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說風的名字，一般隻用風所來的方向，比如東風、西北風，或表示風的強弱，比如微風、暴風。除描述風的自然屬性外，我們基本不用其他類型的稱呼，因為給風再起其它名字，懂得了“科學”的我們都覺得意思不大了。不過，古人則認為給風起各類名字是意思很大的事。“八方風色以類從，北涼、西泰、凱南、穀自東，頹、猋、飄、庉、暴、昌、噎，一一命義無相蒙。”（清查慎行《舶風歌》）這些都是古代的風名，都包涵著特殊的意義，但對我們來說，已經很陌生了。
刮風在我國是大事。我國華北東部和長江下遊南部地區，受山脈地形的製約，地區性季風環流十分明顯。風的時間、方向、強弱對於人們的生產生活有著凶吉禍福不同的影響。另外，從現象上看，風（以及雨）還是這樣一類自然物：它來自天上，卻能疾行人間，給人間帶來禍福，有這種特性的自然物並不多見。史學家宋鎮豪先生指出，上古社會人們信奉的氣象諸神中，最受重視的大約是風神和雨神，對風、雨神的崇拜，一直被保留到後世國家級的最高祀典中。
風的自然特性使風神崇拜帶有明顯的方位和地域性因素。對中原的黃帝族來說，風基本上是壞東西，黃帝大戰南方蚩尤時，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山海經大荒北經》），風伯、雨師是操縱風、雨的神，都站在蚩尤一邊，不用說，對蚩尤來說，風是好東西。
在黃帝以後的曆史中，大地域的國家出現，東土、西土、南土、北土、中土都歸並為一個國家。於是，在精神領域，創造出許多與大地域相適應的觀念，如“四海”“九州”等等，其中也有“四方風”。按照古書《爾雅釋天》的說法，四方風是：南方凱風，東方穀風，北方涼風，西方泰風。“四方風”，以中原為中心視點的四方觀念與風的自然特性巧妙結合一體，為古人的宇宙模式添加了一項內容。
古人認為，風與日月星辰一樣，有莊嚴的神性，要誠心誠意地祭祀，商代甲骨文中就有祭祀“四方風”的刻辭。對商代的人來說，風是神，並不是我們今天理解的“自然”。如果我們非說商人祭祀風是“尊重自然界”，商人會跟我們辯論，他們會說“我們不知道自然界是什麼鳥東西，我們隻知道神，你說的日、月、風、雨，那都是神，我們隻知道敬神、畏神”。如果我們再說：“你敬神其實是假的，你在客觀上敬的還是自然”，商人會操起幹戈，對我們動武。
敬風這隻是個開始，後來我們祖先對於風的理解和想象是越來越豐富。看到風刮在草木上，草木一齊傾倒；風刮在人身上，衣帶一齊飄揚。如此整齊劃一，真是萬眾歸一的樣子。於是“風”又有了教化歸一的含義，而且是“上之化下”，威力無比。《鹽鐵論非鞅》說：“諸侯斂衽，西麵而向風”。這句話說的並不是諸侯們麵向西方，迎著西風整理衣裳，而是指軟弱的東方列國接受強秦的政教，而歸於一統的意思。《戰國策秦一》所說“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也是這個意思。
由於風的飛舞飄動、感人拂麵等特點，我們可以看到“風”還被引入文化的範疇，喻示著種種文化行為。在中文裏，帶“風”字的文化詞兒很多，什麼“風格”“風俗”“作風”“古風”“風姿”“風流”……不勝枚舉。隻是用這些詞兒的時候，我們把天上刮風的事都忘了。
五 古代黃土高原上的另一種居民
我們常說黃土高原培育了華夏文化，但就在黃土高原培育華夏兒女的時候，它還培育了戎狄的兒女。戎狄，是古代與華夏不同的族群，長期生活在黃土高原的北部地區，華夏文人稱他們為“蠻族”，因為他們不行“禮樂”，不修文字，不念詩書，卻養太多的牲口。
華夏的文明人，廟堂列鼎中盛滿了牲口肉做的肉臘、肉糜，但他們從來低視養牲口的戎狄。戎狄是黃土高原的另一種居民，但被把持曆史記錄大權的漢族士大夫給抹殺了。我們今人，也受了古代文人的影響，歌頌黃土高原是“大地母親”的時候，卻忘了黃土高原上的另一個兄弟。
