構建全球城市文化新秩序
專欄
作者：徐翔
在全國大力倡言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新背景下，我們真正缺乏的已經不是城市的“文化自覺”，而是文化的“城市自覺”。
在當前的全球化進程中，中國的城市文化建設不能止於城市的文化，而要強調城市作為一種文化的媒介和文明基因的承載，加強中國城市文化在全球文化體係中的主導性和話語權。
不可否認的是，當前世界的城市文化格局中，盡管發展中國家的城市較之以往擁有了更發達的文化創意產業、更現代化的媒介傳播體係、更健全的文化服務水平、更完善的曆史文化保護與開發，但居於主導地位的仍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心城市。城市化應該具有多種地方性的麵貌和本土化的差異路徑，城市文化也應是文化多樣性的典型訴求，但是關於城市文化和城市文明的話語仍然被西方具有霸權性的城市所主導。例如，中國近年來高速的城市化進程實際上處於美英等城市現代性模式的統攝之下，動輒大拆大建，各個城市的文化景觀、文化規劃和發展模式往往雷同，出現了眾多研究者所批判的“千城一麵”和“城市本土性淪喪”等現象。
這些危機表麵上看是由於政府在城市文化建設中主觀意識的不足，實際上體現了中國在西方強大的“城市文化霸權”下被“後殖民”的現象和文化“逆差”態勢，城市文化的發展成為西方文化霸權擴張的表現和依附，而不是成為中國本身有力、有效的文化表達。國內許多城市紛紛提出“文化立市”、建設文化大都市之類的口號，然而城市中文化產業、文化傳播、文化服務等方麵的繁榮，並不能直接換來在全球文化競爭中真正具有強大文化軟實力的城市，城市的文化繁榮可能以輸掉城市文化戰略為代價。
從全球文化體係來看，城市已經成為文化霸權和文化帝國主義擴張的一個重要的潛在維度，它推動著“城市帝國主義”的現象和機製，也構建著西方文化霸權居於主導地位的全球城市文化秩序。在這種城市文化格局中，實際引領著城市價值的主要是西方發達國家的中心城市，紐約、倫敦、巴黎、羅馬、巴塞羅那等城市不僅成為“神話”性的城市符號，也成為發展中國家和落後國家城市化進程和城市文化建設中的範本和標尺。而本土性的城市文化則有被這些世界文化中心城市所邊緣化、奇觀化的風險，被作為一種“異域”的獨特風貌和體驗，而不是成為自身城市文化的尺度。例如作為著名曆史文化名城的伊斯坦布爾，在全球城市文化體係中的中心地位和影響力落後於紐約等新興現代都市。這其中潛藏的問題不是“怎樣的”城市文化，而是“誰的”城市文化以及城市文化的“尺度”問題。
“創意城市”、“時尚之都”等西方意象主導著對於全球城市文化的想象和判斷，也樹立著全球城市文化體係的秩序和格局，這也進一步牽涉到世界體係中的“文化霸權”分配。打破全球化、現代化語境下過於強大的西方中心城市霸權及其“非領土化”城市擴張，成為中國特色文化強國建設中城市戰略的應有之義和必要路徑。
在“大國崛起”的曆史進程中，我國已經提出構建全球傳播新秩序等理念，而“世界城市”（World City）視域下的文化中心城市建設也成為我國不少大都市的追求和發展目標。但是，全球城市文化新秩序的構建依然沒有成為新的曆史階段中的一種自覺。在此語境下，有必要突出構建全球城市文化新秩序在我國國家文化戰略中的地位和迫切意義。城市本身不僅僅是所謂“文化的容器”更是文化的媒介，中國文化軟實力的強大不僅需要具有強大競爭力的城市文化，也需要強大而發達的城市文明，並通過“城市媒介”作為中國文化價值的傳播載體。
在城市多樣性的全球化語境中，擁有豐富的文化資源和發達的文化資本並不是最為關鍵的，世界文化中心城市不僅具有發達的文化，也是對於文化和價值的一種界定、一種傳播，它詮釋著怎樣的城市才能在世界城市體係中占有文化的領導權。在具有曆史裏程碑意義的十七屆六中全會以來，在全國大力倡言文化自覺、文化自信的新背景下，我們真正缺乏的已經不是城市的“文化自覺”，而是文化的“城市自覺”。把城市文化建設上升為全球城市體係及其城市文化新秩序構建，才是中國大國崛起和文化軟實力傳播中更為艱難和更具有未來意義的抉擇和挑戰。
（作者為北京市社會科學院文化研究所副研究員、首都網絡文化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