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輯】
臘葉
燈下看《雁門集》，忽然翻出一片壓幹的楓葉來。
這使我記起去年的深秋。繁霜夜降，木葉多半凋零，庭前的一株小小的楓樹也變成紅色了。
我曾繞樹徘徊，細看葉片的顏色，當它青蔥的時候是從沒有什麼注意的。它也並非全樹通紅，最多的是淺絳，有幾片則在緋紅地上，還帶著幾團濃綠。一片獨有一點蛀孔，鑲著烏黑的花邊，在紅、黃和綠的斑駁中，明眸似的向人凝視。我自念：這是病葉嗬！便將它摘了下來，夾在剛才買到的《雁門集》裏。大概是願使這將墜的被蝕而斑斕的顏色，暫得保存，不即與群葉一同飄散罷！
但今夜它卻黃蠟似的躺在我的眼前，那眸子也不複似去年一般灼灼。假使再過幾年，舊時的顏色在我記憶中消去，怕連我也不知道它何以夾在書裏麵的原因了。將墜的病葉的斑斕，似乎也隻能在極短時中相對，更何況是蔥鬱的呢！看看窗外，很能耐寒的樹木也
早經禿盡了；楓樹更何消說得。當深秋時，想來也許有和這去年的模樣相似的病葉的罷！但可惜我今年竟沒有賞玩秋樹的餘閑。
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語絲》周刊第六十期。)
一覺
飛機負了擲下炸彈的使命，像學校的上課似的，每日上午在北京城上飛行。每聽得機件搏擊空氣的聲音，我常覺到一種輕微的緊張，宛然目睹了“死”的襲來，但同時也深切地感著“生”的存在。
隱約聽到一二爆發聲以後，飛機“嗡嗡”地叫著，冉冉地飛去了。也許有人死傷了罷！然而天下卻似乎更顯得太平。窗外的白楊的嫩葉，在日光下發烏金光，榆葉梅也比昨日開得更爛漫。收拾了散亂滿床的日報，拂去昨夜聚在書桌上的蒼白的微塵，我的四方的小書齋，今日也依然是所謂“窗明幾淨”。
因為或一種原因，我開手編校那曆來積壓在我這裏的青年作者的文稿了；我要全都給一個清理。我按照作品的年月看下去，這些不肯塗脂抹粉的青年們的魂靈便依次屹立在我眼前。他們是綽約的，是純真的，——阿，然而他們苦惱了，呻吟了，憤怒，而且終於粗暴了，我的可愛的青年們！
魂靈被風沙打擊得粗暴，因為這是人的魂靈，我愛這樣的魂靈；我願意在無形無色的鮮血淋漓的粗暴上接吻。飄渺的名園中，奇花盛開著，紅顏的靜女正在超然無事地逍遙，鶴唳一聲，白雲鬱然而起……。這自然使人神往的罷，然而我總記得我活在人間。
我忽然記起一件事：兩三年前，我在北京大學的教員預備室裏，看見進來了一個並不熟識的青年，默默地給我一包書，便出去了，打開看時，是一本《淺草》。就在這默默中，使我懂得了許多話。阿，這贈品是多麼豐饒嗬！可惜那《淺草》不再出版了，似乎隻成了《沉鍾》的前身。那《沉鍾》就在這風沙澒洞中，深深地在人海的底裏寂寞地鳴動。
野薊經了幾乎致命的摧折，還要開一朵小花，我記得托爾斯泰曾受了很大的感動，因此寫出一篇小說來。但是，草木在幹旱的沙漠中間，拚命伸長他的根，吸取深地中的水泉，來造成碧綠的林莽，自然是為了自己的“生”的，然而使疲勞枯渴的旅人，一見就怡然覺得遇到了暫時息肩之所，這是如何的可以感激，而且可以悲哀的事！？
《沉鍾》的《無題》——代啟事——說：“有人說：我們的社會是一片沙漠。——如果當真是一片沙漠，這雖然荒漠一點也還靜肅；雖然寂寞一點也還會使你感覺蒼茫。何至於像這樣的混沌，這樣的陰沉，而且這樣的離奇變幻！”
是的，青年的魂靈屹立在我眼前，他們已經粗暴了，或者將要粗暴了，然而我愛這些流血和隱痛的魂靈，因為他使我覺得是在人間，是在人間活著。
在編校中夕陽居然西下，燈火給我接續的光。各樣的青春在眼前一一馳去了，身外但有昏黃環繞。我疲勞著，捏著紙煙，在無名的思想中靜靜地合了眼睛，看見很長的夢。忽而驚覺，身外也還是
環繞著昏黃；煙篆在不動的空氣中上升，如幾片小小夏雲，徐徐幻
出難以指名的形象。
一九二六年四月十日。（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九日《語絲》周刊第七十五期。)
怎麼寫
——夜記之一
