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臨汾盆地的中、西部，雖然有國族分布，但未能醞釀出強大的勢力。這些國族，如耿（今河津）、郇（今臨猗縣西南）、瑕（今臨猗縣臨晉鎮東南），以及一些戎狄群體，終成為晉國征伐吞並的對象。而晉國的發展，勢必是首先向盆地西部推進。所說晉國的翼絳時代，正是指其初期在盆地東沿積蓄力量並開始向西推進的發展時代。
但是，隨著晉國向西拓展，特別是其勢力擴展到整個臨汾盆地甚至運城盆地之後，晉國疆域形勢遂發生了重大變化，這個變化的核心是國土重心的西傾。翼絳時代後期，出現了內部政治地理格局的不穩定因素，這是導致都城地理格局最終變化的決定性因素。這個不穩定因素就是“曲沃邑大於翼”的問題。
昭侯元年，封成師於曲沃，這是晉勢力西擴的標誌性事件。但成師封曲沃後，很快出現了“曲沃邑大於翼”的情況，況且成師（號桓叔）“好德，晉國之眾皆附焉”。時人已看出由此而產生的曲沃與翼的裂痕。“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於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注釋17]在其後的曆史中，曲沃與翼的對峙十分嚴峻，如孝侯十五年，曲沃莊伯弑孝侯於翼。哀侯九年，陘廷與曲沃伐晉於汾旁。緡侯二十八年，曲沃代晉，始稱晉公（武公）。“自桓叔（成師）初封曲沃以至武公滅晉也，凡六十七歲。”[注釋18]曲沃代晉後，仍以傳統的翼絳為都城，但新公的宗廟則留在曲沃。宗廟既然在曲沃，一些禮儀也必定與曲沃有關聯。《左傳》僖公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庚辰，將殯於曲沃。”晉文公卒於絳，但須殯於曲沃，所以要“出絳”。此事經文為“冬十有二月己卯，晉侯重耳卒”。卒於己卯，第二天庚辰便要出絳趕赴曲沃，足見曲沃在晉國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地位。
曲沃區位
曲沃勢力大於翼，最終“代晉”，篡得晉國統治權，從地理區位上看，有其強大的背景。晉時的曲沃，在今聞喜一帶，地處涑水流域的上遊。涑水流域與北部的汾水流域隔以峨嵋嶺，一般說來，涑水流域的水熱條件優於汾水流域。《左傳》成公六年記載：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所謂“郇、瑕氏之地”就是指涑水流域今臨猗一帶。
除了水土“沃饒”而外，其地又“近鹽”。鹽，指鹽澤，即解池，所產湖鹽可獲厚利。張瀚在《鬆窗夢語》卷二中說解池的鹽是“驅驢騾載之，遠供數省之用”，這種情況當早已有之。 《戰國策》卷十七《楚策四》記載伯樂在太行遇鹽車故事，其運輸販賣的應該就是解池的鹽。其文曰：“夫驥之齒至矣，服鹽車而上太行。蹄申膝折，尾湛胕潰，漉汁灑地，白汗交流，中阪遷延，負轅不能上。伯樂遇之，下車攀而哭之，解紵衣以幕之。驥於是俛而噴，仰而鳴，聲達於天，若出金石聲者。何也？彼見伯樂之知己也”。故事本意是講賢才埋沒，但借用了驥服鹽車的事例。從地域上看，這匹驥拉的鹽，很可能是解池之鹽。《孔子家語》說早時在這一帶活動的舜，曾作《南風歌》：“南風之熏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所謂“南風之時”可以“阜財”，指的就是解池產鹽的情況。在這裏，《南風歌》是否為舜所作，不重要，而鹽在經濟上的意義是我們要關注的。司馬遷在《史記貨殖列傳》中記錄了一個叫猗頓的人以“盬鹽”致富，盬（音古）鹽是古人對解池所產鹽的專稱。猗頓是在這裏“阜財”的一個實例。
考古發掘與研究也揭示出這個地區的早期的發展麵貌。首先是聞喜南部，在同樣位於涑水流域上遊的夏縣發現了大規模的夏商遺址，包括二裏頭文化（夏文化）遺存與商代城址。在聞喜縣城南5公裏的上郭村一帶，南依鳴條崗，北臨涑水，有分布範圍相當大的墓地，曾出土四輪、六輪小銅車、銅匜等珍稀文物。其中銅匜銘曰：“荀侯稽作寶”，荀即郇，就是所說的“沃饒”的“郇、瑕氏之地”。
