戊戌時代，官紳統治階層內部出現的意識形態之爭，不僅導致傳統皇權體製的社會基礎動搖，而且反映它的文化基礎也受到嚴重的侵蝕。一方麵是西學在1895年以後大量的輸入，加上晚清大乘佛學與“諸子學”的複蘇；另一方麵，儒家內部的學說之爭，特別是康有為的今文學與古文學之爭，已把儒家義理的基本性格與政治取向弄得曖昧不明、啟人疑竇。儒家正統思想在內外雙重的壓力之下，已不能像1895年以前那樣予皇權體製以有力的支持。這些發展我們不能孤立地去看，因為它們是甲午以後所發生的思想文化巨變的一部分。因此，在認識傳統政治秩序解紐的同時，我們必須對甲午以後改革運動如何開啟思想文化的新時代--轉型時代作一簡要的鳥瞰。
二、戊戌維新運動與思想轉型時代的序幕
所謂轉型的時代是指1895至1920年代初期，大約30年的時間。這是中國思想文化由傳統過渡到現代、承先啟後的關鍵時代。無論是思想知識的傳播媒介或者是思想的內容，均有突破性的巨變。就這些思想巨變的各重要麵向而言，戊戌維新運動都是轉型時代的起始點。
首先就新的傳播媒介而言，維新運動毫無疑問是一劃時代的裏程碑。在甲午年以前，中國已有近代報刊出現，但數量極少。據統計，1895年以前全國報刊隻有15家。而大多數都是外籍傳教士或商人買辦的。但戊戌時代3年之間，據初步統計，數量躍至64家。同時，這些報刊的編者多半出身士紳背景，形成一種新的精英報刊，影響也較前激增“注釋12”。
轉型時代思想散播的另一重要製度媒介--新式學校的最初出現也是由於維新運動的刺激。在此以前，書院製度雖在晚清有複蘇的趨勢，但是學習課程仍以傳統科目為主，西學幾乎完全不見蹤影“注釋13”。維新運動期間，康梁不但在思想上鼓吹以“廢科舉，立學校”為綱領的教育改革，而且直接間接地推動新式學堂的建立，開1900年以後新式學校大規模設立的先河。
同時，對現代新思想傳布極有貢獻的學會，其出現也是以戊戌維新為分水嶺。在此以前，這種知識性與政治性的自由結社至少在有清一代幾乎是絕跡的，但維新運動期間，據粗略的統計，學會的出現就有76個之多，是為轉型時代自由結社大量湧現的開端“注釋14”。
轉型時代的思想巨變，不僅有賴於報刊、學校、學會等製度性的傳播媒介，同時也與新社群媒介--現代知識分子有很深的關係。中國現代知識分子大部分是從士紳階級分化出來，而這分化乃始於維新時代。康梁以及他們的同路人，雖然大多數出身科舉，但他們的社會角色與影響，已經不是依附科舉製度與官僚體製，而是憑借上述的製度媒介。再者，他們多已離開自己的鄉土社會，而流寓於沿江沿海的大都市。同時，他們與現存政治秩序之間的關係是相互抵觸大於相互依存。此外，他們在思想上與心理上，已因外來文化的滲透與壓力，而開始徘徊掙紮於兩種文化之間。因此，他們的文化認同感多少帶有一些曖昧性、遊移性與矛盾性。這些特征都是使他們不同於士紳階層而接近現代知識分子的地方。
由於這些社群媒體與製度媒介的湧現，西方文化在轉型時代有著空前的擴散，在其直接與間接影響之下，那時代的思想內容也有著深巨的變化。這變化大約有兩方麵：一方麵，中國文化出現了自中古佛教傳入以後所未有的取向危機；另一方麵，一個新的思想論域（intellectual discourse）也在此時期內逐漸浮現。而這兩方麵的變化都是始於甲午以後所展開的維新運動。
（一）維新運動與文化取向危機的啟端：西方文化自十九世紀中葉進入中國以來，就不斷地給中國文化傳統帶來震蕩與侵蝕。不過在1895年以前，這震蕩與侵蝕大約限於傳統文化的邊緣，用晚清盛行的中體西用的說法，也就是限於“用”的層次。但是1895年以後，主要由於維新運動的催化，西方文化的震蕩與侵蝕逐漸深入到體的層次，也即進入文化的核心，造成文化基本取向的危機。
這種取向危機首先是指道德價值取向的動搖。大約而言，傳統儒家的道德價值可分兩麵：以禮為基礎的規範倫理與以仁為基礎的德性倫理。由甲午至戊戌，雖然德性倫理尚未受到直接的衝擊，規範倫理則已遭受到正麵的挑戰。規範倫理是以三綱之說為核心。那個時代的思想領袖如康有為、梁啟超、譚嗣同、嚴複等，都對這三綱說，特別是對其君統部分，作直接或間接批判。前麵提到，這些批判以湖南改革運動的激化為導火線，演成中國現代基本意識形態論爭的肇端。這場論爭綿延到五四，爆發為激進的反傳統主義，也就是傳統儒家的規範倫理遭到全麵性地思想破產。
