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純理論的角度出發，我也是一個文化多樣性的擁護者，也非常強烈地希望在社會進步的同時，傳統的文化能受到更多珍視與傳承。可是，發軔於西方並席卷全球每一角落的全球化，並不隻是一場跨國跨洲跨文化的經濟洪流；同時，它也是政治的，更是文化的。全球在同一種經濟規則與政治規則下總體運行的構想，就來自於一種對進步與發展高度迷戀的文化。這種文化造成的結果，就是這個世界沒有人敢於停下腳步，包括創造了這種文化的文化中的那些人。這種取得了種種優勢，包括道德優勢的文化來勢凶猛，迫使所有文化都來參與“對話”。這種對話，唯一的結果就是弱勢的文化被“說服”。今天在這裏，我也是來“對話”的，但我的意見會真正被傾聽嗎？所以有這樣的疑問，當先行的文化給這個世界規定了統一的標準，還有文化能真正自外於“進步”，而遺世獨立嗎？
近百年來，一代代中國作家都在呼籲，讚許社會的進步。還有相當多的人身體力行，傳播社會進步的思想，積極參與推動社會的進步。其中，創造了新的白話文學的最優秀的那些作家，大多數都是先在西方接受了教育，然後，回到自己的國家，以在西方接受的種種思想觀念來觀察中國這個停滯已久的社會。他們都無一例外地支持社會的變革，渴望社會的進步。
甚至中國近代的革命，也首先始於文學方式的革命——語言的革命與內容的革命。雖然這些發起文學與思想革命的作家們，分屬於不同的政治陣營，各自秉持不同的政見，也就是對社會發展與進步路徑的看法不同，但不會有人反對發展與進步。我們甚至可以說，自近百年以前的新文化運動以來，中國作家就是這個國度裏最為追求進步的一群人。作為他們的後輩，我們這一代作家身上自然流淌著他們的熱血。
如果說我們和前輩有所不同，那就是當中國在政治上獲得了真正的獨立，經濟上也取得了超乎尋常的發展，我們不會再一味呼喚與期待進步，也不再一味為每項具體進步而歡呼；而是把注意力更多地轉向在這個高速發展過程中產生的種種問題。
曆史地看，由哥倫布們開始的大航海時代以來，這個世界上一些國家與族群的進步與繁榮的前提，是另一些國家與族群被剝奪與犧牲。同樣地，即便是在一個國家、一個民族的發展過程中，在其社會的內部，大致相同的情況還會上演。那就是國家以大多數人的利益為理由，而忽視一些個人的權益。進步的時代，也會有悲劇產生，那是個人的悲劇——沒有搭上飛速前進的時代列車的人的悲劇，或者是不能適應高速運行速度的個人的悲劇。有些時候，這樣的悲劇甚至是群體性的，一些少數族裔，一些特殊的社群，一些地區，都可能被作為進步的“代價”，被忽略，被遺忘。
我的長篇《空山》，就表現了城市化進程中，鄉村的破碎與犧牲。
這種破碎是倫理的、文化的、環境的，更是關於人心的、情感的。在社會進步的同時，失去穩定的社會，人們情感的荒蕪，以及對個人命運失去自主，都讓我們不再對社會進步一味保持樂觀肯定的看法。
作為作家，有責任提醒這個社會，真正的進步是所有人共同的進步與發展。也有責任使公眾注意，真正的進步不隻是經濟與技術的，更應該是政治與文化的。曆史地看，假進步與發展之名，一些國家與民族被剝奪；現實地看，一些民族與國家的進步，並沒有充分地從曆史中獲得經驗，繼續以進步與發展的名義，犧牲環境，犧牲一些特定的人群。一個作家，特別是一個後發國家的作家，在讚同並參與社會進步發展的同時，有責任用自己的寫作提醒這個社會，進步與發展，不能再是社會達爾文主義式的勝利。無論是個人還是文化，都應該被珍視，被“同情的理解”所觀照。
當然，這樣的局麵的出現，還隻是一部分人的理想。但畢竟，我們已經懷抱有這樣的理想。
（2011年5月6日於羅馬亞非學院“中意文學論壇”上的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