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別推薦
作者:吳樹
編者按: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迅猛發展,人們在物質生活豐富後精神文化需求開始升溫,國人的收藏意識也開始覺醒。近幾年,隨著媒體的介入,收藏熱愈演愈烈,文物收藏從有閑小眾的雅玩,發展為全國收藏的運動。一些利益集團也趁火打劫,不擇手段地忽悠老百姓,這也引發了屢禁不絕的造假和賣假熱。這些現象值得我們反思和關注。本文從全民收藏盤點、贗品製造和拍賣法三方麵介紹了當前收藏市場的狀況。希望更多人能夠借此擁有去偽存真的慧眼,不僅看清真假文物,也辨明人性的本來麵目。
一 全民收藏大盤點
別相信“盛世收藏”的鬼話,那隻是富人的遊戲,是禍害窮人的精神鴉片。曆來的大收藏家多半是“亂世英雄”,民國時期的張伯駒、“文革”時期的馬未都,就是人盡皆知的事例。都說文人禍國,編造此等鬼話又何止一處?有如“盛世修史”,誰讀過盛世“修”出來的真實史籍?強說“真史”,頂多不過是一部明星們搔首弄姿的“寫真集”罷了。
盡管偉大的數理家阿基米德遺憾地沒把最後一個圓圈畫在黃河文明地,盡管第三次世界科技革命的標誌物計算機也與我們的珠算革命失之交臂,但是這並不能說明我們這個民族在算術上低能。恰恰相反,數字代表了我們這個國度的生存智慧,甚至成為每一個公民在不同時代的榮辱標尺。
千百年來,擁有田地、房屋等財富的數字大小,決定著中國人的生存地位,富者為貴做主子,貧者為賤當奴才。
新中國成立之初,決定人們生存命運的數字第一次發生反向運動——擁有財富的數字越大越反動,城市裏的資本家、富商,農村裏的富農、地主,均淪落為新中國的專政對象。反之,誰最窮誰最革命,城市無產階級與農村裏的貧下中農成為革命的主力軍,翻身當了新中國的主人。
幾十年後,財富數字的政治含義再一次被逆向顛覆——“誰富誰光榮,誰窮誰狗熊!”萬元戶、億元戶,直至福布斯財富榜上的中國富豪,成為中國社會的新貴,他們用手裏的錢承包了地位和榮耀,讓那些世世代代渴望“均貧富”的農民與城市無業者眼裏滴血、心裏著火,不得不盲目地攀權比富。因為隻要有了錢就可以光宗耀祖,隻要有了錢就能夠過上和城裏人一樣的奢華生活。為此,身無分文的農村無產者們為了讓兒子風風光光地娶門好媳婦傳宗接代,為了使自己的房屋層高不輸鄰家的風水,為了成為光榮的“萬元戶”,隻有棄義圖財,舍命一搏去從事各種冒險活動,管他黑貓白貓,什麼行當來錢快就義無反顧地去幹什麼。
上世紀90年代成立的中國拍賣公司,為中國千千萬萬致富無門的普羅大眾打開了一扇暴利之窗。成交價一浪高過一浪的文物交易,鼓舞著城裏人爭先恐後地四處淘寶。由此,一輪空前曠世的全民收藏熱迅速在城鄉蔓延,給一些溫飽堪憂的農民帶來了千載難逢的天賜良機。為了滿足城裏人沒完沒了的淘寶熱,也為了滿足自己發家致富的欲望,一些人不惜掘墳盜墓、製假賣假,從祖宗的墳墓裏或玩弄城裏人的智能遊戲中,去攫取改變命運的第一桶金。隻要沒進班房,他們為此付出的成本幾乎為零。不幸的是,他們用零成本去與城市收藏者博弈,但卻真真切切地讓中國社會整體去為之埋單。下麵一組數字可以佐證:
