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從人類發展的長遠曆史看，人口數量在近二百年間發生了暴漲。據曆史學家估計在公元零年時全球人口為2.3億，到1820年增加到10.4億，平均年增長率為0.08%。而近180年來人口從10.4億增加到65億，平均的年增長率達到了1%（最近的全球人口年增長率1975—2003年間平均為1.6%；2003—2005年為1.1%），比過去的兩千年加快了12倍。拿更遠的史前發展看，人類從非洲走出後的六萬多年才增加到2億多，其增長速度跟蝸牛爬行差不多。現在的人類學家想方設法尋找遠古時代的人類化石，但是所得非常稀少。原因是那時候的人類總數大概超不過百萬，分布在全球1.33億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平均起來每100平方公裏才有1個人，找起來當然不容易。這樣看起來人口數量的發展是一個不斷加速的過程，而到了上個世紀進入到了一個爆炸階段。人口的增加遠遠超過了其他生物的增加，人口成了獨霸地球的超級物種，把其他生物的棲息地統統都占領了、破壞了，導致其他物種的大量滅絕。現在的環境破壞和大氣變暖，輪到人類自己滅絕自己的時候了。幸虧事物有自己的規律，近年來生活提高，教育普及以後人類的生育率正在迅速下降。可以預見，將來人類所麵臨的問題不是人類太多，而是孩子太少。這一現象已經在發達國家看到，中國不久也會走上這條路。經常出國的人或許會注意到，相比之下在中國公園裏很難看到小孩，在公交車上很少看到孕婦。中國的人口危機已經現出征兆。
過去以為如果人類不控製自己，照過去的軌跡發展下去，不出二三百年，因人口過剩而導致人類自我毀滅的結果將是不可避免的。所以上個世紀70年代以後世界輿論發出了緊急呼籲，要控製人口，要保護環境。現在快半個世紀過去了，此間發生了些什麼重要的變化呢？我認為最重要的有三件事：經濟增長加速，相應的環境負擔加重，還有人口的增加和增速的減慢。這三件事中國都在其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中國的變化相當典型地說明了全球在這個時期的變化。
易富賢先生的這本書是討論人口的，讓我們來看看，在全球總體變化的背景下中國的人口究竟處於什麼狀態。看了這本書我們才知道，這裏存在著巨大的觀點分歧。觀點是政策的基礎，不同的觀點導致不同的政策，如果觀點錯誤，後果將是嚴重的。尤其是人口政策的結果會產生幾十年的持續影響，所以弄清楚我國的人口狀況和發展趨勢是一件重大事情。（餘略）
4.曠新年評《大國空巢》：大國博弈的根本是人口博弈
仲大軍先生指出，“改革開放”這麼多年來，中國與世界打交道依靠的是什麼？不是資金，不是技術，不是資源，而是人口，中國憑借人口資源的優勢成為了世界工廠，我們從小由教科書習慣了“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說法。有一次在談到“大國崛起”的時候，王小東先生說，中國是一個大國，中國人的思維天然就是一種大國思維，而像比利時和荷蘭這樣的小國根本就不可能像大國那樣思考。當我們討論大國崛起的時候，卻忽視了一種日益臨近的危機，那就是也許哪一天，淪落為小國寡民。近兩百年來，中國人口占世界人口比例不斷下降，從19世紀初的40%，下降到20世紀初的25%，現在不到20%，而近年每年出生人口更是不到全球的10%（意味著中國人口占全球比例還將急劇下降），但是由於提倡晚婚晚育，缺陷兒數量卻約占全世界的20%。如果繼續現在的人口政策，100年後中國將不到5億人口，200年後將隻有1億左右的人口。