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社會圈
凡事還是要淡定
2013年年底，我坐火車回到了東北，一路上玩著手機，還沒看幾眼書呢，省城就到了。這裏是我念大學的地方，朋友很多，加上微信又不替你保密，所以應酬是免不了的。中午和同窗在錦州燒烤小坐，隨著啤酒瓶的增加，人也見多起來，聊著聊著就到了下午五點。
晚上在一家大廈小聚，一張大圓桌圍坐了二十一人，除了我是小學弟，其他人都是高兩屆的師兄師姐。大家一一報過名字，發現彼此的變化都很大，令我萬分感慨，歲月真是把又亮又快的殺豬刀。在座的基本都是官場、商場和學院的當家人，說話有底氣，但都隻是嘮些家常。在老同學麵前，不管你多成功，誰端著，誰傻冒。
散了以後，我陪海外回來的大哥去歌廳坐了會兒。這歌廳雖然號稱最高檔，其實也就是北京二檔的水平，三檔的收費。說起來，這一路總像有點兒不對勁，聞著有股晦氣的味道。果不其然，大哥有早休息的習慣，我趕緊去買單，就覺得剛刷完卡一轉臉的功夫，身份證和銀行卡就不見了。於是發動群眾一起幫忙，結果影子都沒見到。
本來還約好了另外一個人，因為沒有身份證，隻好住在妹妹那兒。第二天，我過去把正事兒談完，怎麼也不肯吃飯，想回去補補覺，嘿，又把剛在香港配的眼鏡，丟到出租車的前麵了。我心裏琢磨，今兒個還真是邪啊。到了晚上，用得十分順手的一把刮胡刀，也跟著神秘失蹤了。
這些年來，好像一到某種時候，總有一陣子會丟三落四，不是在好事兒出現之前，就是在好事出現之後。這回算是之後吧。我隻好像阿Q一樣地自我安慰一下，不過心裏仍舊不怎麼舒服，畢竟丟的都是日常生活必不可少的物件。嗨，破財免災吧。
在妹妹的家裏，我和她的師父聊了兩次，心結逐漸地打開。像我上麵所想的，不過是凡夫的念頭，很多東西隨來隨去，關鍵是心力需要集中起來，有時候心思活躍，不意味著分散，這些何嚐不是修行呢？
臨走那天，我去了火車站售票處，那裏有個公安局的窗口，報了身份證號碼以後，沒用兩分鍾就蓋了章，出了份證明，隨後很快買了動車票。另外，眼鏡的問題也解決了，本來就帶了兩副，壓根兒沒耽誤使用，何況在北京還有幾副舊的，剃須刀也是一樣。老話不是說嗎，舊的不去，新的不來。
回到北京後的某天下午，我去公安分局取了新身份證，是按手印那種的，要不年底也得重新辦理；銀行卡更是十分鍾搞定，隻是從原來的深圳發展銀行換成了平安銀行。令我意外的是，竟然還是張白金卡。剛出銀行門口，師弟打電話說，某大網站請我做他們的專欄作家，我點頭的同時，心想，凡事還是要淡定啊。
圍著名利團團轉
小時候，我度過了許多無憂無慮的童年時光。一個有幾十戶人家的大院子，後麵不遠處，有一條小河。夏天，我們在那裏捉蜻蜓、逮蝴蝶、抓小魚，順帶著遊泳戲耍。到了冬天，我們製作出一種冰車，坐在上麵，用兩個帶著木把的鐵條滑動，既可以比賽，也能獨自玩耍，現在想起來都開心。
還有一種遊戲特別好玩，就是抽陀螺。陀螺是木頭的，底部半圓，最下邊鑲著一顆圓圓的鐵珠，上邊貼著各種彩紙，先用手把它在冰上轉開，然後用自製的皮鞭抽動。在小河的冰麵上，我可以一鞭子抽出十幾米，那種旋轉可以呈現出多種美麗的樣子，在孩子們無憂無慮的笑聲中，轉啊轉，團團轉。
再長大一些，我喜歡放風箏。準備一種木製的轉把，用上百米的魚線一層層地纏好，再去街上買自己喜歡的風箏圖案，做成漂亮的風箏。
最常見的圖案是小燕子，也有孫悟空等人物，最貴的是蜈蚣，由十幾個風箏聯合組成。當刮風的時候，我們把風箏順風放起，然後逆風而跑，再根據風的大小，調節手上風箏的遠近。放風箏時，我們得繞開房子或樹木，圍著它們轉來轉去，生活也就這樣流水般地過去了。
