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和他同時代的詩人，例如“最恨是年年芳草，不管江山如許”，“空令我傷今吊古，歎繡嶺宮前，野老吞聲，漫天風雨”的陳子龍，和他一樣，也曾是南明兵部侍郎，兼侍讀學士，在抗清事敗後，就投水殉節，不作降民。例如“無限傷心夕照中，故國淒涼，剩粉餘紅，金溝禦水自西東”，“往事思量一晌空，飛絮無情，依舊煙籠”的夏完淳，被譽為“十五從軍，十七授命，生為才人，死為鬼雄”的年輕詩人，被清軍抓獲刑訊，大義凜然，不屈而死。
作家和詩人，是用他們的筆在寫不朽之作，同時也是用他們的人格、思想、行動、道義在寫一部比文字更有力的傳世之作。前一篇文章不論寫得多好，後一篇文章和無法交卷的話，就別怪人們對他的失敬了。這兩位詩人，所表現出的中華民族的氣節，讓人敬服。當然，話說回來，作家的膽識和勇氣，氣節和誌向，並不都是等同水平，我們不應該要求每一個作家和詩人都是英勇不屈的戰士。因此，如無力抗惡，迫於情勢，保持緘默的話，那是應該諒解的。但對那些助紂為虐，為虎作倀，落井下石，出賣靈魂，不但企圖苟活，還想分得一杯殘羹的文人，就是毫不可以原諒的墮落了。
因此，骨鯁在喉，不禁想說幾句某些人不愛聽的話了。
近些年來，魯迅先生在被無知之徒大潑汙水的同時，知堂老人忽然紅遍大江南北，為衝淡派散文家奉為大宗師，叩首膜拜，敬若神明。有人甚至為他的變節行徑開脫辯解。然而，寫得再飄逸精美的文字，能遮住他當偽華北政務委員會教育總署督辦那副漢奸的醜陋形象嗎？我表示懷疑。
還有，前些日子病逝美國的張愛玲，她的確寫過一些很精美的小說，她對於《紅樓夢》的研究，也有其獨到的見解。不過，要是讀過她在香港為某國新聞處炮製的反共小說《秧歌》之類作品，就讓人對她的行徑不以為然了，很難用瑕不掩瑜這樣的詞藻來為她開脫了。難道她那些反共小說也能稱之為美文嗎？我也表示懷疑。
法國作家法朗士在左拉墓前的悼詞中，稱讚這位偉大作家在“德萊福斯冤案事件”中，站出來仗義執言，寫出《我控訴》的聲討黑暗審判的文字，為此，他被判徒刑，而逃亡英國避難，付出沉重的代價，是“人類良心的一個關頭”，這不僅是對左拉的褒譽，也是對於為作家的人的勉勵。
所以，如果我們從“人類良心關頭”來看一位作家或詩人，恐怕是最準確的判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