今年不大寫東西，而寫給《莽原》的尤其少。我自己明白這原因。說起來是極可笑的，就因為它紙張好。有時有一點雜感，仔細一看，覺得沒有什麼大意思，不要去填黑了什麼潔白的紙張，便廢然而止了。好的又沒有。我的頭裏是如此地荒蕪、淺陋、空虛。
可談的問題自然多得很，自宇宙以至社會國家，高超的還有文明、文藝。古來許多人談過了，將來要談的人也將無窮無盡。但我都不會談。記得還是去年躲在廈門島上的時候，因為太討人厭了，終於得到“敬鬼神而遠之”式的待遇，被供在圖書館樓上的一間屋子裏。白天還有館員、釘書匠、閱書的學生，夜九時後，一切星散，一所很大的洋樓裏，除我以外，沒有別人。我沉靜下去了。
寂靜濃到如酒，令人微醺。望後窗外骨立的亂山中許多白點，是叢
塚；一粒深黃色火，是南普陀寺的琉璃燈。前麵則海天微茫，黑絮一般的夜色簡直似乎要撲到心坎裏。我靠了石欄遠眺，聽得自己的心音，四周還仿佛有無量悲哀，苦惱，零落，死滅，都雜入這寂靜中，使它變成藥酒，加色，加味，加香。這時，我曾經想要寫，但是不能寫，無從寫。這也就是我所謂“當我沉默著的時候，我覺得充實，我將開口，同時感到空虛”。
莫非這就是一點“世界苦惱”麼？我有時想。然而大約又不是的，這不過是淡淡的哀愁，中間還帶些愉快。我想接近它，但我越想，它卻越渺茫了，幾乎就要發現僅隻我獨自倚著石欄，此外一無所有。必須待到我忘了努力，才又感到淡淡的哀愁。
那結果卻大抵不很高明。腿上鋼針似的一刺，我便不假思索地用手掌向痛處直拍下去，同時隻知道蚊子在咬我。什麼哀愁，什麼夜色，都飛到九霄雲外去了，連靠過的石欄也不再放在心裏。而且這還是現在的話，那時呢，回想起來，是連不將石欄放在心裏的事也沒有想到的。仍是不假思索地走進房裏去，坐在一把唯一的半躺椅——躺不直的藤椅子上，撫摩著蚊喙的傷，直到它由痛轉癢，漸漸腫成一個小疙瘩。我也就從撫摩轉成搔，掐，直到它由癢轉痛，比較地能夠打熬。
此後的結果就更不高明了，往往是坐在電燈下吃柚子。
雖然不過是蚊子的一叮，總是本身上的事來得切實。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也隻能寫一些這類小事情，而還萬不能寫得正如那一天所身受的顯明深切。而況千叮萬叮，況且一刀一槍，那是寫不出來的。
尼采愛看血寫的書。但我想，血寫的文章，怕未必有吧！文章總是墨寫的，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跡。它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更直截分明，然而容易變色，容易消磨。這一點，就要任憑文學逞
能，恰如塚中的白骨，往古來今，總要以它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
的輕紅似的。
能不寫自然更快活，倘非寫不可，我想，就是隨便寫寫吧！橫豎也隻能如此。這些都應該和時光一同消逝，假使會比血跡永遠鮮活，也隻足證明文人是僥幸者，是乖角兒。但真的血寫的書，當然不在此例。
當我這樣想的時候，便覺得“寫什麼”倒也不成什麼問題了。
“怎樣寫”的問題，我是一向未曾想到的。初知道世界上有著這一個問題，還不過兩星期之前。那時偶然上街，偶然走進丁卜書店去，偶然看見一疊《這樣做》，便買取了一本。這是一種期刊，封麵上畫著一個騎馬的少年兵士。我一向有一種偏見，凡書麵上畫著這樣的兵士和手捏鐵鋤的農工的刊物，是不大去涉略的，因為我總疑心它是宣傳品。發抒自己的意見，結果弄成帶些宣傳氣味了的伊孛生等輩的作品，我看了倒並不發煩。但對於先有了“宣傳”兩個大字的題目，然後發出議論來的文藝作品，卻總有些格格不入，那不能直吞下去的模樣，就和雒誦教訓文學的時候相同。
但這《這樣做》卻又有些特別，因為我還記得日報上曾經說過，是和我有關係的。也是凡事切己，則格外關心的一例罷！我便再不怕書麵上的騎馬的英雄，將它買來了。回來後一檢查剪存的舊報，還在的，日子是三月七日，可惜沒有注明報紙的名目，但不是《民國日報》，便是《國民新聞》，因為我那時所看的隻有這兩種。下麵抄一點報上的話：