在新石器時代，氣候比今天溫濕，整個黃土高原是原始農業的“一統天下”。後來氣候變的幹冷，黃土高原的南部問題不大，先民照樣種地。但黃土高原的北部，環境逐漸惡劣，莊稼生長得越來越差。家豬要吃人的剩飯，而人已經沒有剩飯了，所以豬這類動物也不易喂養了。這裏的先民，在艱苦的環境中摸爬，終於找到另外一種維持生活的方式：多養到野外食草的牲畜，這些牲畜不與人爭食，人還可以從其渾身索取生活資料。於是，人們一手握鋤，一手執鞭，開創了大範圍的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
由於大範圍的半農半牧的生活方式的出現，在黃土高原的人文地理格局上，便出現了兩個不同的區域。這兩個區域，用現在的話說，是兩類不同的生態係統。在南部地區，水熱條件好，農業持續發展，人口與時俱增，城郭壯大，文人滋生。而在北部地區，人們要艱苦得多。他們“隨畜因射獵禽獸為生業”“鹹食畜肉衣其皮革”“各分散居蹊穀，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莫能相一。”處在這種狀態下，社會進化當然緩慢得多。於是，南、北之間在政治、文化方麵的差別日益增大。後來，南部的人叫作華夏，而北部的人稱為戎狄，相互反目，關係緊張了很久。
在華夏人撰寫的史書中，戎狄主要是“反麵角色”，除了侵略搶掠，禍亂華夏，便沒有什麼正麵的曆史貢獻。我們說，這種看法是不公平的。
戎狄正是古代處於中國北方的過渡地帶、或曰邊緣地帶、或曰生態敏感地帶的一個主角，而戎狄的起源與自然環境變化引起的整個生態變化有關，戎狄起源的過程就是中國古代北方畜牧業大麵積產生的過程，我們關於戎狄的概念離不開畜牧業。戎狄的興起反映了人類對環境變化的一種適應方式，在“適應”中也伴隨著創造，畜牧業就是一個創造性的成果。司馬遷稱讚北方許多地方是“畜牧為天下饒”。這裏麵就包含了戎狄的曆史貢獻。
古代漢族文人看不起戎狄的人，卻盛讚戎狄的馬。有名的“駃騠”，就是指戎狄的駿馬。《左傳》記載：“冀之北土，馬之所生”，有“屈產之乘”，乘就是駟馬。漢族文人忘了，馬是人喂出來的。沒有戎狄的養馬技術，哪裏來的北方良馬？
在中國曆史上，戎狄社會的貢獻不僅是發展了畜牧業的規模、技術，將其抬升到生活的主要基礎的地位，它還為後來草原大規模遊牧經濟的產生打下了必要的基礎，做好了曆史準備。如果說在中國北方，農畜混合經濟是環境變化的推動，而草原遊牧經濟的出現，則主要是人類畜牧技術發展的推動。當對牲畜的控製能力增強、騎馬的技術出現之後，人們就有條件徹底拋開農業，而到新的更廣闊的地理空間中，大規模開展遊牧活動，並建立一種新的依托大規模遊牧經濟的社會組織。
跳出農業社會曆史的局限，放眼中國北方的遼闊大地，我們可以看到曆史上人文發展的豐富性。這些人文的豐富性，是對多樣地理環境的適應的結果。而所謂“適應”，對人類來說決不是消極的。人類文明中的許多重要內容，都是在能動地適應環境的過程中創造出來的。農業是一種創造，畜牧業也是一種創造。
中國古代戎狄在地域上分布很廣，黃土高原北部隻是其分布地域的一部分。戎狄在地域上與華夏相鄰，兩方的交流其實是不可避免的。別看華夏人在觀念上把戎狄貶得很低，但在實際生活中，卻對他們相當“實事求是”。除了想要戎狄的馬，華夏國君還想要戎狄的兵士，另外，大概戎狄女子有妖美的一麵，華夏國君還要戎女來作妃子。上層是這樣，社會基層恐怕更多。想到這一點，我們如果到黃土高原，緬懷它的“搖籃”曆史時，就更不要忘了古代北邊那些放牲口的人們，我們不少人其實都是他們的後代呢。
六 “邊緣”的價值
當代地理學中有一個“中心地”理論，把我們的注意力都引導到“中心”的問題。我們的意識中，充滿了對於“中心”的偏重。由此延展開來理解世界，則世界是由一個個“中心”牽頭構建起來的。