進了校園，我便喜歡上了各種運動，踢球、滑冰都是我喜歡的運動項目，可我就是不愛跑步。偏偏上體育課，老師總是讓我們跑圈，圍著我心愛的足球場，一圈圈地轉，一邊氣喘籲籲，一邊想：這要是腳下有個足球就好了。從宿舍到教室，再到圖書館，看似枯燥無味，我卻在讀書和運動中得到了極大的滿足。
我參加工作27年了，換了幾十個單位，一般都喜歡管人，而不願意被管，身邊的助手成天圍著我轉，自己也頤指氣使地感覺很神氣。隻是夜裏想起來，多少有些空虛，總覺得自己像那隻童年時的陀螺，被生活的鞭子抽來抽去，看似自由，其實不也是團團轉嗎？為了金錢而常年奔波，金錢真的有那麼重要嗎？直到跟隨法師們學佛，我才真正有了些自在感，不再被貪嗔癡成天困擾。
前幾天，我看到了一則小故事，感覺很受啟發。有位年輕人到禪院拜望老法師，因為很熟，倆人一邊品茶一邊閑談。年輕人心有所想，冷不丁地問了一句：“什麼是團團轉？”“皆因繩未斷。”法師隨口答道。一時間，年輕人竟然怔住了，陷入了長長的思考。
過了好一陣子，年輕人才說，剛才在路上的時候，看見一頭牛被繩子穿了鼻子，拴在樹上，牛兒想到旁邊的草地去吃草，卻擺脫不開，在那一個勁兒地打磨磨轉圈。年輕人想用團團轉來難為師父，沒成想法師就像親眼所見一樣，一語道破天機。法師一邊喝茶，一邊笑著說：“你問的是事，我答的是理。你問的是牛被繩縛而不得解脫，我答的是心被俗務糾纏不堪。”
是啊，世間的七情六欲，何處不是繩子呢？它牽動著我們的身與心。不斬斷貪嗔癡，永生永世都得不到解脫啊。
遼寧山東一家親
我是學宏觀經濟學的，一不小心寫起了書，多少有些誤打誤撞。前段時間，有位網友留言，說很喜歡我的寫作風格，還和朋友打賭，可以讓我為他的新書作序。像這種正能量的事情，我是不會拒絕的。一來二去地通了幾次郵件，我倆就把事情定了下來。
這位老弟叫張璋，聯係上我後，便毫不客氣地把五十篇作品都傳了過來，連自己的簡曆和住址都毫不避諱，一一寫明。我瀏覽了一遍，很是吃驚。作者不僅是中文係科班出身，還是煙台作家協會的會員。而且他的作品特別投我所好,風格隨性、筆觸幽默，連篇幅都與我的文章相近，一千來字就將事情說得很是通透。唯一不同的是，他在文字把控方麵更講究，這是我這種野路子不好比的。
我最早發表的一篇文章叫《家鄉的小河》，講1999年在北京廣濟寺聽淨慧法師開示的一件往事。稿件寄出之後，《禪》刊馬上給出了回應，刊登在了雜誌2009年的第一期上。後來，師父們說我與弘法有緣，我才利用業餘時間開始了寫作。包括博士論文和詩集在內，三年多來，我共出版了十多本書。
寫作不易，所以我格外珍惜張璋的創作發心。在時下的物欲橫流中，能靜下心來做事，本身就是一種自我實現。而且我很欣賞張璋的文章，篇篇都是發乎於心、守之於情的生活寫照，從接孩子放學到同窗的情結，從膠東的圈子到紅綠燈的議論，洋溢著濃重的齊魯味道。此外，我們能如此投緣，大概還有一層原因：我祖上也是山東人，是最早闖關東的那批，對山東人有著天然的親切感。
我的老家在遼南，家族中有一本家譜，裏麵有關於這些事情的具體記載。這本家譜中記載，家族老祖宗滕應元是山東登州府武舉，明末鎮守朝鮮半島。薩爾滸戰役之後，滕應元被皇太極極盡禮數招安。後來家族戰死了五十多人，康熙皇帝封當時的滕氏滕天成為世襲遊擊將軍。這種待遇延綿至子孫們，一直享受到民國初期。但與此同時，大清的待遇也是有條件的，那就是必須娶滿族女子為妻。
