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地與他鄉
當代小說四季評
作者：馬兵 等
在地性是近來我們從台灣借鑒過來而使用頻率頗高的一個詞，它詞意近似於“本鄉本土”又格外強調“身土不二”的勢能，富有更顯明的立場意識。一個好的作家理應是一個具有“在地性”的關懷視野而又能在更大的文化層麵中反思在地性寫作問題的作家。那如何處理“在地化”與更廣闊的時代經驗的平衡？有的作家通過寫本土故事寓言化地折射，有的作家通過返鄉的敘述模式製造在地與他鄉的互動，有的作家通過異鄉人冷冷觀照全人類，有的作家通過超驗與彼岸看經驗與此岸……本期的四季評中我們讀到的不少小說都做出了自己的回答。
甫躍輝：《普通話》，《人民文學》2014年第12期
甫躍輝在這個小說中再次展現了他驚人的舉重若輕的敘事能力，小說的中心情節理應是敘述者從上海返回雲南的小縣城看望自己病入膏肓的姐姐，但在看望姐姐和姐姐去世的諸種紛雜裏，小說卻蕩開筆墨去寫敘事者參加的一場高中同學聚會，並圍繞聚會細細寫出作為“歸鄉者”的杜仲試圖在方言裏打撈記憶的徒勞。敘事者杜仲的方音未改似乎是確證他作為遊子歸來的身份明證，但是親情的隔膜、同窗友情的畸變，讓“我”借鄉音自證的意義曖昧而不可靠，在與老同學黃茉莉的一夜情中，方言更成為情緒的阻礙。小說文後加了兩個附錄，在第二個附錄中，姐夫帶孩子到上海家中探訪，姐夫用普通話同他交流時，他卻報以方言的回應。這一幕饒有意味，置身故土和異鄉的不同空間，作為疊加進方言和普通話的情感指向到底暗示了什麼呢？
王方晨：《大陶然》，《上海文學》2014年第12期
《大陶然》寫的仍舊是濟南故事，不過對世道澆漓的觀照與思考、內蘊的批判指向卻又輻射廣闊，超逾地域之上，成為王方晨寫給當下時代精神病況的又一份精準病案。小說說的是鰥夫老狄和寡婦老懷是同住陶然小區的上下樓鄰居，兩人一起結伴去某產品體驗館路上，橫跨馬路護欄時，因老狄照顧老懷不周導致後者摔傷骨裂，兩人生活也因此發生變化。在老懷兒女的攛掇下，她訛上老狄，吃住他家，而倍感無奈的老狄在隱忍敷衍多日之後，以一種意料不到的方式完成了自己的報複。相信讀者在讀這篇小說時一定會有會心之感，畢竟彭宇案、許雲鶴案塵埃未定，坊間所謂“不是老人變壞了，而是壞人變老了”的調侃又甚囂塵上，為老不尊所引發的議論紛紜大概也最能表征我們這個道德危如累卵的時代畸形的倫理狀況和由此衍生的人際焦慮與信任危機。王方晨以“老人跌倒”為由頭並將之細細鋪展的用意顯現了他對時代之疾正麵強攻的擔當，當然，作為一個聰明的寫作者，他並未在小說裏重複一個“撞與未撞”、“有責與擔責”的道德羅生門的新聞迷局，而是將老無所依的空巢之困與人性之幽暗關聯在一起，更體貼也更內在地拷問了中國式老人之“惡”的根由。
趙誌明：《廣場眼》，《小說界》2014年第6期
富有感情卻不動聲色，平白如水又每有對生活蘊藉和獨特的發現，這是趙誌明的擅長，用曹寇的話便是：“記錄中國最質樸的民間情感及其美學方式”。《廣場眼》寫的是一個典型的三口之家，父母之間、父女之間、母女之間各有隔閡，尤其是父母間那種中國式的遷就婚姻築成的圍城之困，小說雖然點到為止，卻讓讀者會心會意。小說寫女兒每日到一快餐店觀察外麵廣場跳舞的老人，原因是與母親不睦的父親就是一個領舞者。也正是在一日日的觀察中，女兒洞悉了父親大半生孤獨的淒涼心境，尤其是老來無解的家庭溝通困局。小說以父女平白的對話來轉向收束，將女兒的愧疚之情隱蘊在字裏行間，有樸素的直指人心的力量。
遠行的腳步
張 潔
對於置身於某種特定圈場的人來說，他們常常會自覺或不自覺地進行比較：這種比較不僅發生在這一圈內的同代人之間，還衍及了那些飄然遠去、化作曆史的人。在這種比較的逼仄下，他們在無形之中會產生一種焦慮。文學就是這樣。而當代的文學寫作不管是不是像所說的那樣“一代不如一代”，很多人確實在摒棄外界紛紛擾擾的是非評判，心無旁騖，俯下身來，踏踏實實地、一步一個腳印地在文學之路上艱難跋涉：有些人已經遠遠地走在前頭；而那些被甩在身後的人仍在做著難能可貴的嚐試，他們希冀獨辟蹊徑，另有創新和發現。正是這些人的努力，正是那些已然遠走或正在前進的腳步，為陳舊不堪的文學圈吹來一陣清風，帶來一股新鮮的空氣和力量。
劉照如：《哭幫腔》，《山東文學》，2014年第11期
《哭幫腔》為讀者渲染了一個事關“哭喪”的故事，刻畫了一個鮮明獨特的“外鄉人”的形象，描繪了一個頗富戲劇性的生活片段。另外，在這篇小說的結構模式上，存在著一個“看與被看”、“聽與被聽”的多層關係轉換：小說一開始就延續了“魯迅式”的敘述方式，葬禮是“外鄉人”看的對象；從“哭戲”一開始，外鄉人就變為被看、被聽的對象；而自始至終，外鄉人和其他看客又是讀者所視所聽的對象。或許，作者走得還要遠一些：因為他巧妙地設置了兩個哭幫腔的角色，專業人士“哭嫂”和“外鄉人”之間還存在一個“被視焦點”的爭奪問題。