近30年,中國境內集結了收藏大軍8000餘萬人(中國收藏家協會估計有1億收藏者)、盜墓大軍約10萬人(社科院學者觀點,《今日美國報》刊載。官方指出此數據不實,偏多。民間說此數據不全麵,偏少)。
近30年,出土、散落的地上地下文物約4億件以上(以8000萬收藏者為基數,平均每人藏有6件出土文物計算。在記者的調查對象當中,個人收藏的此類文物遠遠超出此數。典型案例讀者可以參考本書第一、第七章相關內容)。
近30年,被盜掘、基建私分古墓約200萬座以上(筆者根據民間收藏數字保守推算。2005年國家文物局公布被盜古墓20萬座,民間普遍認為遠遠不止,考古工作者則強調“十墓九空”)。
近30年,走私出境文物約6000萬件左右(按照海關5%抽查扣留數和海關人員“查一漏十”的說法計算。官方數據不詳,民間普遍認為上億)。
近30年,流散民間的文物數量約為全國博物館(國營)藏品總數的33倍。走私出境的文物數量約為40座北京故宮的館藏。
時至今日,中國境內文物市場整體違法,占人口總數0.5%以上的中國公民涉嫌非法文物交易罪或商業欺詐罪(全國現有各類古玩市場3000多處,商鋪近100萬家,從事文物走私、製假、販賣活動的人數約200萬以上。記者調查證實:絕大部分市場的經營項目除去贗品就是“三盜”文物,交易雙方均觸犯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製假賣假者觸犯《消費者權益保護法》)。
這一組觸目驚心的數字後麵,還隱藏有什麼社會隱情嗎?我們不妨繼續探尋。
這一輪斂古搏富的全民收藏運動,到底讓誰發財了、致富了?
我曾向許多專家學者請教過這個問題,他們不約而同地告訴我:“農民發財致富了,用自仿的假文物去實現對富人們的財富再分配!”
那部分以身試法的農民們果真致富了嗎?我調查發現,除極少數動手早、運氣好的人掙了大票子,成為農村新貴之外,一些靠盜墓、製假為生而又沒有後台保護傘的農民,有的被判刑入獄,一點可憐的家產也被罰沒。有的就算僥幸逃脫法律製裁,頂多也隻是填飽了肚子、蓋了間房子、生了個兒子,而這些本來就該屬於他們的基本生存權,還是建立在千千萬萬普通收藏者上當受騙、傾家蕩產的痛苦之上。
那麼,這幾十年收藏市場上的巨額資金究竟流進了誰的口袋裏呢?這一輪起勢於改革初期的全民收藏運動,的確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形成了若幹利益集團。最具代表性的有兩類人:一類是擁有足夠金融資本的文物藝術品投機商,為顯性富人;另一類是貪官汙吏,為隱性富人。這兩類人躉藏的物品無論真假,也無論出處,都可以成為他們欺行霸市、賺取暴利的籌碼。因為他們借助用金錢或權力建立起來的“絕對威望”,壟斷了文物藝術品價值和價格上的話語權,隻需將自己的藏品進行二次包裝後送上大拍賣場,便能夠創造出農民們想都不敢想的巨額暴利——農民們幾百、幾千元賣給他們的真假文物,到了他們手裏,便可以拍出幾十萬、幾百萬,甚至上千萬的天價——這,就是至高無上的資本與權力的力量!
全民收藏究竟給我們這個轉型社會
帶來了什麼?
