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中國明確提出和平崛起概念之前，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問題便一直為中外學者所關注。問題的核心就外界而言是如何讓中國融入國際體係，就中國自身而言則是如何擁抱世界，兩種視角之間並無根本性差異。但是，隨著中國實現國民經濟持續高速增長，綜合國力顯著提高，並明確提出和平崛起的戰略構想，中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這個雖然籠統和寬泛但中外不乏共識的問題便迅速演化為更具體、更富爭議性的問題。從國外的視角來看，問題變成了： 中國能否被現行國際體係所容納？中國的融入是否會對現有世界秩序構成威脅？中國在世界秩序的創建、維護與變革中究竟扮演何種角色？是現狀國還是修正國？從中國的視角來看，問題則變成了： 中國如何才能在參與國際體係的過程中實現民族複興和國家崛起？如何才能消除國際疑慮，走一條和平崛起的新路？如何才能讓國際社會接受和適應中國的和平崛起？如何讓世界擁抱中國？兩種視角之間的差異隨著西方拋出並不斷翻新“中國威脅論”而顯露無遺。
中國明確提出和平崛起概念的初衷在一定程度上便是要消解國際上的“中國威脅論”。然而，結果並不完全如中國所願，國外不少學者對中國實現和平崛起的可能性提出質疑，甚至以此為由宣稱中國是現行世界秩序中的挑戰者和修正國。中外對“和平崛起”四個字的解讀幾乎南轅北轍，中國想要強調的是前兩個字——“和平”，但國外很多人看到的卻是後兩個字——“崛起”。盡管中國隨後不久將“和平崛起”改為“和平發展”，但國外並沒有跟進，而是繼續沿用“和平崛起”，以至於“和平崛起”幾乎成了國外學者的專屬名詞，國內學者隻能將其改為“和平發展”。鑒於將“和平崛起”改為“和平發展”並不能改變國外學者在觀察中國時所固有的偏見，筆者這裏試圖繼續沿用這一概念，並探尋消除國外疑慮和偏見的其他路徑。
本書不可能全麵回答在中國與世界秩序關係方麵提到的諸多問題，而是將探討的具體問題嚴格限定在兩個方麵——一是中國為什麼不會成為現有世界秩序中的挑戰者或修正國？二是中國如何才能在積極參與國際體係的過程中實現進一步的和平崛起？並嚐試提出思考這些問題的全新視角。
第一個問題涉及中國的發展取向問題。盡管中國一向倡導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但單憑諸如此類的政策宣示就把中國界定為國際體係的挑戰者或修正國，顯然過於牽強，也不公允。中國實力上升或由此產生的權力轉移與中國在國際參與中究竟遵循修正路線還是現狀路線之間是否存在著必然的因果聯係，其互動機理是什麼，需要更加嚴肅和深入的理論探討。第二個問題涉及中國的發展戰略問題。在一定意義上，中國實現和平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但這隻是階段性的和平崛起，2008年金融危機作為大挑戰和大機遇，預示著中國和平崛起將步入新的曆史階段。現在需要回答的問題已不再是中國能否實現和平崛起，而是為什麼能夠實現和平崛起，以及能否和如何繼續和平崛起的偉大進程。中國為在國際參與中實現進一步和平崛起應有什麼樣的戰略選擇，亟待更加前瞻和全麵的理論思考。中國的發展取向和發展戰略是相輔相成的兩個問題，中國不能在挑戰現有世界秩序的前提下實現和平崛起，這是發展取向使然，同時中國又必須在積極融入和參與國際體係的過程中進一步推進和平崛起大業，這是發展戰略使然，二者必須保持一致，因此又可以看作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麵。
中國的發展取向和發展戰略問題已經有很多學者從各種角度進行了分析和探討。筆者這裏試圖使用一些新的概念，並以此為視角探尋中國在國際參與中實現和平崛起的路徑，求解中國的發展取向和發展戰略問題。這裏需要提及的主要有三個概念，即“意象差距”、“地緣學”和“勢”。
“意象差距”概念為筆者所創，是指一國在看待世界秩序時所表現出來的理念張力。一國對世界秩序的認知、評判、理念和構想，往往包含兩部分內容： 一是反映世界秩序實然狀態的現實意象，二是反映世界秩序應然狀態的理想意象。由於現實意象和理想意象之間總是或多或少存在落差和不一致，因此各國的世界秩序觀一定存在意象差距。這種意象差距並不是一以貫之、永恒不變的，而是在不同曆史時期會有所變化，因此單純憑借一國在某個曆史時間點上有關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不論多麼完整，都無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該國與世界秩序的關係。相比而言，有關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變動，即反映世界秩序實然狀態的現實意象和反映應然狀態的理想意象之間差距的變遷，能夠更準確地反映一國在一個較長曆史時期內與世界秩序的關係和對世界秩序的態度。因此，筆者將以此為視角通過考察新中國成立以來中國在世界秩序中的參與、受益和影響情況，來判斷中國意象差距的性質、程度和變動趨勢，從而更有力地說明中國為什麼不會在現有世界秩序中充當挑戰者或修正國的角色，而且中國與世界秩序的良性互動是可持續的。這部分內容將構成本書的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