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向陽：把脈大時代全球戰略新趨勢
【編者按】中國網2014年7月29日刊登了中國現代國際關係研究院世界政治所副所長陳向陽撰寫的《把脈大時代全球戰略新趨勢》一文。文章共兩個部分，認為世界正處於大裂變、大轉型、大變革、大競爭、大過渡的“大時代”，中國應順應潮流努力實現民族複興，完成“兩個一百年”戰略目標。
當今世界業已進入“後金融危機”（危機爆發已六年）與“後‘後冷戰’”（冷戰結束已二十五年）時代，力量中心多極化、經濟科技全球化、地緣格局板塊化、安全挑戰多元化、發展模式多樣化疊加演進，和平發展與戰亂動蕩並存消長，國際體係與地區秩序主導權深刻重組，世界處於大裂變、大轉型、大變革、大競爭、大過渡的“大時代”，不穩定、不確定的一麵相對突出，中華民族複興偉業機遇與挑戰交織轉化，須把脈大勢、蓄勢借勢、順勢造勢、引領時勢。
全球戰略五大趨勢
首先，國際戰略格局升級換代，既有的西方獨大與民族國家主導，轉向多極競合與多元主體並存。
一是主要力量競相變革，競爭未來製高點。各大國無不變法圖強，紛紛調整戰略、苦練內功、比拚後勁、搶占高地，改革成為當今時代主旋律與關鍵詞，改革決定各國興衰成敗，大國改革決定世界未來，國內政治進程決定世界政治前景。美國奧巴馬“新政”艱難推進，歐盟痛定思痛、告別過度福利，日本安倍野心勃勃、企圖“重振雄風”。新興大國不同程度加快改革，中國全麵深化改革“獨領風騷”。
二是世界力量新舊消長處於“戰略相持期”。金融危機催生“新升老降”大勢，但老牌大國憑借新能源、新科技、新規則等竭力重振旗鼓，新興大國普遍遭遇“成長煩惱”，社會風潮頻發、改革“陣痛”加劇、分化退化顯現，“群體崛起”勢頭放緩。
三是大國關係複雜重組。一方麵，老牌與新興大國兩大“集群”展開“持久戰”，前者依托北約、G7與兩P（TTIP、TPP），後者憑借“金磚”等機製，博弈敘利亞、烏克蘭等地緣熱點，網絡、海洋、太空等“全球公域”，以及全球治理話語權規製權；另一方麵，主要大國間關係“競合化”，中美戰略競爭與“新型大國關係”交織，美俄較量加劇但仍有交易，中日對抗激烈但經濟聯係還緊，美歐相互利用但亦互有提防（如美德“間諜門”），大國關係敏感聯動。
四是非國家行為體地位迅速躥升。政府間國際組織緩解世界“無政府狀態”，跨國公司獨立於母國的一麵增強、對東道國影響增大，國際非政府組織魚龍混雜、興風作浪，網絡化傳媒與“信息化個人”能量驚人，突尼斯小販自焚引爆地區性“革命”，斯諾登與“維基解密”挑戰美國龐大國安情治係統。
其次，世界地緣戰略格局艱難重塑，地緣利益與區域秩序博弈加劇。
一是區域一體化加快並深化，世界日趨“板塊化”。歐盟因應對危機而有所加固，且繼續“東擴”；北美三國深度聯合；南美聯合自強；非洲緩步結合；歐亞大陸中間凸顯“歐亞聯盟”；東亞經濟合作諸多機製並存。
二是全球經濟與政治重心持續“東移”亞太，亞太秩序主導權競爭激烈。美等各方加大投入亞太，亞太經濟合作與安全競爭呈現“兩張皮”，多邊機製“產能過剩”、效率不彰。“印太”凸顯“戰略紐帶”地位。
三是不同地緣板塊的邊緣結合部易成“政治斷裂帶”，滋生地區熱點亂點，地區與域外大國地緣角逐加劇。非洲板塊與亞歐板塊擠壓，歐洲板塊與俄羅斯板塊碰撞，亞洲板塊與北美太平洋板塊摩擦，分別催生中東、東歐、亞太三大“熱帶”。中東熱在2011年末大變局持續與政治重建艱難，敘利亞“內戰”外溢，伊拉克極端與恐怖勢力猖獗，巴以衝突再起，阿富汗戰亂不已，巴基斯坦暴恐活動頻發，美、歐、俄角逐與伊朗、沙特等角力交織；東歐熱在烏克蘭及巴爾幹，美、俄、歐激烈角逐；亞太熱在西太平洋及朝鮮半島，中、美、日等複雜博弈。
