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的春天，我經過了層層的政審，被分配在了某廠。
我記得等待通知書的那天，我是在十分焦急的狀態中度過的。
應該說，那天所有待業的青年們都很焦急，但唯獨我比別人要更焦急許多，抑或是許多許多。因為，雖然大家誰都沒有出門，都靜靜地在家裏等待著分配通知書的到來，都心懷忐忑地等待著命運將要作出的最終裁決，可是他們所有人在這一天的上午，最遲中午的時候，都從繁忙的郵遞員同誌的手裏，接到了屬於自己的那份通知書，不管是憂是喜，不管命運如何，他們都得到了，而唯獨我的那份通知書，在那一天，甚至那一天再往後的一周之內都杳無音信。
我開始懷疑我是不是在共和國的花名冊上。
我開始懷疑上帝是不是已經把我給遺忘了。
那一周，說實話，我覺得比我有生以來所經過的18年的歲月都要漫長。
好在一周之後的一個傍晚，有人給我打了一個傳呼電話，街道邊上賣糖果的大爺接到這個電話，慌忙邁著蹣跚的腳步，顫顫巍巍地跑著來叫我，說，小子，區上的一個幹部來電話找你。
我的工作這才有了著落。
吃了定心丸之後，我問那個幹部我的通知書怎麼沒寄過來，反倒落在了他的手裏。對方說，寫錯了，寫錯了，你叫金子英，信封上寫的是陳子英。
我的心情一下子就好了，好了過後我沒追究任何人的責任。當然了，心情好了之後我的話自然也就多了，我問那個幹部我被分配到了什麼單位、條件好不好、待遇高不高？對方說你的政治條件不錯，政審完全合格，你被光榮地分到了市內最大的國營大企業！
我對那家國營大企業早就心存好奇，或者說是心存向往，於是繼續問具體到那裏做什麼？什麼工種？
對方可能是不知道，也可能是還有其他的電話要打，總之他說別問那麼多了，能分配到這樣的企業是你的福氣，到了那兒好好幹就是了。最後還叮囑了我一句趕緊去報到，今天是15日，明天是16日，按照勞資慣例，你要是15日之前報到，就能領整月的工資，要是16日再去報到，就隻能領下半個月的工資了。你抓緊時間今天去吧，看是否還能在人家下班之前趕上報到。
我剛才說了，在我們那個年代，去肉鋪割肉是個什麼樣的狀況了，所以您也就能夠理解，我那天為什麼會放下電話，便慌慌張張地跑去報到了。因為那半個月的工資，是瓷瓷實實地可以讓我們全家吃上若幹頓肉菜的。
還好，某廠是家大企業，並沒有跟我計較什麼15日報到還是16日報到，也沒有聽我解釋什麼我的姓名是金子英，可是通知書上卻寫成了陳子英之類的話。一個負責勞資的高個子女同誌，大步流星地把我帶到了廠醫務室，做了大概的體檢之後，她就又大步流星地把我帶到了一間會議室裏。
會議室裏全部都是剛剛報到的青年工人。
見到這麼些人我的第一感覺是踏實了，因為這麼些人都在，說明領導還沒有給他們分配工作，如果前幾天，這麼些人都被分配下去了，那就壞了，他們要是把車、鉗、銑、刨、磨這些好工種都占上了，那我可就沒好工作幹了。
這麼些人都集中在了一間會議室裏，顯然並不是在等我。我入座之後，便有一個從青工裏選出來的頭頭兒走了過來，悄聲地發給了我一套文件，我一看，最厚的一本是《保密手冊》。翻開《保密手冊》，我就看到了扉頁上印著的兩句話：第一句是忠誠黨的保密事業！第二句是不該知道的絕對不問，不該說的絕對不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