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條軸線穿過長樂、未央兩宮之間。如果這條軸線上幾個點位的關係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有意的設計，那麼長樂、未央兩宮之間的位置（具體說是兩宮所夾的南北道路），按照建設時間的順序，應該是軸線最初的基本點。[注釋23]
軸線的第二個點位--具有決定性的點位--是長陵。劉邦、呂後陵墓的位置分別與未央、長樂二宮相對應，兩陵之間的中心點，與長樂、未央二宮之間的中心帶大體對應。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時候還沒有安門。所以說，長陵與長樂、未央二宮的對應關係，可能最早確定了一條南北方向的中樞帶。這條中樞帶，主要由宮殿區與陵墓區南北對應構成。
惠帝修築長安城牆時，在這條中樞帶的南部修建了安門，它成為中心帶上的第三個點。而由於城門位置的確定性，使原來的中樞帶精確化為一條中樞線。
以上幾個點位的關係，有可能是規劃設計的，在這個距離範圍內規劃的難度並不大。至於這條軸線向南方子午穀的延伸，以及向北方天齊祠的延伸，是否為早時確定的規劃，我們尚無法確證。天齊祠距離長安很遠（45km），能做到如此精確的對應，需要有大範圍的測量技術。西漢時是否已經具備了大範圍的測量技術，需要考察。至於與子午穀的精確對應，很可能是一種巧合。很難想象，蕭何在修建未央宮、武庫的時候，就考慮到與南方山口的對應關係。
至少，從安門到長陵這條軸心區，在惠帝時已經出現。它在長安城的空間皇權景觀中，居於中心的地位。不過，需要指出的是，在這條軸線帶上，並沒有宮殿建築依軸線排列（這恰恰是後代都城軸線的主要特征），而隻是通道、門闕，因此意義並不重大，實用性大於象征性。[注釋24]
未央宮北麵與北宮、桂宮所夾的東西道路也十分重要，上麵有專供皇帝使用的“馳道”。[注釋25]這條東西大道與長樂、未央間的南北大道，構成長安城內的十字中心。僅僅作為道路，長樂、未央間的南北通道（軸線所經），並不比未央北側的東西通道更重要。所以，即使安門軸線是存在的，但在這個時期，它對於長安城整體的文化景觀意義並不大。
劉邦居京師長安僅5年，惠帝7年，呂後8年，文帝23年，景帝16年。他們對自己所擁有的帝都，在空間大格局上所做的配列，大體如此。其主要特征（包括街道、城門位置的形成）是由長樂、未央、北宮、長陵的位置關係決定的。在這些要素中，突顯的是實用主義的、直截了當的皇帝本人的威權。這種形態的本質，可以稱為宮殿決定主義（palace determinism）。
四 武帝的長安建設
在武帝以前，長安隻有三組宮殿：長樂、未央、北宮。而武帝基於王朝的繁盛與自己對宮殿作用的重視，大力增築新宮殿，主要有桂宮、明光宮、建章宮，令長安宮殿占地麵積擴大了將近一倍。相應的，長安城城牆範圍內的居民區則大幅度減小。長安城皇帝宮殿的極度擴充，與武帝個人的政治威權的增長相對應，這一點很像秦始皇的時代。在武帝看來，宮殿比城市更重要，建章宮與明光宮的修建，在一定程度上是對城牆的否定。他的龐大的建章宮可以無視城牆界線的存在而坐落在西城牆的外邊，建章與未央之間，有閣道跨越城牆相聯通。明光宮的修建，必然將大麵積的居民遷到城牆之外，這也是否定了城牆的分隔意義。建章宮的修建，起因是要起“大屋”，以方術之法去鎮勝火災，但實際修建出來的建章宮，卻是在滿足皇帝的奢華欲望和對仙境的模仿。[注釋26]建章宮似乎與朝政沒有關係，主要是武帝迷信方術觀念的反映，後來的王莽在營造更加儒家禮製化的京師時，將其拆除。
武帝沒有像秦始皇那樣提出對都城總格局的構想，但這並非意味著武帝缺乏對象征意義的追求，除了模仿方士們宣揚的海中山、神明台以外，據《史記封禪書》記載，武帝曾有在長安城南建立明堂的計劃。[注釋27]這是一項儒家禮製建築規劃，可能是長安城第一座有意體現儒家思想的建築。由於這座純粹的意識形態建築選址於城南，將使原來缺乏都城重要內容的長安之南顯現出異乎尋常的意義，而在長安城的南北空間比重上，出現轉變。不過，《史記》《漢書》中都沒有武帝的明堂在長安被實施建成的記載。可以確定的是，他建成的另一個明堂是在泰山。
