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安平在箭樓子裏住到第四個年頭的時候，司馬台村發生了一點小小的變化--從北京又發來了一位下放幹部陸鈞。雖然都是“發配”，而且是“好人不下放，下放沒好人”的論調兒占據統治地位，但這下放幹部畢竟跟下放戶有所不同。首先，陸鈞是共產黨員，有資格參加司馬台總共七名黨員的支部會，因此，全村貧下中農心裏都納悶兒：從來都是黨員領導貧下中農，怎麼這個戴眼鏡的黨員反倒要接受咱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呢？不對勁兒啊，沒準兒搞的又是“微服私訪”、“紮根串連”那一套老把戲，今日假裝謙虛，等他摸透了咱們貧下中農的底細，幹部有沒有多吃多占？民兵連長有沒有捆人打人？生產隊有沒有瞞產私分？治保委員查夜的時候有沒有調戲地主女兒？社員家的自留地有沒有超標多留？有沒有社員趕集上店偷賣糧棉油？養兩口豬和十隻雞以上的社員戶那飼料糧從何而來？生產隊的手扶拖拉機有沒有外出跑運輸掙錢“脫軌轉向”？新開墾的荒地有沒有瞞畝虛報、私種“黑田”的？果糧間作的北坡地有沒有養樹欺糧、對“以糧為綱”陽奉陰違的？社員戶有沒有預支借支集體糧款“損公肥私”又拒絕“破產還債”的？好哇，等這位戴眼鏡的白麵書生摸準了咱的穴位、脈搏，他從下放幹部搖身一變就是工作組，就是“四清”工作隊員，揪住辮子下家夥，到那時候他可就不再虛心接受咱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嘍！如此這般眼目下，咱還是不要“教育”他為妙。您聽，這位陸眼鏡在見麵會上說的什麼？“教育者先受教育”，“要當先生先當學生”，那您到底是先生還是學生呢？算啦，文化人說話雲遮霧罩，彎彎繞，咱貧下中農聽不懂，可也不能隨便讓您把咱繞進去！其次，陸眼鏡幹農活兒二把刀，可他幹好幹壞工資照拿，一分不少，還每月四天公假，急溜兒的進城回家，這跟下放戶也大不一樣。所以社員們便給下放幹部編了一套順口溜：穿得破、吃得好，說得多、幹得少，一人一塊大手表，月底月初往家跑，進城理發又洗澡。這順口溜還可以接茬兒往下編。因為當時北京郊區二百七十六個公社、四千多個生產大隊、一萬多個生產隊，幾乎隊隊都有下放幹部。大村十多位，七八位，小村三五位，司馬台村又小又窮，僅僅接待了陸眼鏡一位。而且貧下中農對下放幹部的判斷基本不錯--他們隻勞動（接受“再教育”）了一年多，就在那場“一打三反”的運動中全數搖身一變而成了宣傳隊，反過頭來“割資本主義尾巴”了。
戴眼鏡的陸鈞是位文學編輯，當年隻有三十八歲，經驗閱曆較淺，書生氣十足，一人進村孤零零的，既沒有預見到一年之後的“搖身一變”，也沒有看到司馬台村有什麼資本主義傾向--這個偏僻的小山村實在是太窮了，壓根兒沒有“資本”，何談資本主義呢？當娘的聽見母雞咯咯一叫，就趕緊去雞窩裏摸出個蛋來，叫孩子雙手捧著，小心翼翼，趁熱乎送到供銷店去換半斤粗鹽，或者三盒取燈（火柴），以物易物，這就是社員與社會之間最常見的商品交換。金融、資本、利潤、貨幣流通等等一切現代經濟學的名詞在這兒統統無用，大學畢業的陸眼鏡隻覺得眼睛濕潤了，卻說不出這雞蛋換鹽究竟屬於什麼主義？因此，當他“搖身一變”之後，也沒有去割誰的“尾巴”。
陸眼鏡進村頭一年，處於“傻吃、傻睡、傻幹活兒”的朦朧狀態，大腦寧靜加空白，連一首朦朧詩都沒寫過。第二年，“搖身一變”而成了宣傳隊員，常被公社召去開會，彙報敵情，他也說不出個子醜寅卯來，被認為“思想右傾”，至少是“思想懶惰”。此時，生產隊的幹部也對他存了戒心，怕他爭當積極分子，“好大喜功”，亂割“尾巴”，所以敬而遠之，連生產隊長也不給他派活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