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他是個資深的出版人，他給您提這樣的意見是有他直觀的道理的。
陳：我每次寫作的時候，我們談論的話題都是這個故事，所以他知道我找了什麼材料，然後怎麼結構故事，碰到什麼問題，又找了哪些人去補充采訪。他是我大學的同學，我們一起成長，他知道你還有力氣沒用出來。過了二十天，我說：我重寫。重寫完了，我知道這後麵的這十五萬字還是不夠好。但是我覺得我用了我所有的力氣，這個不夠好就是我眼力到了，但是我心力不到。我能夠看到這個主題，這個故事有這樣的容量，應該這樣發展，但是我心力不到，是我沒有辦法把它做好，做到我眼睛能夠預見到的那個好。這個當中我的差距就在這個地方，所以現在我覺得這個小說是我非常重要的小說，重要不是說它是一個多麼成功的小說，而是它讓我看到我的差距在哪裏？我覺得這對我來講比成功是更重要的事情，因為你看到差距就可能進步。但是你看到成功，往往並不意味著你還可以進步，所以我覺得很好。
傅：您好像要把以前的一個中篇小說《女友間》擴展成一個長篇小說，更加去表現八十年代初中青年女性的那種追求和失落，不過我覺得比起《漫船去中國》來，裏麵的那兩個女性比較單薄。您打算怎麼樣來敘寫、拓展或者說從結構上有大的變更、調整？
陳：我覺得我會對這件事情有興趣，是因為這個故事原先真的是一個中篇，我沒有要說當時把它當作一個長篇來寫，寫完以後，我發現很多人不懂這個裏麵其實是在說什麼，那我覺得是我自己沒有很好地暗示好。還有就是，大家對那個時代的女性有一種誤解，覺得上海的女人新潮極了，為了前途，是敢說敢幹的人。但是我自己認為那個時代的上海女性最根本的是與傳統的和解，在傳統的婦女嫁一個好人的基礎上麵，加上經濟的因素她們怎麼做的。這我覺得更像是一個上海女人的本質。所以我想，我常常做這樣的事情，好多年以前寫的一個東西，突然發現不對，我把它解釋錯了。這個故事沒錯，但是我把它解釋錯了，我常常想要把它重新寫一遍。我覺得老修改過去的作品，對作家常常不是一個好事情，但是我覺得對我來講非常有用，我老是在做這樣子工作的時候，我可以看出來在什麼地方我眼睛比從前尖了，對這個事情的認識有一個新的、深的認識。所以對我來講，我覺得隻要有好的故事，我就會過幾年又寫一遍。
傅：在追求寫作的細節表達上，人們往往認為女作家是優於男作家的，或者說比男作家有種優勢。但事物總是有兩麵性，有些評論有一種擔心，像女作家這種過分的纖細可能會導致病態的描述，您認同這種憂慮嗎？
陳：我有時候也在想這個問題，因為我非常注意細節，非常喜歡有意義的細節，我覺得那個細節，它的容量要比敘述一個故事大很多。但是我覺得如果是說，“越細就會變成病態”，我不知道他是怎麼想。我覺得就像巴洛克幾百年的流行，會出現一個極限一樣，它必須有一個過程是非常非常細的，然後就會知道我現在要在這麼多的細節裏麵選擇一個最有力量的細節，再把其他的細節全部都刪掉。我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東西，你不是尋找對細節的表達，而是要選擇一個最有力量的細節來表達。細節本身不錯，但細節過多、堆積就會變得雍腫。有的時候我自己會覺得，如果在你沒有力量推進故事往前走的時候，細節其實是一種徘徊，在這地方一直徘徊、徘徊。其實你是想往前走，就像做夢你跑步跑不快的時候，那種無力的感覺在寫作的時候我是經常體會到的。在這個時候，細節經常幫你緩解這種無力的感覺，然後讓他看上去很好看，但是它其實不是一個強有力的途徑。我覺得沒有細節是沒有作家的，細節是一個作家最重要的基本功。如果沒有細節，整個作品就是非常粗造的，沒有文學性在裏頭。如果細節太多說明你的力量不夠，我覺得大概比較好的是有非常精彩的細節，然後細節在你小說的進程裏往前走，你的小說又很有力量地往前走，這個是比較好。
