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狄更生在倫敦，或去了歐洲大陸，誌摩也常來到頂樓，獨坐在樓梯寬敞的走廊上凝神靜思，望著窗外寧謐的夜空，一坐就是幾個鍾頭。他要在狄更生精神思想的浸潤下，把人間世相的亂絲梳理清晰。
誌摩把狄更生看成英國的梁啟超，自己的精神導師。兩個人年紀相差很多，交往起來卻是那麼的情篤意深。誌摩回國前請傅來義畫了一幅狄更生的油畫肖像，他要這位人生路上的洋師傅時刻伴在自己身邊，他要不停地從他那裏獲得精神上的滋養和鼓勵。回國後，他不斷與狄更生通信，還常寄送禮物給他。
誌摩1928年第三次訪英時，為了告別的聚會，特地回到康橋與狄更生敘舊，狄更生不在。誌摩到巴黎轉杜倫下馬賽準備乘船回國。為能最後見狄更生一麵，誌摩一路走，一路用電報聯絡，接到電報的狄更生，不辭辛勞，風塵仆仆，一城又一城地追趕誌摩，終於在最後一站馬賽兩人見了麵，相隔數年，再次相見，那親熱勁兒就甭提了。兩人開懷暢敘，之後又匆匆灑淚話別。這是誌摩與狄更生最後一次見麵。
狄更生還把自己的好友、20年代英國頗負盛名的新派畫家、著名的“布魯姆斯伯裏”(Bloomsbury Group)的成員傅來義介紹給誌摩，這兩人也成了終生的朋友。
傅來義愛好中國的各類藝術，誌摩每次由康橋到倫敦，都要到傅家做客。傅來義跟狄更生一樣，也很喜歡這個無拘無束、活潑風趣的年輕人。兩人在一起，不是談中國，就是談藝術。誌摩從傅來義那裏學到了很多西洋藝術，尤其是現代繪畫的知識，受到了啟迪性的影響。他在回國後，便努力宣揚歐洲當時的新派畫家塞尚、馬蒂斯和畢加索等人的繪畫藝術。
傅來義心胸開曠，待人接物溫雅仁厚，卓然一派儒者之風。他討厭裝模作樣的藝術家行徑，而對闖入生活的新思想、新朋友和新經驗都信任而樂觀地容納，打開心懷，不抱任何成見。
誌摩後來在給傅來義的信中說：“你寬厚溫雅的人格，為我拓展了新的視野，並且鼓舞有加，使我能親近那些博大事物和高貴的思想與感情。”他最懷念與傅來義在一起聊天時的情景，能聽到他那悅耳的聲音，是一種何等的快樂和安慰。
回國以後，誌摩無時不在遙念著傅來義，當他接到傅來義的來信，簡直快樂極了。他在回信中寫道：“你的來信震撼了我全人。你真摯的同情今晨帶給我一種漫溢心魂而又獨特無匹的感覺。我雖然嚐過多種歡樂的滋味，但與此卻無可比擬！我也沒有辦法把撥動我最深沉的心弦那一種感激之情傳遞給你。”
誌摩曾與蔡元培和梁啟超商量，以“講學社”的名義邀請狄更生和傅來義兩人同來中國講學、舉辦畫展。結果，狄更生因事，傅來義因病，都未能成行。誌摩感到莫大的遺憾，他是多麼的想在中國的土地上歡迎給過自己巨大啟迪的良師益友。
在劍橋，由狄更生、傅來義介紹，誌摩又結識了已年近八十歲的英國作家嘉本特(Edward Carpenter)。老頭兒的思想一點不保守，而且基本上是反傳統的。他愛人類，愛自由，提倡自由結婚自由離婚，讚成回到自然。所有這些全與誌摩合了拍。老頭兒愛喝中國茶，八十大壽時，親筆寫信告訴誌摩，一直喝著他送的中國茶。從老頭兒的創作，能看出美國詩人惠特曼的影響，而誌摩後來寫的幾首散文詩《毒藥》、《白旗》、《嬰兒》和《自然與人生》，在內容和技巧方麵，又和嘉本特的散文詩《向民主》有關聯。
在短短的兩年時間裏，誌摩的朋友滿康橋，特別是王家學院，他成了那裏的名人。他經常就穿著中國的長衫飄然而出，有時夾著幾本書，或手拿中國書畫手卷，在樓梯的走廊，在綠瑩瑩的草坪，跟老師和同學們開懷暢談，顯得格外耀眼。
他與邪學會的創辦人瑞恰慈(LARichards)、歐格敦過從甚密。他也成了邪學會的積極分子，每周都去參加演講、討論和辯論，在自由和學術空氣中，接觸到一些與社會傳統相衝突的新思想。邪學會的幾員大將十分器重誌摩，當瑞恰慈、歐格敦、吳雅各(James Wood)在1921年出版合著的《美學基礎》時，專請誌摩用中文在卷首題寫“中庸”二字，以光篇幅。
誌摩結識的英國朋友中，還有一位出色的經濟學家開痕司(Maymard Keynes)(今通譯凱恩斯)。當時開痕司還不到四十歲，反應敏捷，工作效率極高。他每天工作不超過三個小時，其餘時間全消磨於看小說和與朋友閑談。他的朋友多為文學家和美術家，對藝術也有濃厚的興趣。誌摩對他傾慕備至，認為他不僅是統計學與名學的專家，而且是未來的大政治家。他學識宏博，見解精密，誌摩覺得他該是英民族政治天才的代表者，前途不可限量。
英國的朋友，康橋的氛圍，像陽光沐浴滋潤著初萌的嫩芽，培養起誌摩的浪漫氣質。誌摩正是從康橋開始了他作為一個詩人的曆史，他要追求的理想人生全部包容在他的“單純信仰”裏，這裏麵，一個是“愛”，一個是“自由”，一個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