當然，小說也有“異質”的因素存在。首先，“外鄉人”的身份耐人尋味。作者對這個居無定所、四海為家卻無處是家、“腦袋不很靈光”的流浪者寄予的更多的是同情而不是批判。他筆下的這個“外鄉人”不僅生來“無根”，死不知所蹤，就連“活著”也不被社會接受、不被救助、不能自主。作者用飽含人文關懷的筆調塑造了一個實實在在的要比一般的弱勢群體還要弱勢、處在邊緣之邊緣的人物形象。對這個“外鄉人”而言，無論世界上的哪個角落、哪個村莊，對他來說都是“異鄉”的存在，是他相對絕緣、難以融入、又飽含未知的陌生地帶。作者遊刃有餘、幾乎不漏痕跡地多處運用對比、諷刺的創作技法，文章從一開始就讓葬禮的熱鬧與這個“外鄉人”的灰頭土臉形象產生鮮明的對照；“葬禮”本身也頗具象征意味，將生命的自然與人世的喧囂浮華暴露無遺；別人的死是鄉民目光的聚焦點，而“外鄉人”生命的凋零，對這些曾有一麵之緣的人來說，不過是僅供飯後娛樂的一點可憐的談資而已。作者對這一現象的揭示令人沉思和痛心：也許，對現代社會的人來說，真正催人淚下和感人肺腑的是一出戲，而人間真正的死亡不過是徒增一個數字、一個話題罷了。
何大草：《小禾》，《十月》，2014年第6期
小說作者何大草曆來以其所著的“殘酷青春係列”作品備受年輕讀者的推崇。可以說，這篇小說延續了這一風格，小說中不少人和事不僅僅折射了當今社會的一些光怪陸離的現象，也從中投射了作者本身。可能作家最熟悉的領域莫過於自己，在這篇小說的主人公小禾身上處處可以發現作者何大草的影子。小禾帶著一身的才氣登場，在大學當語文教師，她的外相和作息規律常被人誤認為“還在念大二”等，這些均與作者個人的經曆、外界對何大草的評價相關。
小說的前半部分並沒有走出愛情故事的套路，是一個濫俗的、“打著愛情的幌子來騙財騙色”的故事。無論是在現實生活中，還是就小說文本來看，這都不再是一個多麼新鮮的話題。小禾與老史的情愛糾葛始於課堂上的一場看似無心的爭辯。單純善良的小禾很快便陷入老史精心設計的圈套。她瘋狂地愛上了老史，不僅和老史同居，還把自己所有的資財都“贈予”老史，以便讓他有充分的錢財來籌辦畫展。拿到錢財後的老史離家北上，手機關機，銷聲匿跡。財色兩失的小禾這才幡然醒悟，意識到自己受騙。一個故事的戛然而止並不意味著小說敘述的中斷。小說寫道，此後的小禾表麵上仍過著一種平靜的生活，她在廣場上練字，整理一方菜畦，似乎並沒有受這個事件幹擾太多。
小說平淡無奇的敘述語言浸透著一股子溫婉動人的江南水鄉氣息，文章緩緩道來，個中情、癡、愛、恨都給抹勻了、衝淡了，沒有大悲大喜，就連這場苦心經營的騙局也進行得悄無聲息，這種敘述方式一如平靜似水、波瀾不驚的生活。
小說到此，很容易讓人想起沈從文筆下的“蕭蕭”，蕭蕭因受花狗歌聲的引誘，情竇初開，導致懷孕。同樣都是愛情的受害者，她們也都能直觀麵對愛情的欺騙瞞哄，但沈從文筆下的愛情悲劇發生的動機是以肯定人類內在固有的動物性本能為前提；而何大草卻為這場愛情悲劇賦以現代物質至上的外殼，在金錢與愛情麵前的取舍選擇是劃分成為愛情的忠貞者還是背叛者的分水嶺。同時，何大草也暴露了個體性格中的兩麵性，美麗的小禾，其內在的抑鬱和委屈源於她人性深處的“真善美”，而她的人格風骨和血脈中也偶爾會有暴力的悸動（小說結尾）。
作者廣闊的搜羅、整理、書寫、融合盡可能多的素材，形成一個由不同故事構成的片段式結構，反映在小說中，何大草筆端觸及到了社會中的多種不合理的現象，他揭示了傳統意義上那些崇高神聖、天經地義的東西在物欲橫流的現代化社會中正在曆經一場顛覆性的變化：“假結婚、真離婚”、“籌措資金拍電影辦畫展”，愛情與婚姻不過是一場為了實現私利而進行的鬼迷心竅的戰爭；課堂的真正魅力和價值意義已經喪失；高考閱卷的實在意義已經淪喪——從莊嚴神聖的選拔性考試蛻變為一場“揮汗如雨，殺人如麻”的超負荷機械勞動……同時，作者還側麵揭露了中國傳統文化代際之間的隔膜與斷層：中醫（祖孫二人無力繼承）、毛筆字（北大讀博士的求愛信，字跡太差）等等。在橫向材料的廣為容納中，一方麵導致了何大草小說解讀的內涵意蘊的豐厚性、複雜性，另一方麵也很容易造成小說材料的細碎和淩亂，很可能會讓讀者喪失閱讀耐性。好在作者以自身豐厚的創作經驗、出色的語言敘述，架空了這一局限，小說中雖涉性愛，但更多是從心理感受出發，不會為了博人眼球而耽溺於“下半身寫作”，淪為一個三流的“文字賣淫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