傅：寫作對您來說是一件特別愉快，也可以說是幸福的事，肯定並不是總是順利的，遇到不順利的時候怎麼辦？
陳：這個幸福感跟順利不順利沒有關係 ，而是你知道你在做一件你想做的事情。我覺得從我自己來講，如果這件事情不順利，這件事情是你碰到的你從前沒碰到過的東西，這才是一個有意思的東西。
傅：有沒有為寫作苦惱的時候？
陳：有的，常常很苦惱。然後就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我就是那個斯人，所以你就好好的勞其筋骨，苦其心誌去吧。這是一個玩笑，我不認為天會降大任給我，但是我覺得你克服困難，要有這種東西，要有這種氣勢推動你。 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去采訪《上海的紅顏遺事》，采訪非常辛苦，自己承擔著很多感情上的壓力，最後好不容易這件事情是一段非常好的故事，固定下來了，全都好了，在電腦打印出來，拿去給這個人讓她看一遍。她說：我想了很久，你不要用這個故事。我覺得簡直連回去的力氣都沒了，上海大太陽特別熱，一路上，我使勁哭，一路哭一路說：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我一定要把這件事情做好。這條路走不通，我一定要走別的路，我一定要把它走通。回想起來，那時候真有一股下定決心不怕犧牲的勁兒。一定要有這種東西。回憶起來那是很好的日子。
傅：我記得您說過，歐洲是您自己真正的精神故鄉。人選擇一種它認同的某一種文化，是一種自然選擇。但就中國來說，它有特殊的曆史文化背景，這種選擇可能會被有些人所不接受，甚至會被認為是另類。我知道您是生在可以說是革命家庭，比如說您的父輩、您的父親接受嗎？
陳：我父親的標準是，你是不是真誠，你如果是真誠的，他接受。我覺得他沒有很強的在這上麵的反感，他知道我們小時候天天在家裏聽的音樂是什麼，看的書是什麼，然後跟他討論切格瓦拉。他說格瓦拉的弱點在什麼地方，他不是真正懂得繼續革命，所以他去選擇一種比較容易的革命的形式。不是他回避最艱苦的那一部分。我們有的時候不能同意他的想法，可以跟他爭論。這個沒有問題。我覺得我這麼說是因為我真的是這麼體會到的，是這樣子。但是，我覺得這不是一個正常的文化背景，這個文化背景並不正常，但是它發生了。我覺得我可以說它的原因在什麼地方，然後也可以說這個會給一個人帶來什麼東西，而且我想這個東西也會有很多缺陷。是這樣子的一種認同，它本身會給一個人的生活帶來很大缺陷的，我想這不是一個驕傲的事情，但這是個事實。
傅：您還說過上海離歐洲文化越來越遠了，似乎也正在變。這是不是對您所認可的歐洲精神一種遙遠的出走？
陳：我覺得歐洲的文化變成我的精神家園，但這是有選擇的，因為在建立精神家園的時候，是通過翻譯的作品，翻譯者翻譯了什麼東西，在翻譯中他添加了什麼東西，那些東西全都是我的文化背景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是說它就是歐洲真正的文化。我覺得這是時代造成的一種人，有點像 “五四”時代的一大批知識分子似的，特別西化也特別中國化。他們有很強的國學底子，他不會認為他的精神故鄉在歐洲，他承擔的責任是把那些書介紹給中國人，把歐洲的文明普及給中國人，把歐洲的民主製度帶給中國，把它的科學帶給中國的學生。隻有在我們這一代人，是在自生自滅的情況下成長的，一個人身體的成長和一個人心緒的成長都是在一個脫離了管束，看上去是非常禁錮的，其實是非常荒蕪的一個時代才有可能出現這樣子的情況。以後我也不認為再會出現這樣子的情況，因為我聽到過有年輕人說，我們同樣看民主，但是沒有你那樣感受。我覺得是時代不一樣了。