從物質層麵上看,持續近30年的全民收藏運動,是一場招搖文化反文化、披掛傳統反傳統的“金錢秀’,它直接導致了我國的文物資源危機。前幾天,故宮博物院著名文物專家耿寶昌先生跟我交談時說:“億民炒古玩,曆史文物全玩完!”雖是一句玩笑話,卻道出了全民收藏的“盛況”實景。由於遊戲參與者的貪婪,我們幾千年存留下來的地下文化寶藏被盜掘殆盡,即便有些文物被民間人士收藏,但由於黑市流通頻繁、原始信息丟失,導致這些文物真假莫辨、無據可考,幾乎全部變成時代不清、背景模糊、失去根係的純工藝品,喪失了應有的曆史研究價值。許多珍貴文物甚至在交易過程中破損毀壞,帶著它們豐富的曆史信息與可供人類解讀自身的密碼,永遠消失在我們的視野之中。
從精神層麵上看,經過這幾十年的瞎折騰,中國人好古藏古的傳統文化誌趣和收藏品位,已被現代文物投機者的滿身“銅臭氣”嚴重浸淫,收藏活動早已成為一種純粹的投資項目,伴之而來的知法犯法、投機詐騙盛行於市,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
再從文化層麵上看,全民收藏運動從一開始就偏離了文化軌道。
溯本追源,中國人的收藏習慣始於新石器時期,向下延續數千年之久,主要經曆過神(巫)權文化、王權文化、士大夫文化、儒雅文化四個收藏階段。
在新石器時代的遺址中,一些疑似巫師或部落首領的墓穴裏,呈放著許多死者生前喜愛的陪葬品,如紅山、良渚、龍山、齊家等文化時期的玉器,大地灣、仰韶、馬家窯文化的彩陶器。那些精美的藏品從造型到紋飾,無不體現出擁有者對天地神靈的崇拜與敬仰,我們至今還能通過那些神器感悟到我們原始先祖莊嚴的文化誌趣。
從商周奴隸主與秦漢帝王將相的墓穴裏出土的青銅器、玉器,則讓我們在天地人神等文化傳承物之外,又看到了一種新出現的封建等級文化的影子——陪葬品的種類、器型、大小、紋飾、數量等等,成為當朝收藏者權力爵位的象征,也給後世收藏者留下思辨曆史的無限空間。
從宋代開始,隨著出版物和書院的增多,文化普及麵增寬,文人墨客大量湧現,故六朝字畫、當代名人墨寶以及文房用具,皆成為士大夫和其他儒雅之士競相追逐的收藏品,此風一直延續到清代,尤其是乾隆時期至甚,可謂數代風流收藏事,皆為修性兼養身!
到了晚清、民國,雖說世道不濟、民不聊生,一些達官貴族和破落大戶會變賣一些家傳藏品,北京、天津、上海等地也零星出現少量古董市場和專業古董商,但收藏者依舊還是一些視古如命的高端文化人群。有些文人誌士縱使家道衰敗、衣食堪憂,仍舊守身如玉,賣衣賣房不賣古董,足見藏者情操與誌向之高尚。龐元濟、吳湖帆、張伯駒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盡管以上各個時期的人們對於收藏品的文化認同和審美誌趣不盡相同,但有一點卻是共通的,即收藏者都保持著某種精神層麵上的追求,即便新石器時期的始祖也是如此。唯獨這一次全民收藏運動,自始至終都是建立在追求暴利的幻想之上,以至於在近億人的古玩市場上,幾乎隻見得到上家與下家,找不著幾個真正的收藏家。
是誰忽悠了億萬收藏大眾?
2010年,在各大拍賣公司秋拍火爆收官,眾多媒體大呼“中國藝術品拍賣進入億元時代”之時,筆者卻於料峭寒風中聽到了另外一個龐大的人群發出沉重的喘息聲——《中國民間收藏者橫店宣言》《中國民間收藏者北京宣言》相繼高調發布——此前作為文物藝術品市場主體存在的億萬收藏大眾,從財富春秋大夢中醒來後無奈地發現:自己已被手握金融資本的富豪們一腳踢出主流藝術品市場之外,幾十年耗盡心血收集的藏品,變成一堆堆真假莫辨的燙手山芋,從牙縫裏擠出來的全部投資竟然血本無歸!於是,他們憤怒了,開始以各種極端的方式發泄自己的不滿與絕望。或遷怒於文物專家,罵他們是“磚家”“騙子”,識不得自家的古珍國寶!或遷怒於政府,譴責有關當局是“大忽悠”,隻開放文物市場,卻從來沒有真正授予收藏者文物收藏權與交易權!
由此可見,所謂“藏寶於民”,無論對官方還是民間收藏者而言,都是一麵自欺欺人的空鏡子。對民間,你說你家藏百寶,那是自作多情,誰承認?專家說你那些國寶全是贗品!你給自己戴上“為國藏寶”的高帽子,《文物保護法》隻能授予你“非法收藏”的“光榮稱號”。殘酷吧?不要說合理不合理,這就是現實!對官方來說,你開放文物市場卻無能管理,你讚成“藏寶於民”卻無法辨偽存真,你放任全民收藏卻不能讓他們的藏品合法化,能不挨罵?能不馱埋怨?