2030年，印度就將超過中國成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國家（實際上，如果印度在獨立的時候沒有被肢解成幾個國家的話，印度的人口早已經超過了中國）。正在崛起的中國可能因為人口迅速老化而衰落甚至崩潰，數千年來世界上最大的民族將變為無足輕重的民族。蘇聯解體的原因眾說紛紜，美國未來學家彼得·史華茲（Peter Schwartz）認為，蘇聯的崩潰在於人口的原因。蘇聯由於破壞了依附於宗教的生育文化，生育率從20世紀30年代開始下降。
伴隨著“改革開放”，中國麵向西方打開大門，因為相對西方驚人的貧困產生了巨大的“人口爆炸”的恐慌，體現了新馬爾薩斯主義觀點的羅馬俱樂部報告《增長的極限》在中國流行，與此同時，嚴格的一胎化生育政策開始實施。這些有關人口的預言和政策以“科學”的名義出現。“改革開放”30年來，我們一直生活在這種新馬爾薩斯主義的陰影裏。在“穩定壓倒一切”和“不爭論”的政治背景下，一胎化生育政策作為“基本國策”不容討論，在人口研究上，形成了萬馬齊喑的局麵。在這種萬馬齊喑的環境中，易富賢《大國空巢》一書及其“新人口論”橫空出世，產出了巨大的震動，引起了熱烈的爭論。
馬爾薩斯對於人口增長持一種悲觀主義觀點，認為人口增長與物質匱乏的矛盾無法解決，這種悲觀主義典型地反映了牛頓時代的機械唯物主義思維。相反，易富賢的新人口論是一種樂觀主義。在關於人類發展前途的問題上，美國人口學家朱利安·西蒙（Julian Simon）認為，人類社會的技術進步和價格機製會解決人類發展中出現的各種問題。易富賢總結人類文明發展的規律，認為人口的快速增長是與現代人類文明、現代科技、經濟的發達同步的，人口的增長帶來技術的進步，人口的爆炸導致科技的爆炸和生育水平提高。鮑勃·梅特卡夫（Bob Metcalfe）揭示了網絡價值的秘密：“網絡的價值與網絡使用者的平方成正比。”人口也同樣具有規模優勢。從采集文明到遊牧文明，到農業文明，到現代工業文明，人類文明每前進一步，都伴隨著人口密度的規模性增長。恩格斯在《英國工人階級狀況》中曾經這樣描述人口集中所帶來的結果：“像倫敦這樣的城市，就是逛上幾個鍾頭也看不到它的盡頭，而且也遇不到表明接近開闊田野的些許征象——這樣的城市是一個非常特別的東西。這樣大規模的集中，250萬人口這樣聚集在一個地方，使這250萬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美國卡托研究所國際貿易研究中心主任丹尼爾·T·格裏斯伍爾德（Daniel T。Griswold）說，美國人口的增加和生活質量的上升成正比。自從人類跨入現代文明，世界人口才大規模穩定增長。世界人口1830年為10億，1930年為20億，1960年為30億，1975年為40億，1987年為50億，1999年為60億。
“大國崛起的人口因素”是《大國空巢》中最重要的一章。作者從人口學的角度對英國工業革命作出了新的解釋。荷蘭人創造了現代國家，創造了股份製度，創造了海上貿易，但是工業革命卻沒有發生在荷蘭，而是發生在英國，這是為什麼呢？作者的解釋是，荷蘭人口太少。英國特殊的人口再生產方式促進了物質再生產，引發了工業革命。1492年哥倫布發現美洲，產生了農業革命，引起了全球人口爆炸，而人口爆炸最厲害的英國領導現代文明，發生了工業革命，建立了一個橫跨全球的“日不落帝國”。英國本土以及英裔人口從1500年的400萬擴張到現在的2.15億。原蘇聯地區從1500年的600萬擴張到現在的2.89億。英國和俄國這兩個國家還“爆炸”出了兩個超級大國：美國（源於英國）和蘇聯（繼承俄國）。