再次，全球相互影響與依存加深，社會、科技、自然緊密關聯，人類發展前景充滿變數。
一是全球性挑戰層出不窮，“人類命運共同體”意識增強，全球治理、“集體行動”與“公共產品”行情看漲。
二是生態環境與氣候變化成為事關全人類安危的戰略挑戰。聯合國IPCC係列報告警示氣候變化安全風險倍增，催生“環境政治”與“氣候安全”，氣候新秩序與資源能源博弈加劇。
三是新科技與新工業革命的社會與政治影響異常複雜。大數據、雲計算、移動互聯網將世界一網打盡。3D打印利弊參半，可能降低武器擴散門檻，恐將擾亂全球秩序。機器人與生命科學、生物革命福兮禍兮。美國智庫“未來戰爭”項目預測，新技術使非政府組織能夠使用以前國家才能使用的致命武器，認為這將消除戰爭與和平、軍隊與平民、境外與境內以及國內與國際之間的傳統界限。
第四，社會裂變、人口飽和、思潮混亂、模式多元，世界失序無序的一麵上升。
一是信息技術與民主擴散致使社會碎片化、扁平化、網絡化，治理難度倍增。多元利益更難整合，政府權威下降，傳統等級製政治秩序式微，民間與社會力量上升，治理、管理、公共服務取代統治，社會不穩漸趨常態化普遍化。
二是人口與社會結構深刻變化醞釀複雜影響。全球人口跨越70億且續增，2030年將達80億，生活水準普遍提升導致地球生態承載能力空前吃緊。發達國家老齡化普遍，發展中國家年輕人口失業問題嚴重，中國“未富先老”。世界經曆第三次亦是規模最大與範圍最廣的中產階級激增浪潮，亞非拉發展中國家成為主力軍，推動民主化與市場經濟發展。有研究指“全球新成長起來的中產階級將以難以預測的方式改變各個社會、經濟體和政治製度”。發達與發展中國家人口結構大致相反，引發移民問題突出，誘發不同群體紛爭矛盾。全球貧富分化加劇亦將誘發新的不穩。
三是意識形態複雜更新，政治思潮多元變異，發展模式“新陳代謝”。民族主義（含分離主義）、極端主義（含宗教的與排外的）、恐怖主義等“三股勢力”泛濫，人心思變、求變、多變，西方價值觀難再強勢，各方競相探索特色突出的發展路徑。
第五，既有國際組織與多邊機製低效失靈，全球治理機製創新陷入滯脹。
戰後國際機製慣性與惰性增加，加之既得利益掣肘，難以與時俱進。聯合國體係成效不彰，世行與IMF影響下降。金融危機後全球機製變革創新雖一度加快，包括G20脫穎而出，但西方發達國家改革動力隨危機緩解而遞減，不願與新興大國分享權力，導致IMF等實質改革緩慢。全球性機製下降，區域性機製上升，“兩洋雙P”（TTIP、TPP）來勢凶猛，新興大國合作協調機製加強，問題導向的功能領域新機製倍增。
主動應變六大思路
總體而言，須順應世界大變局、大時代，著眼我黨“兩個一百年”首先是第一個“一百年”戰略目標，服務民族複興“中國夢”，增強“世界眼光”、“戰略頭腦”與“馭變能力”，穩紮穩打、趨利避害，預判預置、有的放矢，革故鼎新、引領潮流。
一是謀劃2020年前和平發展大戰略，打好民族複興“新持久戰”。“行百裏者半九十”，力戒驕躁虛火，防止欲速不達，堅持“穩中求進”。強化國際國內“一盤棋”意識，推進國家治理體係與治理能力現代化，完善中央統籌協調機製，注重危機與風險管理。對外不斷將中國的經濟實力有效轉化為政治影響力，強化海外利益安保機製與能力。