究竟誰是騙子?誰是大忽悠?當然不是賣文物仿品的農民,更不是千千萬萬血本無歸的普通收藏者。從“誰最窮誰最革命”到“誰先富誰光榮”,一次次“數字革命”讓中國老百姓的命運成為社會輪盤上的骰子,隨著執盤者的意誌起落沉浮。特別在文化落後,教育資源匱缺的廣大農村,讓溫飽存憂的農民去領會“義當富貴則富貴,義當貧賤則貧賤”(朱熹《論語集注大全》)的聖人古訓,顯然多半是矯情。再說,又有誰真正在乎他們是否能用某種明晰的文化意識去掌控自己的行為與命運呢?
有人說,假若中國沒有出現拍賣公司,也許就不會有後麵發生的事;也有人說,即便有拍賣公司出現,沒有大麵積無序開放的古玩市場,也不會發展到全民收藏;還有人說,即便開放了古董市場,假若始終按照國家法律法規加強市場管理,也不會導致今天這種覆水難收的尷尬局麵。我們還可以繼續想象出更多的假若,但是通通於事無補。
曆史是什麼?是一場誰也無法更改與訂正的時空遊戲。一如今天的你我,即便身著西裝,手持iPhone穿越遠古,照樣隻能去茹毛飲血、搖尾傳情。即便早已預知明天的悲劇,現在該幹什麼蠢事還會義無反顧地去幹——因為今天就是今天,它意味著適時的誘惑無可抗拒!
二 暗訪紀實:中國古玩市場
整體違法
六下景德鎮,暗訪“官窯王”
暗訪時間:2010年5月上旬
暗訪地點:江西景德鎮
采訪人:吳樹(本書作者)、屈菡(《中國文化報》記者)
受訪人:多位明清官窯瓷器高仿達人
清明過後,雖然天氣轉暖,可大部分中國投資者還是一臉陰雲:國家統計局公布第一季度的GDP比上一年同期增長了11.9%,可是與之相對應的“國民經濟晴雨表”股市卻“跌跌不休”。與此同時,被稱作“國十條”的一紙公文,明確發出了遏製房價增長過快的信號,使得許多炒房者和購房者都戛然卻步,歇下手裏的資金。可就在這個時刻,兩年來一直走低穀的藝術品投資卻冷不丁躥熱。
4月,香港蘇富比春拍落幕,估價13億港元的逾2400件拍品總成交額接近20億港元,創香港蘇富比38年來最高總成交額紀錄;5月,中國嘉德春拍圓滿收官,6600餘件珍品上拍,總交易額達21.3億元,這是內地拍賣公司單季總成交額首次超越20億元;同月,北京華辰、北京誠軒共以5.6億人民幣的總成交額落槌,分別創下兩家公司曆史最高紀錄。
不管經濟是冷是熱,這年頭的媒體人總可以從任何一處有水流的地方跳下去,攪動一輪斂聚眼球的漩渦。各拍賣公司的春季拍賣剛結束,我天天都會接到新聞界同仁們的電話采訪,內容主要集中在一些天價拍品的真偽和相關內幕。好在我不用像年輕同仁們那樣為了趕發稿件,不得不依賴電話裏的分秒信息,在結束“元青花裝酒梅瓶”案的調查後,出於這本書的寫作需要,我開始對全國主要文物市場進行了為期半年多的明察暗訪。
《中國文化報》記者屈菡是個非常敬業的小姑娘,曾經多次發表過有關文物市場方麵的深度報道。這一次,她介入了我的前期調查,我的身份是“藝術品經紀人”,她的身份是做市場調查的經濟係大學生、我的外甥女。
我們的第一站是江西,這已經是我第六次對瓷都進行同一主題的調查了。從九江到景德鎮,一路上,屈菡隨我暗訪盜墓者、銷贓者、製假者……偷拍、偷錄、偷聽……小姑娘始終處在一種神秘、刺激的亢奮狀態。兩周後,她的調查報告出籠。