同為歐洲大國的英法兩國構成了鮮明的對比。1500年法國人口1600萬，英國（包括現在的英國和愛爾蘭）人口400萬。至1800年，英國人口增長4.1倍，法國人口增長1.7倍。英國人口快速增長，出現了許多社會問題，引起了英國32歲的未婚小夥子馬爾薩斯的憂慮，於1798年發表了《人口原理》。但是，英國沒有接受馬爾薩斯的理論，英國人口不斷增長。從1500年到2000年的500年間，英國人口增長53.5倍，本土增長16.2倍。法裔人口增長不到6倍，本土增長3.8倍。原來是一支方言的英語已經發展成為最重要的國際語言，而原本輝煌的法語卻麵臨被淘汰的危險。孫中山早就注意到了英法兩國不同的命運：“法國在百年以前的人口比各國都要多，因為馬爾薩斯的學說宣傳到法國之後很被人歡迎，人民都實行減少人口。所以弄到今日，受人少的痛苦，都是因為中了馬爾薩斯學說的毒。中國現在的新青年，也有被馬爾薩斯學說所染，主張減少人口的。殊不知法國已知道了減少人口的痛苦，現在施行新政策，是提倡增加人口，保存民族，想法國的民族和世界上的民族永久並存。”
從中國和世界曆史上看，人口增長往往是盛世的一個重要標誌。西方古代羅馬帝國的衰亡和中國中古時代“五胡亂華”都和人口變化有關。在《大國空巢》一書中，易富賢先生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提出自己的觀點，人口再生產和物質再生產是人類社會存在和發展的兩大基本支柱，人口的持續發展是社會持續發展的前提。19世紀末，當我們被西方炮艦打敗了的時候，中華民族的先覺者們產生了深刻的危機意識，認為中華民族到了亡國滅種的邊緣。而今天，麵對人口的斷裂，我們同樣應該有一種危機感。作者認為，計劃生育政策是民族自殺政策。（餘略）
5.顧寶昌：韓國、伊朗低生育率之惑
低於更替水平的生育率作為一種人口態勢，人們原本以為它隻是一個歐洲的特有現象而不甚在意。但進入21世紀以後，這種所謂的“歐洲現象”正在向世界蔓延，變成了一種全球性趨勢。中國身處亞洲，我們當然尤其關心這種低生育率現象在亞洲國家發生和發展的情況。本文介紹兩個亞洲國家——韓國和伊朗的情況。
朝鮮戰爭結束後，韓國經濟經曆了一段十分艱難的時期，當時韓國婦女的生育水平很高。1961年的總和生育率（下稱“生育率”）達6.0.從1962年開始，韓國政府決定在全國實施計劃生育。韓國的計劃生育得到了國際社會的廣泛讚譽，被稱為世界上最成功的計劃生育範例之一，到1980年生育率降低到2.8.受此鼓舞，韓國政府在1981年把人口政策的目標修訂為到1988年達到更替水平2.1，同時在計劃生育宣傳中推廣小家庭，以至“單孩家庭”。對接受絕育的單孩家庭，政府提供住房優惠和補貼。但是，生育率的下降比韓國政府目標預定的快得多，到1983年就達到了更替水平。與此同時，出生性別比開始出現失調，到20世紀90年代中期達到了115個男孩比100個女孩。即便如此，韓國政府在1986年仍重申了人口控製政策。
這一時期韓國實現了完全工業化，國民收入大幅提高，適齡青年大多數進入大學。在達到更替水平生育率10多年後的90年代中期，韓國開始出現了關於是否應繼續鼓勵少生的生育政策的辯論。辯論的結果是，政府放棄了控製人口增長的政策，轉而實行“新人口政策”。1996年出台的新人口政策包括保持生育和死亡在有利於國家可持續發展的水平、倡導家庭健康和福利、平衡出生性別比、鼓勵婦女參與生產勞動、改善老年人的生活、實現人口平衡分布，等等。盡管政策的導向改變了，但生育率卻繼續下降到2000年的1.47和2002年的1.17，低到了比已經出現人口負增長的日本還要低的水平。
