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今天真是一個很難得的聚會，在殷先生逝世40年之後，當他當年教過的年輕人已變成白發老人的時候，大家還能從世界各方趕來參加這個聚會，紀念他，懷念他，並為此作一些學術討論。殷海光基金會要我為這場討論會作一個開場白。大家都知道，殷先生這一生的努力與誌業有兩方麵特別為世人景仰與懷念：一方麵是他為自由主義所作的闡揚、奮鬥與犧牲，另一方麵是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走的思想道路。關於自由主義這一麵，待會接下來有幾場專題討論。在這開場白裏，我想就集中談談他作為公共知識分子這一麵。
關於殷先生作為公共知識分子所走的生命道路，我認為在三個方麵的表現，特別值得我們注意：
一、超越學術專業的限製，走入公共空間
20世紀末葉，西方文化界、思想界出了一個新觀念--公共知識分子。這個觀念是美國學者羅素雅各比在1987年《最後的知識分子》這本書裏首先提出，立刻產生廣泛的回響，其中包括薩依德的名著《知識分子論》。就以這兩本書而論，它們的中心意思，都是對當代知識分子發展趨向表示不滿，認為知識分子已失去知識分子應有的職責與功能，對政治社會沒有理念與關懷，不能發揮批判意識。究其原因，說法雖有不同，但這番公共知識分子的討論似乎都集中在一點：現代學術界的職業精神要負責任。這種職業精神發展過度，已有專業掛帥的趨勢，在這趨勢籠罩下，知識分子隻注重自己的專業知識，隻重視個人的學術成就與職業升遷，除此之外，漠不關心。雅各比與薩依德這些感慨主要因為這種專業掛帥的發展趨向與他們心目中的知識分子典型不合--他們的典型是老一輩的西方理念型知識分子：羅素、薩特、Edmund Wilson、Lewis Mumford，等等。這些人都是本著理念與知識，走入公共空間，麵對時代的問題，真誠而勇敢地發言與介入。雅各比稱這些人為公共知識分子，以別於一般的知識分子。
從這個觀點去看殷先生，他毫無疑問是中國在20世紀下半葉的公共知識分子的一位先驅與表率。大家都知道殷先生從少年時代就非常好學，已經開始他一生的知識追求。在高中就曾翻譯西方邏輯的書，後來在大學師從金嶽霖，進入哲學的領域。他在哲學的專業，多半集中在邏輯經驗論、分析哲學，這一類很專門、很技術性的哲學。他在這方麵的興趣始終不衰，不斷地鑽研，求長進。但他從不以此自限，從大學起就熱切地關心書齋外的時代問題。麵對現代中國的政治社會危機，不斷地“焦灼的思慮”，不斷地提出自己的看法，熱烈地參與當時的各種政治社會的活動與討論，從此終生把他的知識與理念，投入公共空間，發為社會良知、批判意識與抗議精神。甚至不惜冒著自己職業與生命安全的危險，為當時台灣與20世紀後半葉的華人世界樹立了一個公共知識分子的典型。
二、以大無畏的精神，麵對白色恐怖，批評時政
我方才提到在西方，特別是在美國，談公共知識分子，特別強調他需要超越學術專業精神。這種態度是可以了解的，因為這是目前在西方公共知識分子難產的最主要一個原因。但在當代的中國與40年前的台灣，要談公共知識分子這一角色，就不能隻專注在超越專業精神這一點。因為在中國的環境裏，公共知識分子還要麵臨另一個更大的困難，那就是來自政治權威的威脅與迫害。殷先生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這方麵的慘痛經曆，是在座諸位都很熟悉的。他在這方麵的種種表現，我想大家都會同意，是他生命中最光輝、最動人心弦、最可歌可泣的一頁，我在這裏也就不多說了。
三、反潮流的批判精神
方才我從超越學術專業精神的限製、與抗拒政治權威這兩個角度去認識殷先生的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現在我要從另一個角度，一個比較不為人注意但非常重要的角度去看殷先生作為公共知識分子的表現。這個角度就是我所謂的“反潮流”。從這個角度去認識殷先生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角色，首先我們必須把他放在中國現代知識分子思想傳統這個大脈絡去看。
大家知道，殷先生在五四發生的1919年出生，30年代與40年代正是他青少年成長期。重要的是，那個時期也正是近代知識分子傳統內思想激化趨勢迅速開展、思想左轉這個潮流大漲潮的時候。什麼是激化？我對激化有三點定義：第一，激化是指對現狀全麵的否定。所謂現狀，不僅指現實政治社會經濟文化的狀況，更重要的是指它們後麵的基本價值與製度。第二，在現實狀況之外，看到一個完美的理想社會。第三是相信有一套積極的公共行動方案（特別是政治行動）可以實現這個理想社會。這種激化的思想趨勢，從現代知識分子在1895以後登上曆史舞台開始就出現，但它的成長與壯大主要是在五四時期，特別是五四後期。到了20世紀30與40年代，已經在知識分子裏麵演為一個勢不可當的大潮流。
