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五行說好像與希臘的四要素說類同，是對自然界的一致性或曰體係性的解釋。但希臘的四要素，即土、氣、水、火，都是物理自然物。中國的五行不但有“木”這個生物品類，還有“金”這個有幾分人文意義的品類。金有天性，但並非天生，金克木符合天性，但要人來完成。所以中國的五行要更複雜一些。
如果隻圍著柏拉圖、亞裏士多德的思想轉，我們隻會感到那個純粹的或朦朧的應然世界的存在，而對於地中海世界的具體模樣卻沒有知曉。幸好有到處遊曆的希羅多德等人為後代留下了二千多年前的實然世界的豐富記載。我們稱柏拉圖與亞裏士多德為哲學家，稱希羅多德為曆史學家。兩類學者各自述說一種世界。法國學者保羅佩迪什（Paul Pedech）在研究古希臘地理學史的時候，注意到地理學敘述中的這兩類世界的存在，所以說：“哺育希臘地理學成長的兩位‘奶母’是地理考察和哲學。”（《古代希臘人的地理學》）
與古希臘人出色的哲學成就相對照，隨後的羅馬人在思想上幾乎無所貢獻。在地理學史研究中，作者們盡行批評羅馬人的停滯、無為。《羅馬科學》的作者斯塔爾（Stahl）曾說：“對希臘人來說，大眾手冊是科學的下等，但在羅馬，科學知識隻有一個等級--手冊的等級。”詹姆斯在《地理學思想史》一書中說：“羅馬人和希臘人不同，他們在地理學領域內沒有作出什麼新的貢獻。”其實，羅馬人缺乏的隻是對理念世界的關照，而關於現實世界的經驗知識他們並不遜色。
羅馬帝國幅員遼闊，地中海為其內湖，出於軍政管理的需要，帝國統治者必須準確地了解四方的土地以及山川道路的形勢。沒有準確的地理知識，不可能建設並總控聚焦羅馬城的條條大道。地理手冊不是一般的誌書，而是官員行政的資料基礎。正是羅馬人確立了影響深遠的歐洲道路體係與城市體係。關於對現實世界的地理知識的利用與在現實世界中的大空間人文建構，羅馬人優於希臘人。
斯特拉波是羅馬時代著名的地理學家，著有《地理學》十七卷。他明確表述自己的看法：“像測量土地采用天文學家的基本原理，而天文學家采用物理學家的原理一樣，地理學家應當以已經測量過的整個地球的報道作為真理，並相信地理學家過去所相信的原理，首先測定我們所居住的土地的麵積、它的形狀、自然特征和對它所有土地的關係，這就是地理學的特有對象。”斯特拉波並非不知道那些天文學家所做的事情，但認為地理學關注的對象是現實世界的具體事物。是窮追抽象原理還是辨認具體事物，後來的學術史表明，地理學永遠徘徊、糾纏在二者之間。
斯特拉波亦被稱作曆史地理學家，像希臘的希羅多德一樣。希羅多德在曆史敘述中感到了說明地理環境的必要性，即闡述曆史與地理之關係的必要性。在《曆史》一書中，希羅多德記錄了大量地理知識，並討論其對曆史發展的影響，有環境決定論的味道。與那些將天文與地理攪在一起的數理學者不同，希羅多德以及後來的斯特拉波等人將地理與曆史攪在了一起。美國地理學史學者詹姆斯的說法很有意思：“希羅多德之所以被稱為曆史學者，主要是因為曆史學者比地理學者為多，其實他的著作中極大部分顯然是屬於地理方麵的。”
當然，羅馬人缺乏理念世界的構建是一個重大缺失。羅馬人甚至對於帝國地理本身也沒有多少理念建構，所以羅馬帝國滅亡之後，社會上似乎沒有爆發出強大的複國理想。羅馬人務實，專注於法律、政治，對於大自然本身缺乏好奇和熱忱，這個特點與我國王朝時代入世的儒家君子類同。不過，中國王朝人士曾發展出一套強大的王朝地理理念，他們將具體的王朝疆域構建為一個天經地義的、具有崇高價值的核心世界，幾成為一種理念世界，升華為信念、信仰。“國破山河在”“但悲不見九州同”，正是這類信念成為王朝之不可動搖的另一種根基。曆史證明，凡百折不回的事情必有堅定理念的支撐。
在中國的王朝地理學中包含理念世界，隻是這個理念世界不像希臘數理世界那樣出身高遠，而是由經驗層麵向理念層麵的躍升，“九州”觀念就是一個這樣的例子。同樣是“九州”這個概念，可以分身為兩個世界的代表，一個在現實世界，是《禹貢》的敘述；另一個在理念世界，如《呂氏春秋有始覽》的敘述。
“九州”是先秦時期形成的重要地理概念。先秦文獻敘述“九州”者主要有《尚書禹貢》《周禮職方》《呂氏春秋有始覽》以及近年公布的出土楚竹書《容成氏》等。在對“九州”的來源的敘述上，《禹貢》《容成氏》以為源於大禹治水，這是儒家立場。儒家不講自然天地的生成，但強調人文世界的開辟，人居世界是上古英雄聖賢取火設巢、平定災難的結果，“九州”這個人間的區域體係就是大禹在救災之後依照山川界限所布設。《有始覽》的理論立場是道家自然主義，兼有陰陽說的含義。在《有始覽》的敘述中沒有大禹，“九州”是在宣講“天地合和”之大經時出場的。地上的“九州”與天上的“九野”相對應，它不是聖賢人物的工作成果，而具有“天成”的本質。這時的九野、九州屬於理念世界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