傅：你同時表達過你對傳統文化的一種疏離感，或者是隔離感，跟您那一代人成長的經曆有關，但您畢竟是生活在傳統文化浸潤的土地上，它帶來的矛盾對您有沒有傷害或者負麵的影響？
陳：我覺得很多的情況，我們都不能說我們生活在一個傳統文化深厚的地方，我覺得這個文化已經被破壞得非常厲害了，所以我們看到的是零零星星的碎片。如果它是一個傳統文化非常深厚的地方，可能多少你會接受傳統文化精華的那一部分。現在我們想，大概在我上小學的時候是清掃“四舊”，在我上中學的時候是批判孔子，在一個孩子的心理對文化的醜化有很大的影響。我覺得那種時候，再加上當時社會環境從一個小孩子的角度的不滿，小孩最容易采取的態度就是我不理你，你說的所有的東西，我都不聽，也不看、然後討厭。會有這種情況。所以我覺得，其實應該很仔細地去劃分中國的傳統文化有很多的分支，比如儒家的文化和遊民的文化完全不是一回事情。我們非常討厭遊民的文化，但是在沒有辦法區分的時候，我們都說這就是中國的傳統文化。
傅：實際上我們生活當中，也許更多地表現出來的成分和體現出來的東西，是遊民文化的影響。
陳：我不知道，但有的時候我想，創造埃及文明的埃及人，都已經死了。現在都是混血人在那裏，他不是真正的埃及人了。我覺得也許中國人也是這樣子，創造燦爛文化的中國人已經都不在了，我們都不是他們真正的子孫，所以我們沒有去承接他們最好的那部分。
傅：是不是也是這個促使您到歐洲，並在歐洲您體味到對精神故鄉的一種認同？
陳：那個故鄉更多的是在我成長的過程，是從歐洲的小說獲取營養。我記得我爸爸跟我講：你看《紅樓夢》吧。我說我不喜歡《紅樓夢》裏邊那個感情糾糾葛葛的，很煩人。他說：你真的是不懂。我說：我看奧斯丁，也不看《紅樓夢》。我那是孩子的氣話，但是也真的是這麼想。在歐洲，在成長的時候認同的東西，那時候我很認同《神曲》的世界，我覺得是非常均衡的世界。《基督山恩仇記》的精神是世道清明的精神，有恩報恩有仇報仇的那種東西。喜歡的是那樣子的東西，它的音樂，它的畫，它的歌劇裏的豪邁的精神。我很喜歡歌劇裏的合唱，非常豪邁的，比中國的合唱好聽。再去歐洲，我體會很深的就是我們的文化是死了，但是歐洲的文化活著，它有，它會很好地保護，然後和現代發生了很深的聯係。有一個英國人跟我講，我很認同他的講法，他說：因為我們有過莎士比亞，所以我們才會在後來有現代藝術。它的現代的文化是在傳統文化的基礎上一層一層地往前走。他說：你們的孔子死了，所以你們沒有現代藝術。我認為他是對的，文化是承接的，文化不能把它打死再重新生一個新的，它不是像竹子一樣生長，它不是這樣的。它斷裂了，新的東西是沒有的。不破不立是錯了，它是不能夠破的。但它可以改良，英國的東西它從很病態的維多利亞時代過來，它可以把維多利亞的因素拿來用。但是我們是不會這樣用的，我們沒有能力這樣用。
傅：我記得您說過一個人終身都要去旅行，這種旅行不但可以了解世界，還能夠學到很多東西，同時還有助於了解自己。對您來說，現在旅行是不是成了您生活、生命的一部分？