韓國一個有趣的現象是，在處於高生育率的60年代早期，人們的理想子女數是4個孩子，但實際生育率卻是平均6個孩子，而到90年代進入低生育率階段後，盡管婦女的理想子女數保持在2個孩子左右，而實際生育率卻不斷下降以至接近於平均1個孩子的水平。
麵對低生育率時代的到來，韓國的政策反應十分遲緩，總僥幸地認為這種下降不會持續，而隻因為人口還在由於慣性作用繼續增長，人們依然憂慮人口對資源、環境造成壓力。決策者和公眾對於低生育率時代的到來可能對國家造成的嚴重影響並不在意。直到2004年，韓國政府才正式推出了鼓勵生育的政策，2005年出台了“低生育率和人口老化基本法”，2006年提出了“2020戰略”，即到2020年把生育水平提升到1.6.至於這一目標是否能成功實現，則仍在討論之中。
與韓國類似，伊朗計劃生育的成功也被認為是一個“奇跡”。在大多數伊斯蘭教國家的生育水平仍居高不下、計劃生育步履艱難的情況下，伊朗的生育水平卻在短期內出現了大幅度的下降。1956年伊朗人口普查報告的人口年增長率達3.1%，為此，從1967年伊朗開始了以控製出生和實現零增長為目標的計劃生育。1976年人口增長率降低到2.7%，出生人口數量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不斷減少，從1986年的226萬，1988年的182萬，到1992年的不到140萬。
伊朗1991年的人口普查報告顯示其年人口增長率為2.5%，這一人口增長率如此低，以至於外界普遍感到十分意外而不能接受。伊朗政府機構拒絕使用這一結果作為製定第二個五年計劃的基礎，聯合國人口司也不予承認。但是，1996年普查又一次證實了1991年的調查結果，年人口增長率進一步下降到1.96%，婦女的生育水平從1986年的6.6下降到1996年的2.8.到2000年，大規模的人口健康調查再次表明，伊朗的生育水平已經降到了更替水平以下的2.0，在城市地區已降到1.7.而最近的2006年的人口普查結果表明，伊朗婦女的生育率進一步下降到了1.4左右。
盡管一次又一次的調查反複表明，伊朗的生育水平已經大幅度下降，伊朗人口的增長速度已經大幅度放緩，但是在伊朗的人口學家中，對於這些調查結果的“有效性”仍不斷提出質疑，認為調查結果表明的伊朗在1986—2000年期間的生育率急劇下降“在理論上是說不通的”，“最多是一時的”。他們提出，當1976—1986年期間出生的大量女孩進入婚育年齡後，伊朗會出現另一個“出生高峰”，生育率會再次反彈。政府在歡呼人口控製成功的同時，麵對嚴重的失業危機也仍然把控製人口增長作為主要關注點。2005年出台的第五個發展計劃繼續重申了政府致力於生育控製的政策。
韓國和伊朗雖然同為亞洲國家，但相距甚遠，無論是經濟、社會、政治、文化、地理環境都大相徑庭，但它們都在過去的十多年中出現了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以下的情況。當然，這與兩國都大力推行計劃生育不無關係。麵對低生育率時代的到來，韓國從控製人口到鼓勵生育的轉折可謂異常曲折和艱難，伊朗的一次次調查產生的數據結果一再遭到否定和質疑的經曆則意味深長。這都反映出，正確認識低生育率時代所帶來的挑戰進而加以應對，這個過程往往充滿了波折，並不比從前認識到高生育率會造成問題的過程更容易。
6.紀寶成：呼籲調整計劃生育政策——提倡生一個，允許生兩個
麵對我國日益嚴峻的老齡化及性別比失調的現狀，昨天在北京人大代表團的小組討論上，全國人大代表、中國人民大學校長紀寶成呼籲盡快調整和完善計劃生育政策。
（1）現有計生政策帶來兩大問題