屈菡:被複原的官窯配方
暗訪人物:老敲
身份特征:從事製假20餘年的老匠人
暗訪地點:景德鎮市新都
打著購買高仿瓷的名義,我和“舅舅”吳樹老師拜訪了景德鎮造假業元老級的人物“老敲”(綽號)。走進他位於樊家井的家,我暗自吃驚:一座三層小洋樓在周圍平房中很是顯眼,院子裏擺滿了各種“朝代”、不同器型的瓷器,幾場春雨過後,件件被衝刷得鋥新瓦亮。
樓房一層是燒製瓷器的車間,除了室內部分,院子裏還搭起了一個近100平方米的臨建房。房子的一角堆放著數十袋燒製瓷器的瓷土,老敲正在用秤稱量各種配料的重量。另外半間擺滿了不同器型、尚未燒製的瓷坯,有的已經畫上了圖案隻等上釉。中間安置的是燒瓷用的氣窯,這種窯爐是近些年經過改良的,從燒煤變成了用天然氣,據說這一技術的運用使景德鎮的空氣環境大為改善。窯爐裏火勢正旺,有一批客戶定製的仿清代雍正年間的筆筒正在燒製中。房間一角的打釉機一直轉個不停,轟鳴聲不絕於耳。
說起自己的仿瓷,老敲的自信從眼神、嘴角以及每一個動作中毫不掩飾地流露出來。“你能仿什麼時期的瓷器?”記者開門見山。
“隻要你拿來樣品,什麼時期的都能仿。”老敲說。他還告訴我們,2005年和2006年他主要仿製元青花,那時候賣得很好,也很好做,工藝要求低,青料燒出點鐵鏽斑冒充蘇麻離青就行。後來元青花不好賣了,便改燒明清官窯。接下來明清官窯做的人也多了,而且那些年輕人腦瓜靈活、做事果斷,我們從腦力、體力上都拚不過他們,於是就幹脆改做一些明清民窯器物。
“這些高仿瓷能通過儀器檢驗嗎?”記者進一步試探他的自信度以及他的作假手段。
“我做的東西最不怕儀器測試!”老敲口氣很大,“大多測試是檢驗瓷器的足底,分析瓷胎成分,看和老瓷是不是一致。我的東西完全是按傳統的二元配方來搞的,而且原料就采自古代取料的老坑。像做瓷胎用的磁石就是安徽祁門太後坑的,是慈禧太後時期挖過的;高嶺土是從附近的高嶺村買來的,100多塊錢一袋。當地政府不讓賣,村民就趁著晚上挖土、裝車,我家裏存了幾百斤,這些成分和當年都是一樣的。釉也是買最貴的,一斤釉料就要3600塊錢,發色絕對好。
“還有一些專家檢測看瓷器釉麵下的氣泡,這更好搞了。古代的窯爐是用柴燒的,溫度不均勻,所以瓷器上會出現大小不均勻的氣泡。現在燒瓷一般用天然氣,溫度均勻,但是我可以通過調節放氣量來控製窯內溫度,關小幾分鍾,再放大幾分鍾,你想要大氣泡還是小氣泡,都能燒出來!你們看看——”
老敲一邊說一邊拉動身邊的電閘開關做演示:“如果前期用電,後期用木炭,燒出的效果會更接近古代柴窯的效果,再撒一把食鹽,釉麵會顯得更加肥潤一些。盡管高仿的活路我都會,但是成本更高,而我沒有過硬的通道,拍賣公司沒人,又沒有大客戶。現在我多是做中低仿品,你們北京幾家古玩市場有很多我做的東西……”
“畫功能過關嗎?那些年輕人的畫功能達到宮廷畫師的水準嗎?”想起幾個不到20歲的年輕人在樓上舞筆弄墨,記者質疑道。
“說實話,現在的畫師很少能達到宮廷畫師的水平,但是走市場絕對沒問題。以前呢,我們是把膠片印在瓷器上畫,可無形中畫麵就呆板了,線條也不流暢了。現在的高手怎麼畫?一件老東西擺在一邊,不用把瓷上的圖搞下來,而是把風格吃透,比如康熙時期的人物肚子都是大大的,臉是變形的,我就把這些風格畫出來,位置大概擺一下就可以了,很隨意的。專家鑒定隻要是運筆流暢,沒有照葫蘆畫瓢、遲疑不決的痕跡就好!”老敲說。