所以，我們家族人員現在報戶口時，有報漢族的，也有報滿族的。“文革”期間，縣城的左鄰右舍們經常收到山東老家寄來的食物，小夥伴們經常將家裏的山東特產拿來分享。那時，吃著可口的地瓜幹、花生之類的小食品，我心想：祖宗們要是晚點來遼寧，留些近親在山東，該有多好啊！
20世紀90年代初，我負責資金工作。有位來自山東高密的張姓藥廠老板，老和我套近乎，看我喜歡舞文弄墨，就喊來發小莫言老師，一起喝酒聊天。我感覺與莫言老師脾氣很投緣。當時我還接觸過另一位西北的文學大師，多少有些對不上撇子，總覺得他的作品有股子陰氣。有次與莫老師等一幫人聊天，說起全運會足球“山東遼寧是一家，二比二平進前八”的那件事，我笑著說：
“誰讓俺們都是山東家的呢！”
罩得住的朋友
每次回沈陽，大學師兄班哥總是虛位以待，介紹一些朋友給我，都是遼沈黨政軍界的翹楚。不管認識不認識，這幫人基本都這麼開場：“我是大班的朋友……”在那個不小的圈子裏，大班是個金字招牌。我有時會背一段“班哥語錄”，顯示自己的資深背景：“好人一定要介紹給好人，不能介紹給壞人；不能把壞人介紹給好人，壞人自然會結識到其他的壞人。”
班哥語錄還有不少，比如說：“誰要裝犢子，那就滾犢子。”他高大帥氣，說話的氣場也很強大，聽起來簡單明了，品味起來卻奧妙無窮，這大概是因為他是學數學出身的吧。他還是現任遼寧周易協會的會長。記得2013年十一期間，我去瑪麗蒂姆大酒店參加他孩子的婚禮，很為這位老公公折服。
婚禮上，班哥先是談起了風水，認為有自然和人文兩種，後者對人的作用更大；接著講了一對外國老夫妻的故事。這對老夫妻一起幸福度過了八十個春秋，人們非要請教其中的奧秘，老紳士說：“忍。”人們覺得不解渴，讓其再說一句，回答：“一忍再忍！”他把故事送給自己心愛的兒子，然後大聲地問兒子應該怎麼辦？兒子一挺胸脯：“忍，忍不了，我就一忍再忍。”全場莞爾。
這位將近六十歲的老男人，現在最大的樂趣是踢毽球，他踢的是往前的進攻者，而毽球每一次進攻都得倒鉤，可以想象其高難程度，何況他還是鐵打的主力。大班俱樂部經常代表遼寧省比賽，2014年春節前，在大連的國際比賽中獲得第三名，春節過後在沈陽又打了一次巡回賽，再次名列前茅。
大班從工商局出來後，在非洲待了很長時間，尼日利亞華人商會會長劉老弟就是他的鐵杆兄弟。十年前，我們在國貿為劉老弟辦了一場熱熱鬧鬧的婚禮，有幾個黑人哥們，普通話說得比我還溜。有個演員在酒桌上說了一句：“人生其實就是過程，以平常心經曆不平常事。”我說自己是學禪的，所以冒昧地換了種說法：
“我們的一生，其實都是在用不平常心，經曆一些平常的事。”
上次班哥來北京，帶了一位幹過交警的朋友，說起以前的那些事，我感覺十分好笑。20世紀90年代初，省城一位老板在營口被這位交警截了，好說歹說都不行，就講自己有位哥們吹牛，說一提他準好使。交警問誰，他說：“大班。 ”交警立馬不幹了，說你靠邊靠邊，等我一會兒。老板正忐忑不安呢，交警卻換了便服趕了回來，拉著他說：“大班的哥們哪能這麼溜了，走，喝酒去！”
在場的人都笑得不行，紛紛舉杯敬班哥，看大夥這麼有心情，他自己又講了一個段子。也是在營口，他帶著花籃看病人，在醫院門口被某位交警攔住了，那人年輕特較勁兒，大班隻好用手機給局長打通電話，他愣是不接。隻好問：“你知道大班嗎？”交警說：“知道啊，在非洲呢。”大哥說：“他回來了！”交警很奇怪：“你怎麼這麼肯定？”大哥笑了：
“你看看手裏的駕駛證，不就知道了嗎。”
非你莫屬
