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說人文地理學是研究人類行為的一門學問。但是人的問題在被人研究時，常常被搞得脫離了人之常情、人之常性。在眾多由人操作的“研究”中，在由人劃定的“模式”中，你我都是概念，是符號，而不是你我。
人有豐富的情感，而人的情感除了施之於人而外，用在地上的恐怕算第二多。現在“人地關係”是地理學的一個大題目，人與地之間的功利關係（這是一個老關係，即地利）、運籌關係（經濟地理最擅長）、生態關係（新興的環境課題）是著重研究的問題。這三類關係均立足於理性，有“不依人的意誌為轉移”的特點。但是，如果環境裏麵的東西都是不依人的意誌，而我們又總是在“不依人的意誌”中活動，那我們還要意誌幹嗎？人與地的關係之間，還有許多依人的意誌、依人的情感為轉移的事情，這些是我們生存世界的一批重要內容，沒有這些東西，我們便與動物無異。
上個世紀七、八十年代始，西方許多地理學家認真對待了人的意誌、情感的問題，形成一股學術潮流，彙合時代意識，開出新風。在這一來勢相當猛烈的西方地理學術潮流中，一位領軍人物居然是一位瘦小的華人。這便是段義孚。
在西方，華裔社會人文學者不像理工科學者那樣容易進入學術理論的主流，原因很多。華裔社會人文學者多以研究中國見長，其學術聲譽都來自對中國具體問題的研究。美國有人說，在社會人文學界裏，常常是黑人研究黑人問題，婦女研究婦女問題，中國人研究中國問題，隻有白（男）人研究everything（所有的問題）。這種說法聽起來不舒服，但近於事實。不過，在段義孚這裏卻有所不同。段義孚雖是出生在天津的中國人，但他研究的問題是貫通整個學科的基本理論，在西方人文地理學界，無論是誰，不拜讀段義孚的書，就不能完全融入二十世紀後20年的學術話語。
段義孚1930年生於天津，後隨家庭到澳大利亞、菲律賓。成年後先在牛津讀大學，1951年入美國伯克利大學為研究生，1957年獲博士學位。之後，分別在印地安納大學、芝加哥大學、新墨西哥大學、多倫多大學、明尼蘇達大學、威斯康星大學教書。自任教於明尼蘇達大學始，段義孚在地理學上貢獻陡增，聲名鵲起。1973年，他獲得美國地理學家協會授予的地理學貢獻獎，1987年美國地理學會授予他Cullum地理學勳章。
1998年，段義孚曾應邀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作“學術生涯”（Life of Learning）演講。“學術生涯”，是該大學高級榮譽演講的固定名稱，隻邀請有重大貢獻的學者，此前地理學界隻有曆史地理學家D梅尼（D。Meinig）受過邀請。段義孚在演講中回顧了自己的治學曆程，也特意提到早年中國生活帶給他的長存的感受記憶。段義孚注重人性、人情，稱自己研究的是“係統的人本主義地理學”（systematic humanistic geography），以人為本，還地理學一份人情，就是他的“地學”的特征。
段義孚原來的專業是地貌學，但在伯克利時，也聽文化地理學大師索爾的課，他自己的人文興趣向來盎然。無論是麵對自然還是人文，他總有一股強烈的情緒感受。他稱自己不喜歡蔽天無序的熱帶雨林，而喜歡坦蕩的沙漠，沙漠上可以清楚地觀日月、辨方向，而且一眼望去，數裏之遙，去向目標明確，舒服痛快。關於城市，他感到紐約整齊的棋盤街格局對陌生人來說是友好的，一會兒便走熟了。而歐洲那種老城街道有欺負生人的味道，要“轉向”很長的時間。
或許就這樣，在後來轉為人文地理研究中，人的情感、心智的發揮總是段義孚觀察地理問題的出發點，他要以人為本，而人本來是有感情、語言、想法的。在將人扮作科學理性邏輯樣板的風潮中（六十年代興起的邏輯實證主義“計量革命”），段義孚卻將人的種種主觀情性與地理景觀的豐富關係擺到人們麵前，並進行了極具智慧的闡發，吸引了眾多學者的目光。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Yi-Fu Tuan（他的英文名字）一名，蜚聲於世界人文地理論壇。
人對地的情感關係當然不隻是觀沙漠、雨林那樣簡單，那樣單純得隻有個人意義。最早，人對地的情感關係曾醞釀出重要的文明成就，我們不可不查。人類可以理性地耕種土地，規劃城池，但麵對高山、大海、沙漠這些無法認識來頭、無法將其撼動、無法假其操作的東西時，人類最初隻能以情感對之。比如，山脈的“危乎高哉”讓人首先產生敬畏情感，在此情感基礎上漸漸產生一係列敬山的思想與行為，敬山是人類古代文明中普遍存在的東西，加上通天的猜想，則更為之震懾，而戰栗景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