但我們又漸漸注意到，有不少人是從“邊上”想問題，從“邊緣”來說話的。錢鍾書有一本書叫《寫在人生邊上》，近見台灣有一本講報導體驗的書叫《邊緣檔案》。他們講的人生的“邊上”、社會的“邊緣”，雖然都是抽象的所指，但都從社會生活的角度提醒我們，“邊緣”可以另有價值。起碼“旁觀者清”，就是一個人人皆知的“邊緣”的好處。
地理學所講的“邊緣”是具體的。在地理學中的確有人認真研究“邊緣”的問題。不過在地理術語中，常用的是大尺度的名稱，叫“邊疆”或“邊界”。兩者都是指大社會單元的邊緣，但“邊疆”與“邊界”的用法又有不同。如果邊緣以外沒有什麼人煙了，這個邊緣地帶（可以很寬闊）就叫“邊疆”，如果邊緣地帶以外另有一個不同的人文社會單元，則這個邊緣地帶（不會很寬闊）則稱“邊界”。
在地理大發現的年月，地理學家、人類學家、生物學家、探險家們為“邊緣”地帶、“邊緣”社會，“邊緣”文明的未知性、奇特性所吸引，涉足於天涯海角，發現了自然與社會的許多隱密。當時從“邊緣”回來的人都是英雄。的確，如果達爾文自封在“中心”倫敦，而洪堡也恬居在“中心”柏林，那麼人類的那一段科學發展史，肯定是另一副緩慢的樣子。
一百多年以前，年紀尚輕的美國教授特納（F。J。Turner）把考察美國曆史的目光投向西部邊疆，最終出版《美國曆史中的邊疆》一書。以往的美國史研究，描述的是一個從中心（多半是指歐洲）向外擴散的曆史，“一切體製的起源都要追溯到中世紀日耳曼的叢林之內”。而特納的結論是，美國體製不是歐洲老家（中心）的“蒼白的複製品”，而是“在艱苦卓絕的邊疆地帶，人們變得美國化、自由化，並融合為一個新的種族。他們已不再是英國人，也不具備英國人的特征。”正是在邊疆一個個先驅者的小屋中，培育起最底層階級的民主意識。惠特曼所歌頌的“民主之船”的駕駛人，是西部邊緣的人自為戰的開拓者，而不是波士頓或詹姆斯頓英國背景深厚的紳士。特納說，西部邊疆對於美國人猶如地中海之對於希臘人，他們在那裏衝破傳統束縛，獲取新的經驗。美國人向以當年西部邊疆的開發為自豪，洛杉磯奧運會開幕式上，他們還穿上當年的服裝，歡快地展示了“西進”的場麵。
在邊緣地帶，是曆史與地理的特殊的結合點。一些重要的曆史機緣可能隻存在於地理的邊緣，在這樣的關頭，忽視了邊緣就錯過了曆史。1978年，一群考古學家發現他們在關注一個共同的問題：人類在邊疆與邊界的活動。幾年後他們彙集出一部文集《邊疆與邊界考古》（The Archaeology of Frontiers and Boundaries），內容涉及歐洲、非洲、北美、格陵蘭的各類邊疆或邊界。這是一本值得地理學家注意的書。這些考古學家有意識地強調對“非中心地”（noncentral place）的研究，即到邊緣地區去把握曆史。他們看到在社會體係的邊緣，存在著明顯的、活躍的社會變異的潛力。“變異”！這正是邊緣地帶最具特長的曆史貢獻。沒有變異的曆史不成其為曆史，而沒有邊緣地理的參與，幾乎談不上變異。“某某邊區”，這樣的地方在中國近代史上意義之重大，是每個中國人都了解的。最近二三十年，在中國古代文明的“邊緣”地區如東北、內蒙古、四川發現了重要的考古遺址，在這些遺址中或許保存著解答中國曆史早期“變異”問題的訊息。
大文明與小人生有共通之理。錢鍾書等借用地理的“邊上”“邊緣”的概念來比喻人生，就是要借用這些道理。我們可以把人生看作是具有空間結構的事情，那麼有的人站在中心，但更多的人處於周圍，還有的人呆在邊緣，所以現在有一個說法叫“邊緣人”。“邊緣人”是形容脫離熱鬧生活，或脫離時代品味，或脫離單位人事主流，坐在“冷板凳”上的人。“邊緣人”雖然沒有“中心人”那樣“閃亮登場”的風光，但細看他們的生活，很可能另有其樂。“中心人”的前景是沿著一條清楚的階梯攀升。而“邊緣人”的前景，是否永遠暗淡下去，卻是說不定的事情。改革以來，許多原來的“邊緣人”都“發了”。社會人生充滿了“變異”的機會，前麵說過，“邊緣”最富於“變異”，所以我們不能小看了人生的“燈火闌珊處”。
七 泥裏金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