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好幾個地方都遇到人們討論奧斯曼-巴黎的問題，那場19世紀在巴黎發生的事變，跨越時空，鼓動起我們對現代性的又一新角度的思考。大衛哈維的《巴黎城記：現代性之都的誕生》一書，正是一部這樣的引導性著作。
此時人們對奧斯曼巴黎的再思考，自然是從當代出發，一是時尚理論，二是現實城市經驗。對現代性的討論，如果要找一個現代性的空間實體形態，城市是最大的樣品。其布局結構、空間機製、人口配置、土地流轉，都與社會本質相呼應。
哈維關於現代性、資本主義寫過不少東西，在當代地理學家群裏，特立前行，十分顯赫。因為寫的題目老大，許多都超越一般地理學研究的範疇，所以哈維“是學什麼的”，已經模糊不清。不過，我讀哈維，還是力求站穩地理學的腳跟，找出他的地理學家的基底。
哈維腦子裏確實有一個駐持深刻的空間意識，表現了地理學家的原質。隻是，哈維的空間概念，早已告別了場所空間的傳統意義，而是指涉事物自身的屬性空間、社會含帶的空間結構關係、以及空間與時間的交合。
在《巴黎城記》中，哈維縱橫高論，闡述資本、信貸、土地、階級等重量級的社會問題。但他在“序篇”的結尾，明確聲明：“本書的主題將以螺旋的形式向前推進，從空間關係開始，行經分配（信貸、租金、租稅）、生產和勞動市場、再製（勞動力、階級與共同體關係）以及意識形成，讓空間處於運動狀態，使其成為擁有真實生命的城市曆史地理學。”
原來，《巴黎城記》是一部城市曆史地理學著作。這個問題便首先值得討論。我國學者之於城市曆史地理學，已經寫作了數十年，向以為發達。不過，我們的研究，絕大多數集中在王朝時代，習慣於考證王朝城市的空間結構，似乎離開了王朝時代，便不知如何處理了。這有兩個原因，一個是，對近現代社會總體研究不夠，尤其缺乏對整體性人文地理問題的把握，所以討論後王朝時代的城市，往往抓不住背景主線。相對來說，對口岸城市的研究多一些，在某些個案研究中也不乏精彩之論，但在城市曆史地理學界，尚未產生範式影響。第二個原因是，近代城市空間與王朝時代城市空間不同，城市社會深層演變如何與城市空間結構掛鉤，需要理論創新，而無法沿用王朝城市地理研究的那些套路。
熟悉中國王朝城市曆史地理研究的人，讀哈維的巴黎研究，會感覺異樣。首先，哈維沒有逐一陳述巴黎平麵空間變化的步驟，好像缺了城市曆史地理研究的基本工作。其次，哈維所論，許多不是地理問題，似乎離地太遠。全書倒像是關於巴黎的經濟、政治、社會的綜合研究。應當承認，哈維的城市曆史地理研究，缺少我們熟悉的那些地理學概念。哈維討論的許多問題本身，也的確不是地理學直接關注的東西。
不過，哈維嘴上雖然沒有大講地理（像他早期著作那樣），但內心的地理學意識仍是推動其思考的重要資源。哈維自己讚成這樣的態度：人們不應放棄自己的出發點，隻要原有因素還沒有完全被吸納為新思想，思想之火就會燃燒。[注釋1]哈維是地理學出身，地理學因素一直點燃著哈維的思想之火。
哈維的地理學因素，不在位置，而重空間。在他的許多著述中，都可以看到哈維運用自如的獨特的空間概念。如果留意，在《巴黎城記》中，城市的空間轉變，仍被確認為巴黎現代性生成的本質。其它思想資源，包括政治、經濟、社會諸學，都與城市空間問題互動。
人文地理學中使用的“空間”概念，有絕對空間、相對空間、相關性空間三類。哈維喜歡使用後麵的兩類。相對空間是事件間的一種關係，受到時間和過程的製約。
一般講空間，會對應出一個幾何圖形，這是老觀念，是早期絕對空間觀念。後來強調了社會、主體兩個要素，出現新的相對空間概念。這在心理學、文化人類學、政治經濟學、社會學中很普遍。在這種情況下，空間與區域不同，區域強調外部形態，而空間強調機製體量。舉一個中國古代的例子，在《禹貢》九州的思想中，“禹跡”是區域，而大禹的治水行為形成空間。
“雖然幾何學可能是地理研究的重要工具，但它們還是不能作為其理論來源，因為它們與地理現象的類比隻是通過具體的邏輯結構，而不是解釋性的演繹。”（約翰斯頓：《人文地理學詞典》）抽象空間沒有任何事物屬性，因此沒有具體的解釋力量。哈維也說：空間問題要通過社會實踐來認識，“空間性質產生的哲學問題不能從哲學角度來回答--答案來源於人類的實踐。因此，‘什麼是空間的問題’就被另一個問題所取代，即‘人類不同的實踐活動是怎樣產生和利用明確的空間概念的？’”（《社會公正與城市》）抽象的空間概念因此被哈維拋棄，即使是簡單的形式陳述也不能令人滿意，因為形式仍不是客體事物本身。空間，“隻有在某一客體自身包含和代表與其他客體的關係時，我們才能說它存在。”關於空間的問題，同時間一樣，是具體事物的屬性。對於人類來說，就是人類存在、展開和占有的範圍，社會實踐就發生於人類的這種存在之中。空間分析實際上就是社會分析，顯然，城市曆史地理學，需要城市社會分析。簡單說，這就是哈維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