緣區城市化的驅動機製，並提出邊緣區城市化發展的模式。國內外學者對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的空間結構和空間演進進行了理論和實證的探討，對於大都市區邊緣區域的空間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理論指導和研究視角。
二、大都市區邊緣區域旅遊研究述評
（一）環城遊憩帶的內涵、形成、結構及範圍
1.環城遊憩帶的提出
隨著城市化進程的加快，城市不斷向外圍擴散，在城市的外圍形成了以大都市為中心的環城分布的圈層布局結構。早期的綠帶可以被看做是環城遊憩帶的雛形。17世紀，威廉·佩蒂（WilliamPetty）首次提出“綠帶”概念。1826年，約翰·魯頓（JohnLoudon）編製倫敦規劃時提到城市環形發展的概念。20世紀初，愛本澤·霍華德（EbenezerHoward）提出把倫敦建造成“花園城市”的理念，在倫敦的外圍建設綠帶以限製倫敦的城市擴張（Hall，1973；Munton，1983）。奧斯本（Osborn，1969）將綠帶定義為“環繞部分大都市建成區或大城市區的狹長公園用地帶”。阿瑪蒂（Amati，2006）則用“環繞城市建築區以限製其發展的地帶”來定義綠帶。唐柏森（TangBosin，2007）認為香港的綠帶是香港城市發展的過渡帶，其早期的綠帶建設成為環城的遊憩空間。在1938年，英國環城綠帶法明確了“環城綠帶”的概念。20世紀80年代，前蘇聯學者普列奧布拉斯基注意到城市周邊的遊憩地帶，認為城市周邊遊憩地帶的發展是對城市化進程的一種彌補。麥基尼茲（Mckenzie）談及城郊旅遊現象。韋弗（Weaver）提出城市居民出遊的同心圈層結構。鮑爾（Ball）觀察到，在大倫敦的外圍形成了環形的遊憩地帶。
環城遊憩帶是一種特殊的城市郊區旅遊開發空間結構。鄒吉林（1990）在研究成都地區的旅遊區劃時，提出城市周圍的環狀區空間形態。陳傳康（1996）觀察到隨著假日的增多、大禮拜製的實行、高速公路的發展、特快旅遊列車的開通以及電訊交流的便捷，城市郊區旅遊與城市周邊旅遊和短線區域旅遊出現重合，提出應在城市周邊地區開拓相應的康體休閑旅遊。上述研究注意到了城市周邊的遊憩功能及環狀結構，但並未明確使用環城遊憩帶的概念。1998年，吳必虎在其博士後出站報告中首次提出這一概念。1999年，李九全在研究西安時提出環城風景區的概念，指出它是以城牆為主體，以城河、林帶、環城路為依托形成的立體景觀帶。2001年，吳必虎進一步完善了環城遊憩帶的概念，他認為在大都市的郊區，出現了以城市居民為主，並拉動相當數量外來旅遊者參與的遊憩活動和支持這種活動的遊憩設施及遊憩土地利用，除部分地發生於城市內部空間，更多地推向城市郊區，出現了環繞城市外圍、處於近城鄉鎮景觀之中、與中心城市交通聯係便捷以及具有觀光、休閑、度假、娛樂、康體、運動、教育等不同功能的遊憩活動空間，稱為環城遊憩帶。郭魯芳等（2008）從體驗經濟的角度對環城遊憩帶賦予新的內涵，提出環城遊憩帶是以城市旅遊、城市休閑產業為依托，以關注遊憩者體驗為內核，借助政策導向和市場培育，逐漸發育而成的新型體驗場，是以城市郊區和城際生態交錯區、特定區域合圍為主要目的地以提供本地居民和外來遊客出遊、休憩的新型場所，是具有一定深度和不同半徑的圈層形環狀區間帶，是一種改造城市遊憩空間的有效方式。環城遊憩帶的發育具有兩大特征，即核特征和多元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