20世紀90年代以後，大陸進入高速發展期，我身在其中，感覺有三個階段：第一是純粹的賺錢，大家都在談在哪兒可以賺錢，賺多少錢；第二是誰出了什麼問題，怎麼才能擺平？第三階段，人們變得更加平和，四處尋求好的工作，並把它當作終生的理想。
各類的電視節目很多，除了《非誠勿擾》，還有《非你莫屬》。孟非安居樂業的同時，張紹剛卻黯然離去，包括我在內的許多人，也就自動斷檔了。不僅因為缺少衝突而喪失了娛樂性，更是因為越來越像一部肥皂劇。那些嘉賓們既沒有HR一樣的專業性，又不可能有老板一樣的決斷。
在任何國家，麵試這種事都是挺糾結的，它折射了生活中最殘酷的一方麵，盡管看上去很美。如果我們每一個人手上，都拿著一個放大鏡去看別人、看工作的話，你永遠不會有滿足和滿意的時候。因為世界不是以你想象的樣子來塑造的。不妨試試去了解別人或了解某個企業，也許你會有新的見解。
張紹剛或許不是一位好的主持人，但他的較勁總是以對方受益為前提，其實這是最為難能可貴的品質。他說：“每個人都希望向別人表達，但別人不接受的時候，是不是就意味著拒絕，或者說我們是錯的？也許世界上並沒有對或錯，有著太多的中間地帶。如果不能是非分明，可能所有人都需要寬容。”
在我本人的經曆裏，記得地產公司招聘那回，什麼航空航天大學、人民大學的，來了好幾十個，跟專業邊都不沾。連個前台，都好幾個本科在爭。人事部跟我彙報，我連問幾個為什麼？後來，親自麵試了那些大學生們，他們都異口同聲地回答：“房地產行業有前途。”我真的不以為然，這是時代變了嗎？
因為喜歡孟非和《非誠勿擾》，有一天忽然覺得，招聘和相親挺像的，其中的誠意無多，隻是彼此有著共同的需求。您看，孟爺爺多像個街道大媽，帶著二十四位女孩子，仿佛不是來搞對象的，而是像嶽母娘一般地品頭論足；天津台也是這樣，那些著名企業給的待遇，比公開招聘的還低，隻是為了展示自己判斷力的敏銳。
蘇東坡有回在自家花園散步，揉著肚皮問裏麵裝了什麼？丫環們倒是沒有顧忌，一個說學問、一個說詭計，隻有那位朝雲姑娘輕歎了一句：“相公是一肚皮的不合時宜。”
是啊，在一個飛速發展的時代，對個人來說，不合時宜本身，就是一種最大的悲哀。
自己對了，世道就對了
領導開車
我有位大哥1949年出生，在珍寶島自衛反擊戰時，已經做了營長，後來他被定為反革命，和軍長一起提前複員。後來好歹有了林彪的事件，他算是平了反，轉到了省城一家駕校當校長。當初跟他談的時候，是副校長，他卻死活不幹，號稱這輩子隻幹正職，絕不做副的。
我倆後來成了大學同學，有時吃飯啥的，都是他買單，路上醉醺醺地碰到車，他隻要一招手，十有八九會停下來，司機很熱情地問：“校長，您去哪兒？”他倒不在乎這個，隻是覺得有麵子，麵子對他來說，比裏子重要得多。我去他那個城市，都是吃住在他家裏，因為他常說：“這年頭，比哥們還重要的隻有兩種人，廚子可以毒死你，司機可以害死你。”
我剛參加工作那會兒，公司辦公廳通知我出差，陪老總去河北樂亭追一筆對蝦養殖資金。老總當時剛學會開車，有一股子興奮勁兒，一路上目不斜視的樣子，隻是再三地叮囑我，仔細照看各種路牌。我那時候啥也不懂，一邊問一邊學，還比比劃劃地，跟打啞謎似的。這樣一去一回，跟領導混得可就熟了。
回京後，處長笑眯眯地對我說，領導對我很滿意，讓他多給我些發展機會。我那時覺得挺奇怪的，不就是陪著跑一趟嗎？連吃帶喝的，怎麼還跟有功勞似的。處長是我的同學，但大了十多歲，他拍拍我的肩膀說：“所有的公司都有個潛規則，想要跟誰搞好關係，就爭取和他一起出差。”
