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大事小事的確有個曆史的屬性。有人說世上隻有一門知識，就是曆史。但是康德說還有一門叫地理。康德不光說，也還做。他在科尼斯堡大學竟教了40年地理。不過，他把曆史和地理、時間和空間分得太開了，分成兩個不大相幹的知識領域，造成治史的隻研究時間，治輿地的隻考慮空間。這個問題在中西地理學界早已引起警覺，自20世紀40年代起就一辯再辯，強調了地理現象的時間過程，大大推動了曆史地理學的發展。相對來說，在史學方麵，強調曆史現象的空間過程的聲音還不夠大，即使事情已然做了，也尚未站出來明白地說一說。倒是地理學家更敏感一點，在綜述北美曆史地理學研究的長篇文章中，芝加哥大學地理學者康增（M。P。Conzen）替研究空間問題的曆史學家們總結了工作。為了依然保留一條學科的界線，稱那些曆史學家的研究是“地理曆史”（geographical history），有別於地理學家的“曆史地理”（historical geography）。無論是曆史地理還是地理曆史，其實都是打通社會時空的辦法。
因為天下大事小事也都有地理的屬性，人文地理學順理成章地成為社會研究的一個基本手段。所謂“基本”手段，意思就是研究什麼樣的問題都應當有地理學一份。果然，在歐美的“福柯熱”中，在對現代化弊病的聲討中，也有地理學家的吼聲。許多地理學家從景觀分析的角度批判了現代化對人性的壓抑，還有許多地理學家則譴責以犧牲他人和環境為代價的現代化模式。加拿大曆史地理學家哈瑞斯（C。Harris）等人，更是不甘示弱地下手研究權力（power）的地理“話語”（discourse），也就是權力是如何在空間形態上“說話”而“算數”的。一方麵由於地理學在廣泛的社會人文問題的研究中逐漸“找到了自我”，另一方麵由於一個個自然地理的課題漸漸被鄰近學科“侵權”“瓜分”（地貌研究的題目被地質學拿去不少，植物地理漸漸被農林科學取而代之，等等），地理學就整體來講，日趨人文化、社會化。這幾乎是一個世界潮流，在北美尤其明顯。
地理學進一步的人文社會化，增加了社會科學的豐富性，卻也添了幾分麻煩。麻煩在如何找到一種更好的空間敘述語言，以便更有效地傳達事物的共時性質。索加（Soja）在要說明他觀看洛杉磯萬千景物“盡收眼底”的快感時，察覺到語言上的困難：所見的東西本是共在眼前，但用語言描述時，卻要有先有後。空間事物是共時的，語言敘述是續時的。不少現代繪畫愛把眾多雜亂的東西一並放入畫麵。還有許多電影，以及廣告，故意飛快地變換鏡頭，令觀眾目不暇接，“這個沒看清，那個就來了”。這些“視覺語言”在共時性描述上倒是技高一籌。地理學作為處理空間問題的“行家”，早有地圖一手，以展現各類事情的空間分布。近年來飛速發展的地理信息係統（GIS）技術，則是地理學同電腦結合而產生的新的空間思維語言，以模擬共時空間的複雜性、動態性與邏輯性。在非地理專業中，學者們雖沒有繪製地圖的耐心，更無GIS的本事，但設計幾幅簡化的模式圖，也可以有效地表示事物彼此共存、相互作用的實質。當然，話說回來，日常語言畢竟是我們人的最基本、最靈活、最深刻的表述工具，在空間描述上也最終如此。地理描述是語言發展並走向燦爛的路途之一。中文之美，不能不說仰仗了對“落霞、孤鶩、秋水、長天”之畫麵的生動再現，和對“左環滄海，右擁太行，北枕居庸，南襟河濟”之形勢的高瞻遠矚。
欲理解今天的世界，需要把高瞻遠矚的目光擴展到四海之外。無論叫“太平洋世紀”也好，還是叫“全球世紀”也好，都說明世界各方勢力在爭奪對人、資源、技術、產品、市場的占有、組合和控製，已日趨全球一體，因而空間的問題更加緊迫。首先把空間的問題處理好，才能去“跨世紀”。過去說，溫故而知新，但現在還要會“看著鄰居過日子”，要掌握決勝千裏的一套辦法。事情正沿空間方麵滲透過來，像一句廣告說的“林河酒，XO的享受”。作一個現代人，不得不承認：世界隻有一個。無論是做環球旅行的情侶，還是炸飛機的恐怖分子；無論是開汽車的美國人，還是騎駱駝的伊拉克人；無論是北京街頭倒賣CD軟件的“哥們兒”，還是西雅圖華盛頓湖畔思維奇異的蓋茲先生，大家都是：“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時”。
（原載《讀書》，1996年第5期）
附錄 大衛哈維--當代人文地理學家中的思想者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是當代西方地理學家中以思想見長並影響極大的一位學者。他1935年出生於英國肯特郡的Gillingham，1962年獲劍橋大學博士學位，1961至1969年曾在Bristol大學教書，1969至1986年任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理學與環境工程係教授，1987年轉為英國牛津大學教授。1993年又返回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地理學與環境工程係執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