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軍事文化，是牆文化。”眾多的城市設防自不必說，我們來看長城。長城是設形造勢的典範。去長城遺址旅遊，我們看到高山之巔的城牆，常常問，有必要把長城修到那麼高的地方嗎？難道敵人會去攻那裏嗎？其實，長城不一定每個部分都是實戰的。《孫子》雲：“若決積水於千仞之山者，形也。”把長城修到高山絕頂，有如千仞積水，產生居高臨下的優勢，不管實際上有沒有兵卒在那裏，它都以一個戒備森嚴的高高在上的軍事要塞的形體向敵人示威。“黃帝作劍，以陳（陣）象之”（銀雀山漢簡《孫臏兵法》），長城是給高山挎了一把佩劍。
雖有佩劍，卻“旦莫（暮）服之，未必用也”。長城隻是形，沒有人，它仍然是一道死牆。隻有當長城上旌旗飄動，狼煙升起，後麵有軍隊發動，這才是完整的軍“勢”。這就是孫臏《勢備》所說的佩劍和弩的關係。弩，“發於肩應（膺）之間，殺人百步之外，不識其所道至。”前麵有了長城，還要安排長城左右“不識其所道至”的奇兵，才算高明的長城統帥。死守，對於長城戰事，不一定管用。趙國雖然修了長城，但仍需要李牧這樣的名將，匈奴才“不敢窺邊”。
在軍事地理方麵，《孫子》還講了“六地”，即六類軍事地形，有通、掛、支、隘、險、遠。李零解釋說：“通”是通暢，往返俱便；“掛”是掛礙，易往難返，就是有去無回，不太通暢；“支”是彼我相持，進退兩難，最不通暢；“隘”是出口狹窄，與“廣”相反；“險”是高下懸殊，與“易”相反；“遠”是遙遠，與“近”相反。這“六地”中，“掛”與“支”是我們的“常識”中沒有的。當然，把這六樣地形放在一個體係中排列，更是我們想不到的。
我們注意到，“六地”中的五地，即通、掛、支、隘、險，都與山地有關。這讓我們又想到山地的長城。長城的修築是對地理形勢的加工，造成局部地點的優勢。長城把這五種山地軍事地形逐個升級，增加了敵方的難度（對敵人來說是降級）。“通”變成“掛”，“掛”變成“支”，“支”變成“隘”，“隘”變成“險”。比如原來的“通”，就是那些對於敵人來說往返都容易的寬闊山穀，一旦修了長城，就降為“掛”了。《孫子》雲：“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若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站在準備犯塞的匈奴人（比如說）的立場來說，修了長城的山穀不正是這樣嗎？長城如果沒有守軍，匈奴攻而勝之；如果有了守軍，多半攻而不勝，即使進來了，恐怕又“難以返”，所以“不利”。
兵家地理中還有“奇正”的問題。正，隻能自保，不能取勝。長城恰恰是正，所以關於長城，不能總是誇獎，也有麻煩的地方。長城是堂堂正正的守備陣形，可不能動，卻是長城的最大麻煩。從這點來說，長城雖有強形，卻為弱勢。這給攻方提供了機會，弄不好，石牆變成紙壁。《銀雀山漢簡》：“無形而製形，奇也。”。北方遊牧民族或未讀過中原兵法（也可能有人知道），但無形騎兵向來為其所長，所謂“蕃長於馬”。明朝長城戰事幾次大敗，都是敗在蒙古騎兵的奇襲。例如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俺答率部順潮河南下，攻逼古北口。他以數千騎兵正麵佯攻古北口，卻另遣一支奇兵繞道黃榆溝，毀牆而過，徑直抄至古北口的裏麵，明軍大驚，不戰自潰。俺答遂殺至京郊，大肆焚掠。此乃“庚戌之變”。正是受了“庚戌之變”的驚嚇，嘉靖加築了北京城的外城牆，出現了外城區，就是今天的崇文、宣武這個部分。外城牆一加，把天壇包進城裏。祭天之禮一直屬於“郊祀”，從此以後在城裏麵整了。
俺答聲東擊西繞道的辦法其實並不新鮮，我們在遊覽長城時也會想到這個問題。長城這麼長，能處處設兵嗎？這裏設了，敵人從那裏來怎麼辦？我想，當時的明軍統帥也是料得到的，或許也有“預案”，隻是預案的執行不力。長城戰線因為長，需要候望不怠，調動及時。“庚戌之變”的問題至少出在侯望不力上。後來，福建總兵戚繼光調至北方長城戰線。戚繼光以在長城上建築大量空心敵台的辦法完善候望與調動體係，加強了長城防禦的反應能力。不過，史家稱，自“隆慶議和”後，蒙古騎兵基本沒有大舉南下，所以改進後的長城防線並未受到戰爭的檢驗。練了本事沒用上，有些遺憾。但說不定，這裏麵也有空心敵台為長城增加了威勢，而產生了《孫子》最為稱讚的“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奇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