二裏頭文化，即學界普遍認為的夏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西部和山西西南部兩個地區。夏縣的東下馮遺址是山西二裏頭文化的代表，說明這裏與河洛的文化聯係相當緊密。東下馮發現的商代城址，更凸顯出這個區位的人文重要性，從這裏發現的“主要陶器如鬲、簋、罐、甗、大口尊等器物的形製特征來看，其與（商代）二裏岡文化的同類器皿幾近相同”。[注釋19]根據遺址特征，它很可能是商人直接控製的據點。商代前期（考古學的二裏岡期）城邑，自鄭州而垣曲，而東下馮，從河洛地區直延伸到中條山以北的涑水流域，這一形勢，也顯示了涑水流域，即運城盆地與河洛地區的密切關係，相對來說，峨嵋嶺以北的臨汾盆地與河洛的關係要弱一些。
至於臨汾盆地與運城盆地在早期人文地理上的關係，在陶寺文化時代，兩地之間有明顯的差異。兩個盆地之間隔以峨嵋嶺，在臨汾盆地繁盛的陶寺文化未能跨越峨嵋嶺，[注釋20]說明當時兩地存在著可觀的人文區別，各為陣營基地，互不相統。這種兩地分立的局麵使我們聯想到後來晉國的類似情況，成師封在運城盆地的曲沃後，與臨汾盆地的翼很快形成對峙關係。早晚兩個例子，反映了晉西南這塊地方內部社會地理的深固特點。
臨汾盆地與運城盆地在早期曆史中的關係，可以說是晉西南曆史人文地理的頭號問題。兩個盆地各有自身的獨特意義，在晉國出現以前，兩地的人文發展各有千秋，陶寺文化與二裏頭文化在華夏文明的起源上，都具有各自的重要地位。對二裏頭文化的發現研究已有多年，其夏文化的身份的認定，足以說明它的重要性。對陶寺文化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從已經獲得的認識來看，它代表著早於夏文化的重要文明發展成就。臨汾盆地與運城盆地的關係的發展，當然是逐步走向社會、政治、人文的統一，而這種走向統一的曆史的關鍵一步，是已具有強力國家形態的晉國自臨汾盆地向運城盆地的拓展，並完成對運城盆地的政治控製。我們考察翼絳、曲沃、新田這三個早期城市區位的曆史地理意義，也正是在臨汾盆地與運城盆地的關係背景中進行的。
曲沃這個城市區位，雖然在晉國政治生活中是後起者，但不能說它沒有曆史根基。禹都安邑（今夏縣西北）的曆史傳說，東下馮發現商時期城址的考古事實，在不同層麵上折射出這個區位在早期曆史時代的重要性。在政治集團逐步壯大、社會聯係日益向廣泛空間（超越晉西南範圍的）伸展的曆史發展趨勢下，這個區位的人文地理潛力漸漸轉化為曆史地理事實。蒲津渡口與西方關中的聯係，中條山橫嶺關通道（今絳縣與垣曲縣之間）與南方伊洛地區的聯係，都使這個區位與中國早期曆史的政治人文漩渦地區（即關中、河洛地區）具備了聯係優勢。這一優勢的明顯性，可以用兩件事實很容易地證明：一是三家分晉後，地處這個區位的安邑曾為魏國都城，魏國控製地域相當遼闊，都城在這裏，說明此地曾擁有大範圍的政治地理優勢；另一件事是秦、西漢、東漢、三國魏、西晉、十六國時期持續在安邑設河東郡治。安邑作為晉西南政治中心城市，長達五六百年。
新田區位
地貌學家認為，侯馬地區自成一個盆地，與臨汾盆地隔以塔兒山-汾陽嶺橫向隆起。侯馬盆地南側有紫金山-峨嵋嶺隆起帶，此隆起帶北東東向延伸，構成侯馬盆地與運城盆地的分水嶺。[注釋21]不過，從實際的人文地理區位功能來看，侯馬是晉西南地區一個四方通達的交通樞紐。其地北向霍山（太嶽）而晉北（汾水上遊），西通龍門而關中，東與翼城（故絳）地區聯係直便，南有道路穿越紫金山下鐵刹關徑直達運城（古曲沃）地區。今侯馬為山西南部最大的鐵路編組站，足證其交通樞紐價值。
《左傳成公六年》（公元前585年）：“晉人謀去故絳”，諸大夫皆曰：“必居郇、瑕氏之地，沃饒而近鹽，國利君樂，不可失也。”仆大夫韓獻子獨勸景公遷新田，認為“沃饒”“近鹽”會造成民重君輕，對於國君來說“不可謂樂”；另外，“郇、瑕氏土薄水淺，其惡易覯”，在環境上不如新田“土厚水深，居之不疾，有汾、澮以流其惡，且民從教，十世之利也”。景公從獻子說，“夏四月丁醜，晉遷於新田”。在這段記載中，提到“郇、瑕氏之地”與新田兩個可考慮遷都的區位，“郇、瑕氏之地”在運城地區，與古曲沃屬同一大區，經濟沃饒，諸大夫皆欲往。但最後的結果是選擇了環境好、“民從教”的新田。很明顯，都城的選擇主要看政治，新田在政治上優於郇、瑕氏之地。
新田的政治優勢當不僅僅是“民從教”，當時晉人遷都的實際考慮一定比文獻記錄的多。在上麵的記載中，“謀去故絳”一語其實包含了遷都的一個基本理由，即離開舊的、偏在臨汾盆地東部的故絳，這是晉國一次重大的政治地理調整。我們有理由認為，滿足新的政治地理上的要求，是這次遷都的本質，而這一政治地理的調整目標，是要把都城西移。晉國到此時，西部的發展漸漸壓倒東部，尤其是涑水下遊地區，即“郇、瑕氏之地”，經濟水平明顯高於東部，所以諸大夫皆欲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