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理學是我們古老的而今天又不能忘卻的一種思想方法。
--D。Meinig
地理這門學問在人類知識體係中起源甚早，其近代以來的變化也十分的大。地上的山川格局依舊，而古今地理學的論說體係卻各為一套，相差懸殊，原因在於古人、今人的思想方法各異，論說的內容也不盡為山川格局，還要有人文一端，即所謂“人文地理”。另外，無論是“自然”還是“人文”，古今談地理者所要達到的認識目標，更是不同，孔子說：“山川之靈，足以紀綱天下者”，今人在考察山川時，斷不會有孔子的想法，今天自然地理學家要的是“自然規律”。中國古代無“規律”一詞，但有道，有法，有統，這些東西在中國古代豐富的地理思想中大都存在，既用於自然也用於人文，表達的是一件共通一致的道理，其實就是“道統”。所謂“地理的道統”，就是一個和諧穩定、有等級秩序的“普天之下”。
在“普天之下”，事物繁複眾多，地理之學就是要將它們“理”出一個秩序來。翻開今天的地理教科書，從氣候帶開始，到地形單元、土壤水文、植被分布、城鎮體係、人口密度、交通網絡等等，對地上之物凡“重要者”統統按照一定次序曆數一遍，其間還要揭示“其所以然”的內在規律。這是今天地理學的思想體係與主要內容，其表述、論證的總目標是一個由“自然科學規律”與“社會科學規律”所支配的地球表麵。
但翻開古代的地理書一看，雖然大致也有山川、土壤、澤藪、郡縣、人口等事項，但次序，即“理”地的方式，卻另是一樣。比如講山澤水土，“土有九山，山有九塞，澤有九藪，風有八等，水有六品”。在屬性上“凡地形……高者為生，下者為死，丘陵為牡，溪穀為牝。水圓折者有珠，方折者有玉”[注釋1]。如此一番講述，今天的地理學家定斥其為胡言亂語，但古人卻深以為是，所以代代翻刻，習誦者甚多。從學科史的角度講，古人的這一套地理，絕不是一堆胡亂的次序，其背後依托的是一座古代意識形態的構架，包含著古人頭腦中顛撲不破的“天經地義”，古代的地理講述，無不以此為準的。地理講述，反映人們的天下觀、宇宙觀、社會觀、人生觀，是思想史的重要組成部份，但現今大多研究思想史的學者，尚未對此有足夠的重視。
地理之學不是一門對“客觀”世界作忠實記錄的學問。在思想家那裏，它是人們天下觀、宇宙觀、自然觀、社會觀、宗教觀、人生觀的一份說明書，以似乎十分客觀公允的例證，說明一套可能並非公允的思想體係。在政治家那裏，地理，尤其是人文地理，更是治國平天下的戰略、手段、目標，是主動出台的統治意誌，是極盡道德宣教與武力征伐之能事而務求實現的社會空間秩序。在各時代的政治文本中，均有地理一章，故社會地理、政治地理向來是地理之學中極其重要的部分。現今歐美大學中，將地理劃歸社會科學門類，就是因為其十分強調地理學在說明與治理社會方麵的功能。
在中國古代，人文發達，政治悠久，大地域王朝接踵統治“天下”。以其地域之大、區域種類之多、曆史之長，在這樣一部社會曆史中，沒有發達的社會地理之學是不可想象的。圍繞王朝的建立、鞏固、發展，勢必形成的一套專門的地理學問體係，此可稱為“王朝地理學”。隻是在不少係統考察中國古代地理學史的著述中，不注意從曆史出發，而僅僅以今天的地理學框架，去格式古代地理學的內容，力圖寫出一部令今人順耳稱心（而古人很可能看不懂）的古代地理學史，這是削古代地理學之“足”，適今日地理學之“履”，寫出來的古代地理學已經麵貌全非了。比如今天重自然地理，於是就把古代所有關於自然界的記錄，彙在一起，分門別類，稱之為古代的“自然地理學”。對古人的這些零散的自然界知識，稱為“知識”則可，稱其為“學”則不可。學，要有專人、專書，師者講授，學者研習，前後傳承之，一脈貫通。古代並沒有多少如此研習自然地理現象的傳統。的確，明朝出了一個徐霞客，專門考察自然，撰有《徐霞客遊記》，但僅屬個別，故令當時人驚異，稱其為“奇人、”，且後繼無人。隻有王朝地理是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主流大宗，有專人、專書、師者講授，學者研習，前後傳承之，一脈貫通。
本文欲對中國古代形成並長期發展的王朝地理之學作一扼要考察。不過，此乃古代的一大套學問，博大精深，本文不可能周全，況且與古人、古書對話，誤解難免，謹待方家指正。
一 從“天人之際”到“人人之際”
王朝意識形態以儒家為主要代表，本文考察王朝地理，儒家思想是一個重要依據。追溯王朝地理的形成，我們從上古地理思想，或說被儒家化之前的地理思想開始。那時的地理思想是人神相混，世界觀不以人間的德行為上，不強調人間的文德教化，而以神的作用為主。甚至社會組織也可以神為中心而建立。章太炎說上古時代有一類神守之“國”，神守國不設兵衛，而名山大川卻所在多有，因為它們不與諸侯之好聘，故滅亡時不載於方策。神守之“國”，應該是極其古老的社會組織，其以禮神為社會的核心樞紐，而神又存乎天地之間，所以在神守之“國”，首領主要是禮名山大川，執行神職。因為名山大川都具有神性，居之便可以為神，所謂“人神雜糅”。這一時期的地理思想特點是，地，不是獨立的，而與天相勾聯，神靈貫穿於天地之間，地上的萬物都與天、神有關。在這樣的曆史時期，雖然人們的行為都是在地上，對地勢河流也利用得當，但一敞開思想，就跑到天上，純粹的“地”理幾乎不存在。