武帝是一位具有高度意識形態信仰的皇帝，但他的一些重要的王朝信仰活動並沒有彙聚在都城，在都城的景觀建設上，也沒有充分展現這些信仰活動的內容。漢武帝的禮儀空間視野寬廣，很重要的一些祭祀，如雍畤、後土、泰一等都不在長安，不少祭祀活動場所還未能脫離實際的山川場地（如封禪）。對比後來形成的都城郊祀（重要的祭祀活動收縮在都城近郊），武帝的祭祀活動空間幾乎要覆蓋整個帝國。對於武帝來說，作為場所的都城屬於皇帝，還不是屬於神祇，至少不是神祇的重要場所。都城主要是皇帝居住、施政、展現自己威儀的權力基地，所以宮殿是最重要的，其餘的寰宇山河信仰均表達在都城範疇之外。在這種情形下，都城體製即宮室體製，都城並沒有多少超越宮室的意義。
五 成帝都城概念的超越
武帝之後55年，成帝即位，此時儒家風氣已經盛行於王朝。成帝接受匡衡的建議，[注釋28]罷停遠方的甘泉、汾陰等祭典，而改在長安城郊區進行。[注釋29]長安郊祀的設置雖有反複，但最終還是確定下來。[注釋30]京師成為祭祀天地上帝的核心場所，從空間上看，祭祀活動的範圍收縮了，但都城的意義卻擴大了，具有了規範的“禮儀天下”的象征性。
在這樣的新的都城概念中，在體現皇族至尊、君臣製度的政治文化體係之外，另一套禮儀文化體係也加入其中。宮室建築群不再是都城唯一的高尚景觀體係，禮製建築開始出現在景觀中，都城成為兩大高尚體係的合一體。在本質上，禮儀觀念是皇帝權威的工具，但在形式上高於皇權。禮製建築的規模雖然比不上皇宮，但其內涵則超越了君權的政治範疇，致使城市景觀具有了超越意義。君權與禮儀，兩種精神整合的層麵在都城，而不在宮殿，於是新的都城概念開始出現，新的都城體製由以誕生。在新的都城概念裏，皇帝不必親行天下，而是將天下聚縮於京城，用一種象征手法，完成對天下的掌控。
京師地區具有了權力行為、禮儀行為（當然還有民生活動）的完整性。京師不再隻是皇帝本身的權力形象（如當年蕭何所言），而具備了更高的禮儀信仰、道德觀念的大“天下”的形象。[注釋31]
不過，成帝雖然在長安城增加配列了祭祀建築，但可能沒有將它們與長安城原來的結構進行整合（或說沒有利用原來的結構），至少，我們還不知道南北郊祀建築的確切位置。
六 王莽的禮製規劃
在王莽的一係列改革措施中，包括京師禮製建築的大規模建設。在他的規劃中，強調了未央宮軸線，這一點很值得注意。
根據曆史留下的隱約記載推測，可能王莽有按《考工記》中的營國製度改造長安的企圖。王莽上台後，托古改製，《周禮》是他改製的重要依據之一，而補作“冬官”的《考工記》很可能成為他改造長安城的藍本。例如改未央宮前殿為“王路堂”，其實就是仿照《周禮》“路寢”，再加上北麵原先存在市場，恰好形成“麵朝後市”的格局。這是王莽對原有城市結構的利用和進行的新的解釋。更重要的是，王莽把宗廟、社稷修建在西安門外，宗廟居左，社稷居右，形成“左祖右社”的局麵。[注釋32]“麵朝後市”“左祖右社”正是《考工記》中主張的都城空間配列模式。
王恩田的研究值得注意，他指出：“王莽所說的他為漢室所從事的‘建郊宮、定祧廟、立社稷’等三大工程恰好就是漢長安城南郊由東而西並列的這三座建築群基址。即東組建築群是祭祀天地為主的郊宮，又稱‘辟雍’和‘圜丘’；中組即以祭祀祖宗為主的‘祧廟’，也稱‘明堂’；西組即祭祀土地社神和後稷的‘社稷’。如果以麵對未央宮前殿的西安門南出大道為軸線，祧廟與社稷分列左右，恰好就是《考工記》所說：‘左祖右社’的布局。”
在王莽的統治時期，可能《考工記》的原則第一次被實施，即“匠人營國，方九裏，旁三門。國中九經九緯，經塗九軌。左祖右社，麵朝後市，市朝一夫。”這些原則反映的是都城製度，而不隻是宮室製度。王莽規劃所突出的未央宮軸線與原安門軸線有重要的差別，在安門軸線主要是道路（禦道），而未央宮軸線上則坐落著朝宮。
王莽的目標在於強化權力，手法是端正禮儀，包括增設都城的禮儀景觀。他運用景觀語言，而不僅僅是建築本身的功能，運用建築配列格局的象征意義，達到意識形態的特定目標。武帝修築建章宮，其意識形態的目標是打造方士文化的“神台”，而王莽要的是聖王。禮製建築是聖王價值的最高體現，京師成為聖王的象征。
七 結語
從西漢長安城的發展曆史中可以看出，隨著皇權的禮儀化，都城也開始出現變化。新帝國初期的皇權是實力權威，後來逐漸上升為禮儀權威。而都城製度正是在禮儀化的過程中形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