陳：如果很長時間我不能旅行，自己會覺得我這個人焦躁，身體也會覺得不舒服。我覺得旅行可能有兩點對我來講是很重要，一點是把你的背景全部忘記，因為一個人是沒有背景的，也不用照顧家什麼、什麼都不用，管好你自己就行了。這是一個非常大的自由。還有就是，我需要真正獨處的時間，旅行是可以一個禮拜不說話，沒關係，你一個人走。如果是在一個社會裏，不可以這樣子，人家會覺得你這個人變得很怪。這兩點對我都是很重要的，我真正的休息和我真正的體會，都是在這個階段完成的，所以旅行對我來講非常的重要。
傅：有讀者說從您的作品當中透出一種很濃鬱的小資情調，小資情結。您自己怎麼看？您覺得它小資嗎？
陳：我覺得這是我自己選擇的生活，所以別人怎麼說，對我沒有特別大的影響。你說是無產階級生活，我肯定是這樣的生活，你說是小資產階級生活，我肯定也是這樣生活，不能因為貼一個標簽然後自己要去改變。我覺得沒有這個必要。標簽是不能夠代表一個人的，但是很多地方是需要一個標簽，是別人需要，而不是我需要。所以我覺得他有他的權利說，我無所謂。
傅：現在人們有這麼一個普遍的看法，認為成功的女性事業和家庭、婚姻幸福很難兩全，您怎麼看待這個問題？您家裏是怎麼解決這個問題的？
陳：從我自己來講，如果不能兩全的時候，大概是應該要保護家庭。因為這不是你一個人的事情，或者是你應該離婚，應該讓這個人選擇他的生活，因為他的生活跟你的生活衝突了。但是我們家的情況，是我丈夫比我忙，所以是他選擇事業和家庭兩頭，不是我選。所以我沒有選擇的問題。
傅：從這上麵來說您夠不上一個女性主義者，更不是一個女權主義者，您是家庭至上。
陳：我覺得口號我都搞不清楚是什麼東西，女權主義者、女性主義我都搞不清楚，我要一個家庭，就是我要對它負責，各人要承擔起自己的責任來，我要承擔起自己的一份責任，我不能說我要事業，所以你承擔家庭的責任。
傅：你覺得對一個女人來講家庭是至關重要的？
陳：對一個作家來講家庭是至關重要的，因為一個作家他工作的狀態是非常孤獨，特別是寫長篇的時候，我體會特別深。如果你白天一個人寫作，跟那個虛構的世界做鬥爭，晚上一個人吃飯，沒有人去照顧。不是你需要照顧，是你沒有機會去照顧別人的話，這是很痛苦的。他一定要有日常生活的小重量拉住你，這個生活才是均衡的。
傅：家庭把您從虛構的、創作的、藝術的世界裏拉回到現實來。
陳：對，我覺得這個非常重要，對我來講，你有的時候被別人照顧，還不是特別實在的滿足感，而你在照顧別人的時候，才是實在的滿足感。
傅：現在有一些女性，特別是老高喊著女權、女性口號的女性，另外還有一些張揚個性、張揚欲望在寫作的女作家，有評論家送給一種提法叫“身體寫作”甚至是“下半身寫作。”您對這種現象怎麼看？
陳：如果她出什麼事情，法律管，這不是我要管的事情。如果是我自己的話，我不會這樣去做，因為我的興趣不在這裏。而且我覺得一個人的生活最好跟他的寫作是有距離的，當中是間隔的。我不喜歡我的生活變成一個真人秀樣的，我覺得那個讓我不舒服。但是我對她們沒有惡意，我覺得天大地大，你走你的我走我的，沒有恨的意思，也沒有愛的意思，你是這樣，我是這樣，沒關係。
傅：我寫我的，你寫你的。
陳：是。這是很大的一個天地，不需要排除，你去做你的好了。如果哪一天違反法律，那法律會來管，也用不著我管。
傅：有人說您是張愛玲的接班人，您自己也好像特別喜歡張愛玲，您欣賞張愛玲什麼地方？認可這個稱呼嗎？
陳：我不認為我會成為他的接班人，因為我覺得每個人的生活和寫作的道路都是不一樣的，沒有一個人能夠成為另外一個人的接班人，因為沒有人能夠做到這一點。
傅：這可能跟媒體或者評論家的那種慣性思維有關係，看你像誰就給你貼上一個標簽。