二是順應國際戰略格局多極多元大勢，立足中國綜合實力趨向“世界第二”的新定位，主動構築更為有利的大國關係新架構。對自身實力的局限及與“世界第一”的結構性差距心中有數，坐穩“世界第二”，預防前後夾擊。利用西方大國內部矛盾、西方大國與某些新興大國矛盾上升等，化解西方大國聯手對華，力避成為眾矢之的。以中美“新型大國關係”為“龍頭”，兼顧合作、競爭與鬥爭，運籌好關鍵性大國雙邊與三角關係，做大做實新興大國協調合作，善於借助新興大國與西方大國的“集群博弈”。高度重視非國家行為體，在政府間國際組織、國際NGO、跨國公司等攻防並舉，有效預防其對華消極影響，培植壯大中方相關力量。
三是著眼世界地緣政治新變局，布局全球，重點經略“大周邊”。布局全球突出亞太、歐亞、中東三大重點，兼顧非洲與拉美等地區。“大周邊戰略”統籌陸地海洋、東西方向，揚經濟之長，補安全之短，管控領土爭端，巧破美國與某些鄰國相互利用、聯手對華，提早預防“一帶一路”建設的政治與安全風險。
四是以可持續發展指導經濟建設與環境保護，搶占新科技、工業、能源革命製高點，對全球相互依存與科技革命的複雜影響趨利避害。針對全球性挑戰新發多發突發，製定全球治理戰略，突出重點領域，自主承擔大國責任，維護拓展大國權益。
五是針對世界社會、人口、思潮、模式複雜多元與失序無序上升，穩妥創新社會治理，優化“中國模式”。順應人口與階層結構新變化完善政經方略，嗬護中產階層，保障弱勢底層，做好“十三五規劃”，細化、具化、個體化“中國夢”，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從容推進文明對話，主動擴大“中國道路”對外影響力與話語權。
六是積極參與多邊機製改革創新，擴大國際製度性權力，引導國際體係平穩轉型。加大投入，加快國際組織、多邊外交、功能領域等專業人才培養儲備。以雙邊投資與自貿區協定、區域經濟合作等，有效因應西方大國主導的國際經貿係列新談判。
徐娟、金瑞：當前國際形勢演變的十個特點
【編者按】2014年12月1日《學習時報》刊登了徐娟、金瑞撰寫的《當前國際形勢演變的十個特點》一文。文章深刻論述了國際形勢發生的深刻變化，以及呈現出的前所未有的新特點。
金融危機發生後，國際形勢發生了深刻變化，呈現出很多前所未有的新特點，不穩定、不確定因素明顯增加，全球經濟複蘇乏力、大國博弈加深、國際安全局勢惡化、地區衝突加劇、國際秩序調整加速，和平與發展受到來自各方麵的挑戰。
全球性經濟危機與社會危機疊加發生，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麵臨深刻調整。金融危機爆發至今多年，但餘威猶在。世界範圍內的蕭條之後人們並沒有看到傳說中的蓬勃複蘇，金融危機逐漸轉化為債務危機，在經濟持續低迷的作用下，各國政治和社會也遭受到不同程度的衝擊。政府對金融危機舉措不力，社會極端情緒愈演愈烈，民眾對國家治理能力產生懷疑，最突出的表現是“街頭政治”持續上演，如挪威槍擊案、“占領華爾街”運動、“阿拉伯之春”等事件，其產生的根源除了經濟因素外，更有種族融合、“民主赤字”等問題的作用。危機不僅損害了原有國際秩序的經濟基礎，而且降低了西方國家外交政策的執行力，更鬆動了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之間的關係。當原有體係不能再通過有效的輸出來控製世界的時候，新興力量便孕育而生，國際力量此消彼長會進一步加快。當前，多中心國際秩序已顯現，世界權力結構正在發生深刻變化，尤其是美國單方麵主導國際秩序的能力在削弱，加速了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重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