紀寶成指出，現在我國第一出生性別比失衡長時間居高不下。1982年第三次全國人口普查，我國開始出現性別比失衡的情況，比值為108.5，正常的數字應該是107.到2007年，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性別比已高達120.2，有的地區甚至高達130以上。這在世界上是非常罕見的。
“第二個問題是，我國已經快速步入老齡化的階段。”據紀寶成介紹，我國65歲以上老年人占全國人口數已經從1982年的4.9%上升到2005年的7.63%。如果繼續維持現行的計劃生育政策，在未來60年內，老年人口比例將持續上升，到2020年將達到13.7%，2026年將高達28.4%，這將遠遠高於目前老齡化最高的發達國家。部分農村人口老齡化情況現在實際上已經超過城市。在依靠家庭養老的廣大農村，這個問題將更加突出，會對國家和家庭造成難以承受的負擔。
（2）長時間計劃生育將影響國防安全
紀寶成認為，如果長時間推行一胎化政策，將使得我國維護國家安全的難度增大，而且還將造成獨生子女教育難等民生問題。紀寶成說：“目前全國獨生子女累計超過8000萬人，很多獨生子女家庭過於溺愛，造成獨生子女在性格養成、人格培養方麵出現偏差，在這種情況下，不利於高素質人才的形成”。
（3）調整政策的條件已經成熟
為此，紀寶成建議，要對獨生子女政策進行係統的前瞻性研究，對計劃生育政策進行調整。調整方向為——從“隻生一個”的政策，逐步過渡為“提倡生一個，允許生兩個，杜絕生三個，沒有生育的應當給予獎勵”。紀寶成說，該政策在20世紀70年代曾經實行過，實踐證明這是可行的，是受群眾歡迎的。目前我國的經濟比30年前有了很大的發展，實行這樣的政策，條件要成熟得多，效果也會好得多。如果這樣的政策能夠實施，全國平均每對夫婦生1.8個到2個左右的孩子，既可以消除現行政策的負麵影響，又可以滿足家庭和社會的需要。
7.何亞福：老齡化挑戰中國生育政策
中國經濟時報（以下簡稱“時報”）：如果中國人口總量在2020年達到高峰，這個峰值是多少呢？
何亞福（以下簡稱“何”）：由於近年來中國死亡人口逐年攀升，因此，未來幾年即使出生人口有所增加，淨增人口也不會有較大增長。按照最樂觀的預測，從2011年末至2020年末這9年時間裏，平均每年淨增700萬人，那麼人口峰值可計算如下：已知2011年末中國人口為134 735萬，2011年末至2020年末這9年淨增人口共有6 300萬人，則2020年達到人口峰值141 035萬（約14.1億）。
（何亞福注：上麵這段內容摘自我的文章《中國人口峰值會達到多少》，由於原文是為了駁斥翟振武所謂“2020年達到14.78億”的論點，因此我是按照最樂觀的預測（人口預測有高、中、低三種方案，最樂觀的預測相當於高方案），也就是假設未來幾年可能有某些年份淨增人口超過700萬，而9年平均淨增人口為700萬。如果是中方案，應該是這樣的：假設2011年末至2020年末這9年中，第一年淨增人口為700萬，然後每年淨增人口按等差數列逐年減少，到最後一年淨增人口為0，根據等差數列求和公式：Sn=（a1+an）n/2=（700萬+0）×9/2=3150萬，也就是2011年末至2020年末這9年淨增人口共有3150萬，2020年達到人口峰值137885萬（即13.7？885億），比翟振武給出的數據14.78億少了約1億。）
時報：中國的人口老齡化與發達國家的人口老齡化有什麼不同？
何：發達國家沒有實行計劃生育也進入老齡化，中國實行計劃生育也進入老齡化。然而，不同的是，發達國家為了緩解老齡化進程而采取各種措施力求提升生育率，而中國則實行計劃生育降低生育率從而加速了老齡化進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