陳：是。我認為不是這樣子，但是我非常喜歡張愛玲，我覺得她的細節非常有力量，而且她的細節證明她的天分。我很喜歡好的細節，看她的書會感到非常滿足。還有，一個好的作家是像她這樣子的，被完全抹殺幾十年以後，完全由讀者選擇，從新再閱讀她，然後再從新這麼多人喜歡她，她不是被推薦的，但是她是被喜愛的。我覺得這是由她作品的生命力決定的。我非常希望我自己是這樣的人，我的作品在不被推薦的情況下麵被讀者選擇，我覺得這是最自然的文學作品和讀者的關係，非常自然，而且也非常動人，在這一點上我真的非常喜歡她。
傅：張愛玲好像特別痛恨一個天才的女子早婚，而您是才女早婚的典型，好像大學畢業一年以後就結婚了。您的愛人是您大學的同學，好像上英語大課就坐在您後一排，您能簡單說一下你們兩人是怎麼戀愛的嗎？
陳：同學當然就認識，這是很簡單。那時候，他說：你的樣子沒有長大，我不能跟小朋友談戀愛的。他那時候是有女朋友的。我們是畢業以後慢慢好起來的，我們兩個單位很近，常常共同去采訪一件事情，所以會碰上。他比我大一歲，生性非常溫和，很照顧別人，他常常照顧我去采訪。我們一起的，他總讓我拿到采訪最好的材料啊，就這樣子。
傅：然後就把小妹妹照顧到自己家裏了。
陳：我覺得我那時候，很希望結婚。那時候我那個單位的總編輯不讓我結婚，他說：你要學英文，不能結婚。我們準備送你去學英文，你怎麼能結婚？還有很多事情要做，一結婚就生孩子。我就向他保證：我肯定不生孩子，肯定不影響工作，讓我幹嘛，我接著幹嘛。他不肯給我開證明，到我們家去問我爸媽是不是同意，為什麼不勸阻。我覺得我沒錯，我們可以在一起互相幫助。
傅：現在回想起來您覺得對自己來說早婚好嗎？給您帶來了什麼？
陳：我覺得好，但是也很乏味。一個人在二十五歲的時候遇見了他，一輩子沒有選擇地跟這個人過，其實是乏味的。但是，是完滿的。
傅：那乏味也是真實的，實在的。
陳：是啊。是這樣子，有的人選到五十歲，然後才選到那個人，這個過程風起雲湧，很有意思。
傅：但是誰也不敢說到了五十歲選的那個人就是對的。
陳：是。但是我在二十五歲的時候就知道我選的那個人是對的。
傅：不用等到五十了？
陳：不用等，也不用再找。所以你一直不在尋找的狀態，有的時候是很乏味的。
傅：按人們習慣上說，女人有了家有了孩子，她全部的牽掛都在這個家上了，您是這樣嗎？
陳：不是。我覺得不是這樣，我覺得會關心的更多一點，不會全部的牽掛都在這上麵。
傅：女人在做母親之後作為一個女人，生命的東西是不是比做母親之前更成熟了？
陳：我覺得我孩子是一個很大的禮物，她慢慢有一個她看世界的方法，你從這裏麵得到很多很多東西。一個母親照顧孩子非常非常的辛苦，有的時候也很煩悶這種照顧。但是你同時在另外的地方也得到這種照顧的收獲與心智的成長。我有一次看到一個媽媽抱著一個孩子，下樓梯沒走好，從樓梯上滾下來，那樓梯很長，很長地一路滾下來。那個媽媽摔得頭破血流，但是那個孩子一點事情都沒有。我覺得在關鍵的時候，母性會像一個動物一樣非常強有力地爆發出來的。這種體驗對作家來講是非常好的體驗，沒有一個人的生活是十全十美的，你體驗了這個就丟掉了那個，隻是你選擇。如果我不生孩子，我也不會覺得是特別大的缺陷，孩子有他自己的生活，是我沒有理解的。
傅：聽說你的女兒有一個很別致的名字，叫太陽。您當時怎麼想起來給她起這麼一個名字？
陳：我丈夫插隊落戶的時候，那個村子裏有一個人叫太陽，他一直覺得這個名字很好，他一直的記著，我們有孩子的時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