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說自己的故事（上）
文學人家
稱呼我“大師”沒有必要。我現在覺得，其實我們之所以想創作一篇小說，是因為有一個題材在感動著我們，這樣我們就把它寫出來。並不是說，把稿紙打開，筆握在手裏麵，好，我就來寫一篇《看海的日子》或者《兒子的大玩偶》，不會有這樣一個名稱的意識，也不可能有很具體的目的性。寫小說，就是要告訴人家有這麼一些令人感動的人物，告訴人們他們身上發生的感人的故事。人有很多的機緣、遭遇，種種的事情，感動了，就把它寫出來。所以文學呢，並不是寫鄉土的就叫鄉土小說，寫都市的就叫都市小說，寫海洋的就叫做海洋小說，寫高原的就叫高原小說。如果真是這樣的，那麼寫妓女的，是不是應該叫做妓女小說？顯而易見，小說類型都不是這樣區分的。我們這裏的雜誌是我們自己創辦的，已經辦八年了，我們認為文學隻有好與壞，沒有新與舊，所以也沒有什麼派係。我的觀念就是這樣。小時候我就比較喜歡去敘述，去呈現一些事情，就愛聽故事，聽戲劇啊，聽著這些故事慢慢地長大。長大後我還記得那些故事和戲劇，就這樣在無形之中，我把這些東西呈現了出來。
當然，在成長的過程中有很多的貴人，比如說第一個影響我、同時影響我最大的就是我初中二年級的一位老師，當時她隨“國民政府”從大陸過來台灣不久，才二十六歲。在那個年代，本省同學跟外省來的同學的國語（或說普通話）程度很不一樣，我們有我們的發音，而且呢，如果我們的教員改變我們本身的一種文法，學起來就比較不順利。但是我還好，那個時候呢，我們家那一帶的原住區啊，還租給外省人，我們會和一些外省的孩子們玩在一起，並沒有很刻意地去區分外省和本省。那麼玩在一起，雖然他們有他們的鄉音，但是再怎麼樣，他們說的話也很接近普通話，較為流暢，那時候我們的溝通就自然也很流暢。因此在普通話各個方麵，我算是我們班上說得比較好的。當時作為一個小孩子，在寫作文時通常的內容會是秋天的農家。我的班主任也是國文老師，有一次她把作文本發還給我的時候，她說，春明，作文要好的話你不能抄哦。我說，我沒有抄，可能就是通順一點啦，沒有好到哪裏。她說，哦，不錯嘛，老師給你甲下。本來乙上就已經不錯了，她還給我甲下。當老師把作文本還給我，我還是愣在那裏。她說，怎麼啦？我說，老師你心裏麵一定以為我是抄的，我真的沒有抄。老師說，你說了我就明白了。我說，老師這樣子好啦，你讓我再寫一篇作文給你看。老師就說，你喜歡作文，這好啊，你盡管寫，老師會幫你好好看的。可是我又站在那裏等，老師說，又怎麼啦？我說，老師你沒有給我一個題目。老師說，要題目，好，寫《我的母親》。我又愣住了，老師說，怎麼啦？我說，我的母親過世了。哦，你幾歲的時候母親過世的？我回答，八歲的時候。其實雖然我的母親已經過世，但是那時我又有了一個繼母，如果要寫母親的話，卻讓我感到很為難，因為對於我來說，我是經常因為調皮而挨繼母的打啊，所以我不想寫這個，就故意說母親過世了。老師就問，你還有印象嗎？我說，模糊。因為我要擺脫這個題目嘛，所以就說印象已經模糊了。她說，模糊也是印象啊，你就把模糊的印象寫出來好不好。我不能再討價還價，回到家後，就很納悶，因為我實在不想再寫一些繼母打我的事情。於是在那一天晚上，我就想既然已經答應了老師的要求，那麼想不交也是不行的，可是到底要怎麼寫呢？我就想起來，我爸說那一年母親剛過世，底下比較年幼的弟弟妹妹就天天哭著要找母親，奶奶被哭煩了，就說，你母親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母親可以給你。我雖然沒有像弟弟妹妹那樣哭鬧著要找母親，但是我也會想起母親，而且我一想起母親呢，就會想到奶奶對著弟弟妹妹說的那一句話：你母親已經到天上做神了，我哪有母親可以給你。想到這句話，我就把頭偏向窗外看著天空。我說，有時候看到星星，有時候看到烏雲，就沒有看過我的母親。這篇文章就這樣寫完了，但是我很沒有自信這樣的一篇文章能得到老師的肯定，因為文章的內容在我看來是比較抽象的。我第二天就把作文交給了老師。在當時，我還記得老師說，各位同學，今天外麵有陽光，你們出去曬曬太陽，春明你過來。我一過去，遠遠一看，作文本上有很多紅的圓珠筆做的批語，我心裏就很納悶，書本的紅字批語有兩個意思：一是批評某些地方寫得不好；另一則是表揚某些段落寫得很不錯。我是覺得我是被做批評的。可是那時候，我看見老師頭一抬起來，她的眼眶竟然是紅的，她一邊含著眼淚，一邊又笑著說，春明，你這篇作文寫得不錯啊。她還說，作文要寫得好的話，要多讀一些好的作品。說完她就從抽屜裏拿出了兩樣東西，那是她早就準備好的，一本是沈從文的短篇小說集，一本是俄國的契訶夫的短篇小說集。所以我常常跟人家開玩笑，我有兩個爺爺，一個是我爸爸的爸爸，一個是我文學的爺爺沈從文，我很喜歡他。兩本小說集我回去看完後，感動得不得了。