沒過多久，處長帶我從廣州去珠海，他親自開車跑高速公路，因為是生手，顯得還很緊張。記得過番禺之後，他讓我比較和那位公司領導的駕駛水平。我能說啥呀，隻有認真道：“頭兒，你們領導的素質就是高，怎麼開、我坐著都放心。如果坐在那些司機身邊，總有種莫名的緊張。”處頭聽了哈哈大笑，連連誇我的馬屁拍得實在到位。
過了兩年，我覺得在體製內橫豎不是個事兒：不掙錢吃虧、亂掙錢倒黴，就自己下海開了公司。那時買了一輛奔馳500和600，還是覺得坐著不踏實，我嚴令助理開車的時速不得超過每小時70公裏。後來有一天，有新人似乎無意地告訴我：“送您的時候確實不快，回去時的車速至少180公裏。”
助理老弟回了老家，臥薪嚐膽了幾年之後，買了兩艘船，搞上了運輸。聽說我到了他的城市，自然不會放過，敘舊情、聊友誼，更是喝得棋逢對手，最後不讓我住賓館，非住在他新買的市中心的新房子裏。那天我雖然喝得有點多，但清楚地記得他對公司司機說的話：“慢點啊，千萬別他媽超過70公裏。”
最放心的銀行
最近幾年，我一直深受一張銀行卡的困擾。因為是公司卡，裏邊還有幾萬塊錢，但公司已經不在了，不知怎麼就罰起款來，裏邊的錢抵不了，外邊的現金還不收，我至少跑過五家支行，連朝陽門的北京分行都去了十多趟，人家個個彬彬有禮，就是無所作為。
每次過來，一排隊就是一個小時以上，然後部門推部門，這人推那人，幾句話就把我打發走了，理由是要讓公司負責人來。公司以前的會計也來過兩趟，仍是不行，還得我來，我來了，還是辦不了。問題是，二十幾歲的小姑娘隻能按章辦事，這無可厚非，可那些高級經理或行長呢？一打聽，人家可是忙著呢，不是開會出國，忙著“與國際接軌”，就是喝酒爬山，急著照顧中國國情。
這使我想起，最近在網上看到的一個故事《最早的存單》。說的是有一個美國老太太，在翻自己祖先的遺物時，看到一本書中夾了一張手寫的存單，是200年前老老祖母在瑞士某銀行所存的100美元存單。閑得無聊，老太太試著去這家銀行在美國的分行取這筆錢。
分行工作人員接到這張200年前的存單後，發現這是一張手寫的存單。分行長立即上報總行，總行立即派專人核對存單上的賬號，在公司百年前的老賬中，居然查到了該筆存款的底賬，是到目前為止，找該公司來兌現的最老的存單。
總行行長親自到美國找到這位老太太，邀請媒體等舉行隆重的兌換儀式，按利息（以前銀行是不收管理費的），給老太太兌現了50多萬美元，並且現場獎勵這位最老客戶100萬美元。事後，這所銀行收回這張存單後，把它裝裱起來放在該銀行的展館，並對公眾說：“存在我們銀行，隻要地球還在，您的資金永遠不會丟失。”
當初我最頭疼的是，銀行每年收我20元年卡費，因為沒有渠道去交，與其議論一個人的好壞，不如視其是否說話算數。對於言而無信的人， 敬而遠之最妥。
按月翻跟頭，沒幾個月就過百了。錢倒是小事，關鍵是影響個人信用。以後買車排號、買房按揭，都會受到影響，中國的銀行真是很行啊！
後來，我偶然進了這家銀行的辦公場所，領導們對銀行卡這件事倒是挺重視的，幾個部門也都表示會通力協作，表示會盡快處理此事，還幫我把2013年的年費給免了。雖然這事到現在還沒結果，總歸人家是盡心盡力了，我表示感謝也是應該的。
令我遺憾的是，現在我們的銀行裏，沒有看到裝裱起來的“最早的存單”，有的隻是各種形狀的一麵麵錦旗。
賣車的背後
馬年春節，我回老家看望父母，其間會會幾個發小。三巡五味之後，有人忽然問我要不要車？都是豪華轎車，有奔馳、寶馬等，比市價便宜好多。賣車的都是當地人，手頭越來越緊，急於出手變現。其中有兩輛悍馬，價格更劃算，但沒牌照，哥們兒說：“我們這塊兒特認車，悍馬不用上牌照，隨便開，車主全是牛逼人。”