值得注意的是，麵對這左轉大潮，殷先生的態度不是投入洪流，而是逆流抗拒。舉一些顯明的例子，他是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進大學，念的大學是昆明的西南聯大。當時西南聯大是抗戰時期全國學術中心，也是左傾學者與學生聚彙的中心，左派勢力極大。殷先生不但不隨聲附和，加入他們的行列，而且常常站起來與這些左派人士辯論、爭吵、“對著幹”。例如他聽到左翼學生高唱“保衛馬德裏”歌曲，就問他們，“為什麼不唱保衛華北？”又如當時聯大的一位名教授張奚若，曾寫文章、發表演說，支持左傾的學生運動，殷先生以一位剛出茅廬的大學生，就曾為了一個民主傳單問題，與張奚若激辯了一個多小時。可見殷先生當時麵對聲勢浩大的左傾運動，挺身而鬥，絲毫不懼怕、不心虛、不讓步來捍衛他自己的立場。待會我會討論殷先生這種抗拒左傾的態度背後的思想因素。這裏我隻想指出：殷先生這種反潮流態度反映一種麵對社會與文化權威，不隨波逐流，仍然維持雖千萬人吾往矣的獨立自主的精神。這也是他扮演公共知識分子角色的重要一麵，其意義不下於我方才指出的其他兩麵--抗拒政治權威的勇氣與超越專業掛帥的學術風氣，所表現的社會關懷與責任感。
綜合殷先生作為一個公共知識分子在這三方麵的表現，我認為它們都透露了他的思想，或者應該說他一生精神生命的一個重要特質、一個基調，那就是他的強烈的理想主義。我想在座諸位曾經與殷先生生前有過接觸，有過來往，都會感覺到他的生命與人格散發一股特有的理想主義精神，表現在他的文章裏、書信裏、教室討論裏、公開演講裏、與朋友和學生私下談話裏，以及他日常生活品味與為人處世的格調裏。假如我們說當年台灣有一個殷海光現象，我想這份理想主義就是這現象的精神核心。
回憶起來，我當年就是受這份理想主義的牽引而投到他的門下。記得大約是1950年代初，我在《自由中國》上讀到一篇題名為《一顆孤星》的文章。作者就是今天也在座的聶華苓女士。在她生動感人的筆觸下，一位特立獨行，光芒四射的哲人在我的腦海裏浮現。這個形象放在1950年代台灣灰暗消沉的政治與思想環境裏，真像一顆孤星在黑夜中閃閃發光，令人仰望。就這樣我登門求見，找到了殷先生。
接近殷先生的學生和朋友都知道，他這一生，受著他的理想主義的驅使，一直在不斷地作思想上的探索與精神上的追求。晚年在經過心靈上一番調整以後，他又重新出發，曾經寫下一段關於他心路曆程的獨白。今天大家聚在這裏，紀念殷先生，懷念殷先生，我想把這段獨白念出來，讓大家能透過殷先生散文詩的語言，重溫一下他生命中特有的這份理想主義的基調：
在這樣的背景下，我獨自出發來尋找出路和答案。當我出發時，我像是我自己曾經涉足過的印緬邊境的那一條河。那一條河，在那無邊際的森林裏蜿蜒地流著，樹木像是遮蔽著它的視線，岩石像是擋住了它的去路。但是，它不懈怠，終於找到了出路，奔赴大海和百穀之王彙聚在一起。現在，我發現了自己該走的大路。我認為這也是中國知識分子可能走的大路。我現在看到窗外秋的藍天，白雲的舒展和遙遠的景色。
你們也許注意到我方才用獨特這兩個字來形容他的理想主義精神。這是因為我拿他與台灣早期和他同輩的知識分子相比。事實上殷先生自己也有相同的感覺。他生前常常感歎當時讀書人的精神失落與萎靡。但是我們若把他放在中國近代早期知識分子的思想大脈絡去看，他的理想主義不是一個孤例，而是當時知識分子的一個思想基調。我現在要進一步指出：這份基調的出現是有其時代背景的。
這個背景就是晚清出現的所謂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這個變局雖然是開始於19世紀初葉，但真正的展開、真正的啟動大約是1895年以後的年代。那是一個空前的危機時代。首先是政治危機，內亂外患已惡化到一種程度，不但國族生存受到威脅，而且傳統政治秩序的基本體製--普世王權也開始解體。同時，西方文化思想的侵蝕與挑戰已由傳統文化秩序的邊緣深入到核心，使得以天人合一的宇宙觀與三綱五常的價值觀組合所形成的儒家核心思想，也在動搖消解中。這空前的政治與文化的雙重危機，激發出空前的危機意識，在1895年以後出現的現代知識分子中散布。一方麵是對現實情況有一種從根爛起、瀕臨絕境的悲觀。而另一方麵，就在同時，中國知識分子的時間觀念與曆史觀念也起了很大的變化。他們放棄了中國傳統看曆史的運行不是循環往複就是江河日下的悲觀論，而開始擁抱西方認為曆史是單向直線的、朝著無限的未來進展的樂觀論，再加上當時的西潮、西學帶來一個嶄新世界觀，一個新天新地的視野，以及許多前所未聞前所未見的“新生事物”如自由民主的觀念、憲政代議製度與科技等等，展開中國人對未來的想象力，對未來的矚望與遠景。在他們的眼裏，前途不再是局蹙狹隘、江河日下的趨勢，而是“地球由苦到甘”（譚嗣同語）日趨佳境的不斷進展。因此，一種高度樂觀的前瞻意識與對現狀空前的悲觀，同時籠罩著1895年以後知識分子的世界，也可說在這危機意識裏麵有一個兩極心態：一邊是一片腐爛、一片黑暗的今天，一邊是無限光明燦爛的未來。在這兩極心態裏，當時的知識分子又投注一種積極進取的精神。這精神一部分來自傳統士大夫以天下為己任的儒家經世觀；一部分來自近代西方文化蘊含的戡世精神。這份積極進取的精神與方才提到的兩極心態融彙，成為中國曆史前所未有的一種理想主義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