有許多這一時代的地理講述片段被保留下來，後世也總有一些好神鬼之術的人樂談此道，講的多是天人之際與山川的神性，例如，《禮記祭法》：“山林川穀丘陵能雲雨，為風雨，見怪物，皆曰神。”《史記五帝本紀》張守節正義：“鬼神謂山川之神也，能興雲致雨，潤養萬物。”在地上萬物之中，據說最能通天的是昆侖之丘，“昆侖之丘，或上倍之，是謂涼風之山，登之而不死。或上倍之，是謂懸圃，登之乃靈，能使風雨。或上倍之，乃維上天，登之乃神，是謂太帝之居”[注釋2]。登山弄神，設立祭壇，已是由來許久的做法，5000年前的牛河梁紅山文化遺址便發現有祭祀遺址，位於山頂之上，築有“女神廟”，其大小建築成一線排開，似為一條中軸線，這種空間布置，表現出很強的意識形態特點。山川以其偉大的形體，令人類景仰，即使到了現實主義意識形態很濃的王朝時代，也多少還有祭祀山川的事情保留下來，但僅僅是禮儀形式，而遠離了日常地理事物的主流。
傳說至顓頊時，“乃命重黎，絕地天通”[注釋3]。什麼是“絕地天通”？按《國語楚語下》所記觀射父的解釋是，“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複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絕地天通”預示著天地分、人神分，是中國古代思想史上很重要的一條材料，另外由此產生的神轉巫，對社會組織也有深刻影響。學者們對“絕地天通”的問題多有討論，本文無力詳述。我們在這裏所關心的，隻是由以反映出來的一條對地上現實世界漸漸作獨立觀察、並日益重視人類社會自身主題的思想走向。關於這一走向，曆代史家有不同表述，如“詩亡然後《春秋》作”，詩史包括神話，而《春秋》則重“人人之際”。孔子不語怪力亂神，然而孔子並不是先導，章太炎評述這件事時更推崇老子，他說：“管仲兼雜陰陽一派，有許多鬼話。老子出來，就大翻了，並不相信天地鬼神和占驗的話。孔子也受了老子的學說，所以不相信鬼。”[注釋4]楊向奎先生持有同樣看法，他說“到神守的後人老子來否定這神守與上帝，而提出‘道在帝先’。孔子更提出‘人人之際’，來代替‘天人之際’。”[注釋5]到司馬遷撰《史記大宛列傳》時，對如何描述西域，也采取了很現實主義的立場，他自稱：“至《禹本紀》《山海經》所有怪物，餘不敢言之也。”《大宛列傳》關於西域的記載，是一篇沒有“鬼話”“神話”的地理文獻，在記敘異域的早期地理文本中，有別於《山海經》《穆天子傳》等，在中國地理思想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曆史發展，隨著大型複雜王朝社會的形成，“人人之際”日益成為現實社會所層出的主題，從而也是王朝政治需要投入主要精力去處理的課題。“人人之際”一切在空間上的表現，都是地理內容，一般說就是一地之人與另一地之人的關係或曰“人文區域”之間的關係等等。一地之人與另一地之人的關係可以是政治的、經濟的、文化的、信仰的等等。在大地域內建立穩定的王朝，必須解決好各地人群之間的協調關係，建立某種鞏固的王朝地理秩序，保證地雖偏遠仍能聽命於朝廷。關於這一套作為，在《周禮》中叫“體國經野”（詳見後文）。在一代代“體國經野”的理論與實踐中，逐漸積累形成了王朝時代經緯大地的典章製度和記錄考訂地理名物的學科，古代稱“輿地之學”。“方輿之書所記者，惟疆域、建置沿革、山川、古跡、城池、形勢風俗、職官、名宦、人物諸條，此皆人事”。[注釋6]當然，古代地有神性的思想不可能完全絕跡，其以各種形式仍一浪一浪泛出。但從總體上說，中國古代地理學的主幹大宗，或說被儒家化的地理學，主要是圍繞鞏固王朝與建立政治大一統的王朝地理，強調人神分、等級秩序、教化天下、中央一統、和諧無疆等等。
二 “九州”與“五服”
《尚書》是古代極重要的一部經典，記錄了距今二三千年前王室的誥命、誓言和其他大事，先秦士大夫著書立說多加以援引，自漢代立為官學以後，成為曆代帝王將相的政治課本，作為治理國家的理論工具。《尚書》中的《禹貢》篇，盡管隻有1193字，卻曆來被奉為王朝地理的經典之作，為“古今地理誌之祖”，其中所談的重要地理觀念，為曆代言地理者尊奉，而在《禹貢》中所明確表述出來的最核心的地理觀念，當屬假大禹之口而頒行天下的“九州”與“五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