老家在海邊，原來是個人民公社，管轄二十幾個村子，一半以上屬於漁村，靠漁業為生。最近三十多年，家家戶戶打海蜇，有錢的養船，沒錢的出力，家裏的自留地全都蓋上了水泥池子，用來炮製蜇皮和蜇頭，由於使用白礬等工業原料過度，地下水全部受到汙染，現在都靠桶裝水生活。
後來，鞍鋼、中海油等國企進入，投資幾百億上項目，十多個村落全都拆遷，農民們拿上補償款，住進了安居樓。有些漁業戶有很大的海灘養殖場，動輒得到百萬千萬的賠償。這本來是天大的好事，可是現代化企業用不了多少人就業，政府也沒有詳盡的再就業安置計劃，所以農戶拿到現金以後，開始茫然躁動起來。
老一輩希望做些小生意，哪怕買輛出租車或者租個商鋪也行，但有了錢的青年人哪裏還肯受苦流汗，先是打牌喝酒，後進桑拿歌廳，繼而攀比著買好車，又有麵子又威風，到哪兒都有人捧著。家裏麵，老人們歎氣，女人們無奈，孩子們無心上學，雖不說家家如此，卻也是普遍情況。
時至今日，家鄉早不是萬把人的規模，而是聚集了四五十萬人口，僅搬遷過來的黑龍江人，便遠遠超過了原著居民。大樹底下無青草，幾家高科技國企的安家落戶，並沒有拉動多少當地中小企業的發展，反而爭水源、搶土地，引發了房地產行業的畸形發展，該城區的房屋剩餘率已經高居全國首位。
觀天際，雲卷雲舒；看海邊，潮起潮落。漁民們都知道，往往落潮之後，會有猙獰的礁石露出來，隻是這一天來得比預料的還要快。打魚種地的第一產業很難維持生活，機械加工等第二產業慘淡經營，就是運輸、餐飲等第三產業也麵臨著嚴峻的競爭，先不說有憂患意識的黑龍江人，那些不知從何而來的江浙人群，也早就控製了小商品批發等各類市場。
酒局快散了，我講了一個古代的故事。那時有不少讀書人背井離鄉進京趕考。途中，他們或在旅店歇腳，或在寺院苦讀，有的則去青樓尋歡作樂，個別的還真遇到了杜十娘一類的癡情人，雙方愛得死去活來。待到金錢使盡，書生可就尷尬極了，前有老鴇龜奴的白眼，後有情人的一雙淚眼，最可悲的是自己在溫柔鄉裏耗去了正能量，已經是欲振乏力。
最後，我對哥幾個說：“車我買不起，但能賣還是趕緊賣了吧。他們隻要還有漁民過去那種與天鬥與海鬥的勇氣，日子總會好起來的。”
活在垃圾的懷抱中
2013年5月28日，吉姆·羅傑斯在BBC做節目，談到有關中國經濟首要問題時，排除了所謂的房地產問題，因為這種泡沫還不足以與美國次貸同日而語，其他如內戰、瘟疫、蕭條等，也都是能夠調整的。他談到，中國繁榮的終結者是水危機，因為唯有水是無法複原的。
從三江源到渤海灣，從鄉村到都市，地下水位下降，水質嚴重汙染。自來水甭說了，連洗完澡身上都一股子漂白粉味，至於桶裝水，嘿嘿，魚兒喝了都翻白肚。水又是如何被汙染的呢？原因多了，其中一條就是垃圾泛濫。一位山東小夥子告訴我們：北京時刻都生活在垃圾的懷抱之中。
在2011年廣東連州國際攝影家年展上，自由攝影師王久良以一組《垃圾圍城》的作品，獲得了年度傑出藝術家金獎。他說：“這組照片不是為了反映垃圾場有多麼髒和臭，而是在探討垃圾周邊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是怎樣的關係。”這位30多歲的山東小夥在拍攝過程中曆盡艱辛，被狗咬、被人打，始終受到利益集團的迫害。可他說：“生活就是這樣子，有些責任是無法逃避的。”
