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出世前的兩個月，祖國大地上發生了“九一八”事變。這就注定了我有一個苦難的童年。別人為什麼生下來就哭？我不知道；但我出生第一件事就是大哭，頗有道理。
我出身於北京一個教師家庭。據說我的祖先是300多年前跟著多爾袞打進關來的，直到辛亥革命以後才從《百家姓》裏選了這個“趙”字。這件事，“查三代”的時候我實在說不清楚，隻能建議“專案組”的人去提審我早已入土的祖父。又據說，我有三個哥哥都夭折了，所以我的名字叫大年，並非生於大年初一，而是父母想讓我多活幾年。我惟一的弟弟叫大業，這也是順理成章的事兒，一個無能，另一個自然應該做一番大事業。他現在是建築工程師。中國的建築業已經上馬，至少還要興旺一百年，弟弟是不會失業的。
由於母親是小學校長，我讀書甚早，五歲上學，可是六歲就趕上了“七七”事變，從此變成了一個小難民。十四歲以前，坐車乘船，有時幹脆是徒步，我已經跑遍了包括香港在內的大半個中國。什麼日寇的大屠殺，狂轟濫炸，百萬難民的湘桂大撤退，瘟疫流行，哀鴻遍野，等等，我都見過，或親身受過。這些死裏逃生的災難，給了我第一個教育，而且終身“受益”--不論再遇到什麼磨難，我也不以為奇了。
我在重慶南開中學讀書五年，這是一段相對穩定的校園生活。南開的功課、體育、學生的社團活動，當時是很著名的。僅以話劇為例，天津南開的“新劇團”就帶了頭，我看在中國的話劇史上也應寫它一筆。南開至少給了我三條好處：堅實的功課底子；喜愛文學、演戲、打球、遊泳、唱歌，以及身高一米八十。雖然南開“默退”（不掛牌的開除）過我；我仍然感謝母校給予我的啟蒙教育。
1949年重慶解放，我十八歲，就從學校直接參加了野戰軍。兩年之內，父母病故，弟弟參軍，我們那個四口之家便不複存在了。
我在部隊生活十年。包括湘西剿匪一年，抗美援朝四年。我打過仗，立過四次戰功。但是由於家庭出身不好，以及小知識分子的種種小毛病，始終是個挨整的對象。直到1957年，這年國內發生了什麼事，任人皆知，但我卻“福星高照”，正因病住院，又在醫院裏談戀愛，而且談昏了頭，什麼“鳴放會”都沒參加，因此而“漏網”一年。人家覺得不能就這樣便宜了我，便湊了點平日的材料，終於在1958年底將我“複員處理”回家。使我感到慚愧的隻有一點--我實在是無家可歸，隻好硬著頭皮回到原籍北京市待業（請原諒，當時人間還沒有發明“待業青年”這個詞兒）。
1959年，我28歲，全年待業，我決定報考北京大學文學係。或者中央戲劇學院，可惜，事不如願，我的女兒呱呱落地，徹底粉碎了我升學的夢想。我是沒有“複員費”的，幾百元“安家費”怎禁得坐吃山空！“貧而為文”，我連續發表了不少小說和詩歌，靠筆耕糊口。這又是因禍得福吧？它使我在文學上得到了一些鍛煉，建立了一點自信心。那時發表文章，需進行“作者情況調查”。為了一首長詩，北京市文聯主席老舍先生親筆寫信給《新港》編輯部：“作者是一個可靠的青年，與我相識多年了。此信權作一證明吧。”結果還是不行，非要“組織證明”不可。我隻好去求轉建委員會。幸虧他們工作“馬虎”，沒看我的檔案，就開具證明：“該同誌係複員軍人，政治上無問題。”我的作品才得以問世。
使我第二次感到慚愧的事，頗有戲劇性。我曾借用妻子範季華的名字改編過六本“小人書”，皆由天津人民美術出版社采用，每本可得幾十元稿費，也可頂一月工資用。該社責任編輯老周同誌因此常與“範季華”通信，誇她文字優美，鼓勵多多寫作。20年後，老周作為《廣州文藝》的小說組長來京組稿，特意到家看望老作者時，才發現“範季華”原來是須眉！我趕緊設酒賠禮。他卻揪住不放了--這也是我六年來連續給《廣州文藝》寫了三個短篇和三個中篇小說的原因之一。為那六本“小人書”，我用六篇小說“還債”，這也是人生的一段插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