“您做舊的技術怎麼樣?”這是贗品生產的關鍵點之一。高仿瓷畢竟是新瓷,在燒製出來後釉麵呈現嶄新鋥亮狀,業內俗稱有“賊光”。怎樣去除這層賊光,並產生像曆經歲月打磨後的老瓷所具有的溫潤包漿,成了各路仿家著力突破的重點,也是蒙過業內行家的關鍵環節。
老敲依然胸有成竹:“早先我們用高錳酸鉀或氫氟酸泡,但這些藥水腐蝕程度太強了,不好控製,本來是仿清乾隆的東西,泡的時間長一點,看上去成了明代的東西,時間短了又成光緒的了,這個很頭疼。現在那些藥水已經過時了,我有兩個朋友請人配製了專用秘方,處理過的釉麵就跟老的一樣。一般就泡上一天一夜,就算時間長了也不會過,很平穩。但各家的做舊手法都不一樣,聽說別人也有用中藥或者紅茶煮的,這都是機密,配方不會告訴別人!”
“您的仿品是怎樣走市場的呢?”
“一般都是客戶拿著樣品來定做,高仿的拿去拍賣。然後我再照原樣複製一些中低檔仿品,讓那些‘殺豬的’(二手販子)拿到一般古玩市場去賣!”
老敲還說,他早年也在北京潘家園等舊貨市場當過“殺豬的”,玩的是“障眼法’:一開始手上拿件真東西,住進賓館,然後找一些有錢的“棒槌”(眼力不好的收藏者),到賓館裏看貨談價。如果買主出20萬,他會要到50萬,盡量拉大雙方的差價,打上一段時間的價格拉鋸戰,把對方的胃口吊足了,再拿出早已準備好的贗品,給買主打電話。如果對方稍微抬高一點說26萬,他們會說急著用錢賠錢賣,28萬一分也不能少。成交!真貨在床底下,拿走的是贗品。
“如今作假難度更大,越是細微的地方越要注意!”老敲說他吃過虧,也總結出一些經驗,“胎、釉、器型、底足、繪畫這些大方向現在做得基本沒有問題,可內行會看一般人不注意的地方。因為一些做舊的人也會有這種心理,把外麵搞得很好,細節就不太注意。”
老敲說前不久他曾栽在一個小細節上,“朋友讓仿造一個康熙柱罐,那個罐子兩邊有孔,是用來裝環的。我做好罐子後就用電鑽打了孔,本以為做得完美無缺,結果碰上一個當地的行家。那人上手一看哪裏都對,但看到那個孔以後就說這件是仿的。我當然不服氣,讓他拿出憑據。他說:‘古代的孔是用手工鑽的,能看得到螺紋,你用的電鑽轉速很快就不會留下痕跡。’說得我心服口服,後來還和他成了好朋友。”
經過兩天的交流溝通,老敲聊起了自己的經曆。他今年53歲,學曆隻有小學四年級,30歲時迫於生計做起了造假瓷的生意。為了學做官窯仿品,他買來初中化學課本,猛背化學元素周期表。他的這個綽號也與作假有關。有些古瓷因為年代久遠免不了受到外力碰撞,會在內壁產生細小的“雞爪紋”,這也成為如今一些專家鑒定新老瓷器的依據。老敲經過無數次試驗,練就絕活,隻要用鵝卵石在瓷器上一敲,就能敲出外表不破、內壁已有無數細小的“雞爪紋”。因此,還常有人找他幫忙敲瓷,敲一下“雞爪紋”付他50~100元錢。時間長了,人們就喊他“一敲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