戊戌時代，文化認同的問題也在中國教育階層間變成一個普遍的困擾。在此以前，由於西方文化的衝擊大體上限於傳統文化的邊緣，文化的核心思想並未受到嚴重的震撼，知識階層也因之仍然可以有一個清晰的文化自我定位與認同。但1895年以後，如上所指，一些傳統的基本價值規範已開始動搖，而就在同時，中國進入一個以西方政治與文化霸權為主的世界，中國人廁身其間，文化的自信與自尊難免大受損傷。中國人應該如何重新在文化上作自我定位，是一個認知與情緒雙方麵的需要，文化認同問題因此變得較前尖銳而敏感。當時康門弟子梁啟超與徐勤以及譚嗣同，重估傳統夷夏之辨的問題就是很好的例證“注釋15”。一方麵他們坦白承認：與西方文明相較，中國在當時是否能夠在文化上免於夷狄的地位已很成問題。另一方麵，麵對西方文化霸權與侵略，他們也深感文化上有自我肯定的需要。因此，在保國與保種之外，他們也要強調保教的需要“注釋16”。重估夷夏之辨與保教運動同時進行，充分顯示那時代的知識分子在徘徊掙紮於兩個文化之間所感到的困境。
轉型時代，不但傳統儒家的基本價值受到挑戰，同時它的宇宙觀也受到嚴重的侵蝕。這宇宙觀的骨幹--天人合一的觀念是由一些基本“建構範疇”構成，如天地、陰陽、四時、五行以及理氣太極等。轉型時代，隨著西方文化，特別是科學自然主義的流入與散布，這些範疇逐漸受到侵蝕而消解。1895年四川官紳宋育仁已經看到這侵蝕所造成的文化危機。他在《采風錄》中曾經指出西學與西教如何對於傳統的建構範疇發生破壞作用，而這破壞也勢必動搖儒家的基本宇宙觀與價值觀“注釋17”。宋氏所指出的這種影響一旦發生，形成儒家思想核心的精神意義架構也勢必隨之動搖，因為這架構是由傳統的宇宙觀與價值觀綰合而成。隨著這一發展，中國人開始麵臨一些此前很難產生的生命與宇宙的基本意義問題。由之而形成的困惑與焦慮，就是我所謂的精神取向危機。
因此，精神取向危機也是戊戌時代開始的。當時知識分子很盛行研究大乘佛學便是一個很好例證。這一發展反映儒家思想在當時已經不能完全滿足一些知識分子安身立命的需要。康有為、譚嗣同、梁啟超等人的詩文，都透露他們在追求佛學時所作的精神掙紮。
就戊戌時代或者整個轉型時代的知識分子而言，他們在精神取向方麵所作的掙紮，與他們在價值取向以及文化認同取向方麵所展現的焦慮與困惑，常常是混而不分的。隻有把這三方作綜合的分析，才能看到當時文化取向危機的全貌。
（二）戊戌維新與新的思想論域：根據上麵的分析，轉型時代，中國進入空前的政治秩序危機與文化取向危機。麵對這雙重危機，當時知識階層的思想回應自然是極為紛繁。在這些紛繁的思想演變中，逐漸浮現一個共同的論域（discourse），它的一些基本特征在戊戌時代已經隱約可見。
首先是一種受傳統與西學兩方麵影響的世界觀。就傳統的影響而言，它主要是來自儒家的經世思想，不但展現高度的積極入世精神，而且有一強烈的政治傾向“注釋18”。就西方思想的影響而言，它主要來自西方近代文化自十七世紀以來所含有的極端的人本意識（radical anthropocentrism）“注釋19”與曆史演進觀念。這中西兩種影響化合為一種世界觀，我們稱之為曆史的理想主義。這份世界觀在當時常常凝聚為一個有著三段結構的時代感：一方麵是對現狀有著強烈不滿的疏離感，另一方麵是對未來有著非常樂觀的前瞻意識，而連接二者的，則是對由現狀通向未來的途徑的強烈關懷。這種時代感在維新運動的中堅人物的思想裏與幾份主要報刊裏已清晰地展露。
隨著這份曆史理想主義的世界觀而來的幾個觀念，對轉型時代也有重要的影響。其中最顯著的是群體意識。它的核心思想就是康有為在戊戌時代提出的一個觀念：“治天下以群為體，以變為用“注釋20”。”從那個時代開始，相對於不同的人或不同的時間，這個觀念的內容可以有所不同。“群”可以指國家，或民族，或種族，或階級，或理想的大同社會；“變”可以指曆史演進觀，也可以代表傳統儒家視宇宙為一生生不已的過程。但這整個觀念所表現的一種思想模式與關懷，則是貫串整個轉型時代乃至整個現代思想的一個基本線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