據媒體報道，北京日產垃圾1.84萬噸，每年的垃圾產量仍以8%的速度增長。而北京填埋垃圾所耗的土地資源相當於每年消耗500畝土地，4年之後現有垃圾場將被全部填滿。而2013年4月1日《人民日報》援引住建部的一項調查表明，全國600多座城市，有三分之一以上被垃圾包圍。全國城市垃圾堆存累計侵占土地5億平方米，相當於75萬畝。
可用於埋垃圾的土地越來越少，而人們產生的垃圾越來越多，“焚燒”便成了政府對付“垃圾圍城”的主流想法。據統計，垃圾經過焚燒之後體積是原來的五分之一，重量隻有原來的十五分之一，可以有效地達到垃圾減容的目的。即使這樣，掩埋焚燒垃圾仍存在極大的隱患。
王久良自己製作了一張地圖，上麵標記了400多個垃圾場，而目前北京僅有6座垃圾轉運站、13座垃圾掩埋場和3座綜合處理廠，大多數都是野垃圾場，多是采沙取土後留下的大坑，被有關人出租賺錢，承租者則把大坑用於傾倒垃圾，一車收取幾十塊費用。這比正規的垃圾掩埋場便宜了很多，但缺乏相應的垃圾分類、防滲漏、防揚塵等措施。
這種一埋了之的做法，使附近地下水和土壤遭到了永久性的損壞和汙染。令攝影師痛心疾首的就是，為了這麼一點點利益，濕地、魚塘乃至水田都被人填埋整平，做了垃圾場，因為倒垃圾比養殖和種地都賺錢。所以，王久良才會被各方利益者擠對、打擊，甚至威脅可能要了他的命。
有人說，王久良是主燒派，他並不認賬，因為目前的焚燒都在密集的人居地，好多危害是潛在的，他說：“我看到了一個事實，說出我自己想說的話，壞人心裏有所顧忌，社會變得好一點點，我就覺得這是幸福。”根本解決辦法目前還沒有，他隻是期盼看到這些照片的人，能夠做出哪怕一點點的反思，每個人每天都減少一點垃圾，這個世界也就多出了一點點希望。選擇簡約的生活，可能是人類唯一的出路。
挑土難來推沙易
進入2014年以來，新聞熱點接連不斷，佛弟子們關注的多是瑪氏食品公司拒絕道歉的問題。該公司製作並播放了士力架“餓貨唐僧”廣告，遭到了全球有識之士的指責和抵製。繼龔琳娜、畢福劍前仆後繼塗汙法海禪師，隨後惠州交警又把玄奘大師扭曲成五毒俱全的“神棍”，中國人的大師已經麵目皆非。由此引發了一個問題，我們的底線究竟在哪兒？
我們對解構神聖並不陌生，經曆過“文革”的人，應該對砸神像、戴高帽子以及剃陰陽頭不會忘卻。現在搞的這些教母、怪咖、屌絲以及餓貨，都是在褻瀆宗教。王朔的“我是流氓我怕誰”，以及周星馳的無厘頭，多少還有些文化的味道，而前麵的那些做法，則直接違背了國家的宗教政策以及相關法律。
周圍很多朋友都吃過肯德基和德芙巧克力的虧。家裏的孩子那時也“緊張”，為了圖省事，沒少吃這些玩意兒。後來漸漸變成了小胖孩，家長跟著著急啊，反複查找原因，根子就在於，西方公司推銷的這些是高熱量、高脂肪、高糖分的垃圾貨色，最可惡的就是那些鶯歌燕舞的食品廣告。
中國疾病預防控製中心的研究表明，這些快餐食品隻提供熱量，別無其他營養素，除了“三高”，普遍缺乏維生素和膳食纖維，攝入過多會導致肥胖症、糖尿病、高血壓和齲齒等疾病，嚴重威脅兒童的身體健康。例如士力架，在美國是不能向12歲以下兒童推銷的，而在中國卻不一樣。這種雙重標準很令人疑惑，這是一個全球性食品企業該幹的事嗎？
細數瑪氏公司的其他產品，彩虹糖、泡泡糖、脆香米、箭牌口香糖等，也都采取了廣告轟炸策略。他們打著“橫掃饑餓”“補充能量”“媽媽信賴、孩子喜愛”等口號，配之以溫馨唯美的音樂和包裝形象，從眼睛看的、耳朵聽的、舌頭嚐的、鼻子聞的各個方麵，迎合了孩子們天性的口味，從而俘獲了這些幼稚的消費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