發生這件事情之後，王老師就對我特別關照，常常鼓勵我寫作。卻有一天在上課的時候，突然警備總部來了一群人站在教室門口，校長還帶著一個領導進來，直接對正在上課的老師說，王老師，我們有話要跟你談，請到校長室。王老師對校長說，好啊，等下課我就過去。那個領導說，不行，現在就跟我們走。我現在回憶起當時候的情形，還記得王老師很從容地說，各位同學，你們都是中國的好寶寶，求你們好好用功啊，隻要你們好好地用功，咱們中國就有希望。對於我們來說，初中二年級的學生，她為什麼突然冒出這樣的話，我們也不懂。然後她就被帶走了。第二天，我們整個羅東的小鎮就開始流傳一個消息，都是關於“羅東中學捉到一個匪諜”，我都蒙了，這件事情原來說的是我的王老師，而到後來，我又聽到了王老師被槍斃了的消息。
到後來我們台灣有一個“國家文藝獎”，我得到第二屆的獎賞，頒獎典禮蠻隆重的，來了很多的貴賓，我們得獎人還要上台講話、致謝辭，我都準備了。但是一上台呢，我卻沉默了，並非忘詞了，而是故意不講話。看著台下的觀眾，我很嚴肅很低沉地說，“王老師，我得獎了”，說完這句話，我的眼淚就掉下來了。因為底下的觀眾覺得莫名其妙，我就說我今天會走上寫作這條路，這位王老師是我的一個很重要的啟蒙老師，但是她後來卻被當作匪諜處死了，我知道她在天上，我剛才就是向在天之靈的她說我得獎了，感謝她給予我的幫助和鼓勵。我的致謝辭就是感謝我的王老師。也隻有她讓我接觸到了中外許多優秀的小說作品，因為當時白色恐怖，外麵的小說我們基本上是看不到的，書都被收繳了起來，所以後來變成熱愛寫作，是她給我帶來的影響。
所以說文學創作跟文學研究是兩碼事情，把你寫出來的作品定義為鄉土文學或者高原文學，進行文學歸類，這是屬於研究的範疇。我們文學的創作其本質上是寫人，包括你寫童話，把昆蟲動物都擬人化了，都是寫人。世界上無論哪一類人種，其人性都是共通的，像黑人作家寫的都是黑人的事情，我們仍看得掉淚，難過得要命。看桑西河在寫印第安人怎麼樣被美國白人殺戮時，我們也會難過。同樣你看到第一次大戰的慘烈，你會難過；看到《悲慘的世界》，會覺得外國人寫的故事裏的人物也很可憐。為什麼看到這些故事會難過呢？因為人性是共通的，我們如果寫出的作品可以把人性刻畫得很深入，翻譯到國外去，即使不同國家地區的人來讀，他們也一樣會被你的小說所感動。所以呢，文學是從生活汲取養分的，一個人如果沒有生活的經驗，沒有在觀察，還有不經常閱讀的話，就沒有辦法去寫一些東西。所以如果說文學是研究出來的話，那麼所有的大專院校的文學院老師都是作家啦，那一些博士碩士都是作家啦。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很多的文學作家，比如沈從文連一本書都沒有念過；英國的狄更斯由於家境中道沒落，後來也沒念好書，但是他的文學創作卻很好，還寫就了《雙城記》享譽世界。所以我們說文學是從生活中來的，在生活中經曆越多，見識得越多，對於人性的了解，對於人物的刻畫才能更深刻。無論是鄉土文學、都市文學、現代文學，還是後現代主義、結構主義什麼的，我都不理這些分類。隻要你寫出的小說故事老少鹹宜，所有的人都覺得你所創作的小說中的人物人性刻畫得好，就算有人不會識字，我把你的小說念給他聽，他也會感動，那麼你的小說就是一本非常好的小說。我舉個例子：大概三年前，有一個醫院的癌病末期患者，作為一個無藥可治的人，他已經沒有多少的生命了，在醫院裏隻是掙紮著希求多活一些時間，但是他在死前竟然告訴醫院說，我能不能見一見黃春明？醫院說，他是你的親戚嗎？他說不是，他是我的讀者。醫院就說，那院方想辦法替你聯絡，黃春明會不會來可沒有把握。我那時候人在高雄，而醫院在羅東那裏，我晚上本來要住在高雄的，但我一接到電話，聽到這件事，我就趕來羅東直接到醫院看他。他躺在床上，枯瘦如柴，說話也很慢，看到我他就說，黃先生，你好久沒有寫小說啦，你以前寫的《鑼》——憨欽仔 、《看海的日子》——白梅、還有《兒子的大玩偶》——坤樹，這些小說裏的人物我都很喜歡。聽著他說出這些小說的名字以及當中的人物，我就知道他是真心地喜歡我的小說。然後就聽到他再一次重複道，黃先生，你已經好久沒有寫了。我感動得要命。我就說，關先生，你等著看，我馬上就開始寫。他笑著說，哈哈，來不及了。是這樣的一件事情，每次回想起來，我都感動得要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