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爸爸上深圳去啦，還沒回來。”
“那，你媽媽呢？”
“我沒有媽媽。”
“唔……你有叔叔伯伯姑姑嗎？”
“一個也沒有。”小女孩快哭了，“我爺爺的病好點了嗎？”
“你叫什麼名字呀？”
“玲玲，任玲玲。”
“玲玲，你有哥哥姐姐嗎？”
“我是獨生子女”，玲玲哭腔地說著成年人的話，“家裏隻有玲玲一個人，九歲，白天去上學，在楊奶奶家吃飯，晚上看家，鎖上門做作業，也看電視，等爺爺和爸爸來電話。九點鍾洗腳、刷牙、上床……”
聽著這個乖孩子的話，吳珊的眼圈兒都紅了。她今年三十歲，為了學業和事業，還沒結婚，但她和那些年輕的媽媽一樣，內心裏充滿了母愛。她不能把任安平的病情告訴一個九歲的孩子，也不能叫玲玲停學，前來晝夜侍候爺爺。
正因為吳珊是個“單身漢”，沒有家庭負擔，她就利用班前班後的時間騎車跑了好幾個地方去想轍--這也是北京方言，想轍就是想辦法、找門路。在征得任安平所在單位的同意之後，她決心為這位八十老翁請個“特護”。
這種好事兒何須單位同意呢？不，主要的難題是個錢字。由單位派人來陪床吧，三五天還行，同事們輪流值個班兒，盡義務，發揚團結友愛精神，怎麼都好說，卻非長久之計。到崇文門的三八勞動服務公司去雇個小保姆吧，一月百兒八十的工資由任老自己掏腰包，也還出得起，隻是此類小保姆大都文化偏低，難以擔負特別護理的任務。想來想去，吳大夫想到了自己的醫大同學陸曉丹。對，我去求求她，也許肯幫這個忙。
連跑腿兒帶打電話，吳珊馬不停蹄地在任老的單位和陸曉丹的住所之間搞起了“穿梭外交”，討價還價，比美利堅的國務卿貝克緊張十倍。老天不負有心人，事情終於辦妥了。一個鍾頭一塊錢，單位打報告向統戰部門申請這筆“特護費”；陸曉丹目前正在“賦閑”，雖然媽媽可以從香港寄錢回來，住在姨媽家裏也不缺吃穿，但她還是願意自食其力，便一口答應了臨時充當特別護士；餘下的困難還不少，陸曉丹一天隻幹八小時，別的時間呢，醫院的值班護士多照顧一些，吳大夫自己也犧牲大部分業餘時間，當然是不領“特護費”的嘍。
就這樣，三十歲的老姑娘陸曉丹穿上了白大褂兒，既不高興，也不慚愧，而是心平氣和地走到了任老頭兒的病床前。
如果陸曉丹十年前不那麼任性，不騎自行車沿著黃河去做那次“人文調查”，而是與吳珊一起按部就班讀完六年製的醫科大學的話，她現在同樣可以當一名正牌的內科醫師。親朋好友、教授校長，當時不是沒勸過她，係主任還坐出租汽車追到廣安門外六裏橋，大聲嚷著：“陸曉丹同學！回校上課去吧。大學二年級就退學，高不成低不就，將來你會後悔一輩子！”可是陸曉丹不聽勸，給係主任深深的鞠個躬，騎上自行車又上路了。而且，她至今不悔。
路是自己走出來的。陸曉丹是個外柔內剛的女孩子，學醫兩年，深知世上什麼藥都有，還有許多包治百病的假藥，唯獨沒有後悔藥。我為什麼要後悔呢？同班同學當主治醫師，我來當個臨時護士，一天掙八塊錢，比吳珊的工資高得多，哈，何須慚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