“自魯迅先生南來後，一掃廣州文學之寂寞，先後創辦者有《做什麼》、《這樣做》兩刊物。聞《這樣做》為革命文學社定期出版物之一，內容注重革命文藝及本黨主義之宣傳。……”
開首的兩句話有些含混，說我都與聞其事的也可以，說因我
“南來”了而別人創辦的也通。但我是全不知情。當初將日報剪
存，大概是想調查一下的，後來卻又忘卻，擱下了。現在還記得《做什麼》出版後，曾經送給我五本。我覺得這團體是共產青年主持的，因為其中有“堅如”，“三石”等署名，該是畢磊，通信處也是他。他還曾將十來本《少年先鋒》送給我，而這刊物裏麵則分明是共產青年所作的東西。果然，畢磊君大約確是共產黨，於四月十八日從中山大學被捕。據我的推測，他一定早已不在這世上了，這看去很是瘦小精幹的湖南的青年。
《這樣做》卻在兩星期以前才見麵，已經出到七八期合冊了。第六期沒有，或者說被禁止，或者說未刊，莫衷一是，我便買了一本七八合冊和第五期。看日報的記事便知道，這該是和《做什麼》反對，或對立的。我拿回來，倒看上去，通訊欄裏就這樣說：“在一般CP氣焰盛張之時……而你們一覺悟起來，馬上退出CP，不隻是光退出便了事，尤其值得CP氣死的，就是破天荒的接二連三的退出共產黨登報聲明。……”那麼，確是如此了。
這裏又即刻出了一個問題。為什麼這麼大相反對的兩種刊物，都因我“南來”而“先後創辦”呢？這在我自己，是容易解答的：因為我新來而且灰色。但要講起來，怕又有些話長，現在姑且保留，待有相當的機會時再說罷！
這回且說我看《這樣做》。看過通訊，懶得倒翻上去了，於是看目錄。忽而看見一個題目道：《鬱達夫先生休矣》，便又起了好奇心，立刻看文章。這還是切己的瑣事總比世界的哀愁關心的老例，達夫先生是我所認識的，怎麼要他“休矣”了呢？急於要知道。假使說的是張龍趙虎，或是我素昧平生的偉人，老實說吧，我決不會如此留心。
原來是達夫先生在《洪水》上有一篇《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說這一次的革命是階級鬥爭的理論的實現，而記者則以為是民族革
命的理論的實現。大約還有英雄主義不適宜於今日等類的話吧！所
以便被認為“中傷”和“挑撥離間”，非“休矣”不可了。
我在電燈下回想，達夫先生我見過好幾麵，談過好幾回，隻覺他穩健和平，不至於得罪於人，更何況得罪於國。怎麼一下子就這
麼流於“偏激”了？我倒要看看《洪水》。
這期刊，聽說在廣西是被禁止的了，廣東倒還有。我得到的是第三卷第二十九至第三十二期。照例的壞脾氣，從第三十二期倒看上去，不久便翻到第一篇《日記文學》，也是達夫先生作的，於是便不再去尋《在方向轉換的途中》，變成看談文學了。我這種模模糊糊的看法，自己也明知道是不對的，但“怎麼寫”的問題，卻就出在那裏麵。
作者的意思，大略是說凡文學家的作品，多少總帶點自敘傳的色彩的，若以第三人稱來寫出，則時常有誤成第一人稱的地方。而且敘述這第三人稱的主人公的心理狀態過於詳細時，讀者會疑心這別人的心思，作者何以會曉得得這樣精細？於是那一種幻滅之感，就使文學的真實性消失了。所以散文作品中最便當的體裁，是日記體，其次是書簡體。
這誠然也值得討論的。但我想，體裁似乎不關重要。上文的第一缺點，是讀者的粗心。但隻要知道作品大抵是作者借別人以敘自己，或以自己推測別人的東西，便不至於感到幻滅，即使有時不合事實，然而還是真實。其真實，正與用第三人稱時或誤用第一人稱時毫無不同。倘有讀者隻執滯於體裁，隻求沒有破綻，那就以看新聞記事為宜，對於文藝，活該幻滅。而其幻滅也不足惜，因為這不是真的幻滅，正如查不出大觀園的遺跡，而不滿於《紅樓夢》者相同。倘作者如此犧牲了抒寫的自由，即使極小部分，也無異於削足適履的。
第二種缺陷，在中國也已經是頗古的問題。紀曉嵐攻擊蒲留仙的《聊齋誌異》，就在這一點。兩人密語，決不肯泄，又不為第
三人所聞，作者何從知之？所以他的《閱微草堂筆記》，竭力隻寫
事狀，而避去心思和密語。但有時又落了自設的陷阱，於是隻得以
《春秋左氏傳》的“渾良夫夢中之噪”來解嘲。他的支絀的原因，是在要使讀者信一切所寫為事實，靠事實來取得真實性，所以一與事實相左，那真實性也隨即滅亡。如果他先意識到這一切是創作，即是他個人的造作，便自然沒有一切障礙了。
一般的幻滅的悲哀，我以為不在假，而在以假為真。記得年幼時，很喜歡看變戲法，猢猻騎羊，石子變白鴿，最末是將一個孩子刺死，蓋上被單，一個江北口音的人向觀眾裝出撒錢模樣道：Huazaa！Huazaa！大概是誰都知道，孩子並沒有死，噴出來的是裝在刀柄裏的蘇木汁，Huazaag 一夠，他便會跳起來的。但還是出神地看著，明明意識著這是戲法，而全心沉浸在這戲法中。萬一變戲法的定要做得真實，買了小棺材，裝進孩子去，哭著抬走，倒反索然無味了。這時候，連戲法的真實也消失了。
我寧看《紅樓夢》，卻不願看新出的《林黛玉日記》，它一頁能夠使我不舒服小半天。《板橋家書》我也不喜歡看，不如讀他的《道情》。我所不喜歡的是他題了家書兩個字。那麼，為什麼刻了出來給許多人看的呢？不免有些裝腔。幻滅之來，多不在假中見真，而在真中見假。日記體、書簡體，寫起來也許便當得多罷，但也極容易起幻滅之感，而一起則大抵很厲害，因為它起先模樣裝得真。
《越縵堂日記》近來已極風行了，我看了卻總覺得他每次要留給我一點很不舒服的東西。為什麼呢？一是鈔上諭。大概是受了何焯的故事的影響的，他提防有一天要蒙“禦覽”。二是許多墨塗。寫了尚且塗去，該有許多不寫的罷？三是早給人家看，鈔，自以為一部著作了。我覺得從中看不見李慈銘的心，卻時時看到一些做作，仿佛受了欺騙。翻翻一部小說，雖是很荒唐、淺陋、不合理，倒從來不起這樣的感覺的。
聽說後來胡適之先生也在作日記，並且給人傳觀了。照文學進
化的理論講起來，一定該好得多。我希望他提前陸續的印出。
但我想，散文的體裁，其實是大可以隨便的，有破綻也不妨。做作的寫信和日記，恐怕也還不免有破綻，而一有破綻，便破滅到不可收拾了。與其防破綻，不如忘破綻。（本篇最初發表於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北京《莽原》半月刊第
十八、十九期合刊。)
在鍾樓上
——夜記之二
也還是我在廈門的時候，柏生從廣州來告訴我說，愛而君也在那裏了。大概是來尋求新的生命的吧，曾經寫了一封長信給委員，說明自己的過去和將來的誌望。
“你知道有一個叫愛而君的嗎？他寫了一封長信給我，我沒有
看完。其實，這種文學家的樣子，寫長信，就是反革命的！”有一天，K委員對柏生說。又有一天，柏生又告訴了愛而君，愛而君跳起來道：“怎麼……怎麼說我是反革命的呢？！”廈門還正是和暖的深秋，野石榴開在山中，黃的花——不知道
叫什麼名字——開在樓下。我在用花剛石牆包圍著的樓屋裏聽到這小小的故事，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正經的臉，愛而的活潑中帶著沉悶的年青的臉，便一齊在眼前出現，又仿佛如見當K委員的眉頭打結的麵前，愛而君跳了起來，——我不禁從窗隙間望著遠天失笑了。但同時也記起了蘇俄曾經有名的詩人，《十二個》的作者勃洛
克的話來：
“共產黨不妨礙作詩，但於覺得自己是大作家的事卻有妨礙。大作家者，是感覺自己一切創作的核心，在自己裏麵保持著規律的。”
共產黨和詩，革命和長信，真有這樣地不相容嗎？我想。
以上是那時的我想。這時我又想，在這裏有插入幾句聲明的必要：
我不過說是變革和文藝之不相容，並非在暗示那時的廣州政府是共產政府或委員是共產黨。這些事我一點不知道。隻有若幹已經“正法”的人們，至今不聽見有人鳴冤或冤鬼訴苦，想來一定是真的共產黨罷！至於有一些，則一時雖然從一方麵得了這樣的諡號，但後來兩方相見，杯酒言歡，就明白先前都是誤解，其實是本來可以合作的。
必要已畢，於是放心回到本題。卻說愛而君不久也給了我一封信，通知我已經有了工作了。信不甚長，大約還有被冤為“反革命”的餘痛罷！但又發出牢騷來：一，給他坐在飯鍋旁邊，無聊得很；二，有一回正在按風琴，一個漠不相識的女郎來送給他一包點心，就弄得他神經過敏，以為北方女子太死板而南方女子太活潑，不禁“感慨係之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