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我最初思考本書的主題時，我完全清楚古典經濟學和新古典經濟學的一個基本假設—人們的行為符合理性的長期利益—並不完全準確。此外，2008年危機也迫使我反思自己之前的結論，即我們的動物精神具有隨機性，因此難以納入經濟模型分析。然而在開始這次寫作之旅的短短數月後，我便驚訝地發現，有那麼多看似隨機的變量能夠被統計上高度顯著的回歸方程解釋。數據表明，大量的經濟選擇在我能夠追溯測算的長時期內表現得相當穩定。我測算的變量已有許多，但毫無疑問還很不全麵。
模型構造
構建一個全麵而精致的模型不在本書的探討範圍之內，但這樣的模型將包括若幹變量，將反映長期經濟穩定性背後隱藏的真實人性，其中應該包括時間偏好（和利率）、股權溢價、公司市盈率，以及自19世紀以來的私人儲蓄率等。它們反映著支配商業周期運轉的恐懼與狂熱傾向的外圍邊界。為達到預測的目的，我們可以假定這些變量在未來沒有新的變動趨勢。
此外還有些非先天的穩定趨勢，例如社會福利支出與國內總儲蓄占GDP的百分比之和。預測要涉及的其他穩定性因素還包括：勞動力規模（包括已經出生的潛在勞動力）和平均工作小時數等。
由於人性的反複無常，預測總是帶有一定的運氣成分。但我相信，如果能把動物精神的某些係統行為特征恰當地納入模型，並考慮到複式記賬恒等式所要求的市場力量的約束，我們還是有望大幅提升預測的準確性。狂熱傾向總是不時引起持續時間較長的、靠從眾行為推動的牛市，然後進入由恐懼傾向引發的泡沫的迅速崩潰過程。
這樣的模型中還應包括那些有可能度量和預測係統性人類行為和公司文化的公式。但令人遺憾的是，我們能得到的相關曆史觀測值太少，不足以對金融市場的運行方式推導出足夠肯定的結論，但我們知道的內容已經比2008年金融危機前大為豐富。
畢竟我們距離20世紀60年代那種太平時期已經太遠，當時盛行的樂觀態度是，經濟計量模型可以給人們提供準確判斷未來的嶄新能力。然後在屢屢遭受現實的打擊之後，我們這些預測師對於展望較遠未來的能力很明智地恢複了謙虛。在進行經濟判斷時，我們永遠都需要考慮公式之外的因素。幸運的是，我們的大多數直覺結論在納入邏輯分析時，似乎都基本符合現實。
我們或許永遠都無法達到希臘神話中的特爾斐或諾查丹瑪斯那樣的神奇傳說，但我們應該有把握比過去5年做得更好。
反躬自省
當我首次反思自己的經濟觀，探索2008年危機能反射我們自己的什麼影像時，我根本就不知道這場分析之旅的終點。美國在“二戰”之後開啟了空前的繁榮時代，我們領頭建立了以美元為基礎的全新國際金融體係，以及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和關稅及貿易總協定（GATT）等眾多組織機構。正如本書第十一章所言，20世紀60年代之後美國才把關懷重點轉向國內的弱勢群體，並導致社會對個人福利支出的無休止增加。在社會保障計劃於1935年啟動後，社會福利規模尚未顯著擴大，直至公共醫療計劃在1965年啟動，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才從4.7%持續增大到2012年的近15%。正如第九章所設想的那樣，假如社會福利支出占GDP的比重依然控製在4.7%（這個規模已經不小），我判斷，今天困擾我們的財政問題根本就不會成為公共政策的首要議題。尤其令人困惑不安的是，嬰兒潮那代人才剛剛開始退休，社會福利項目的受益人數將快速增加。
我們已痛苦地認識到，在20世紀30年代的大蕭條之前從未被列為政府主要職責之一的社會福利，到目前已經培養出廣大的政治選民基礎，為每項新權益提供支持。社會福利信托基金最初被巧妙包裝，借鑒完全自籌資金的私人保險金計劃的做法。然而，社會福利信托基金的繳費和利息加上1984年後的福利稅，根據這些基金自己的精算結果，遠不足以完全滿足福利支出。聯邦政府試圖使所有福利項目至少能達到現收現付水平，但依然未能實現，從而導致1/5的聯邦政府支出（尤其是社會福利支出）必須依靠金融市場的借款。這些資金的最終來源幾乎都是國內私人儲蓄以及我們能夠從國外借來的其他儲蓄。
美國在戰後的經常賬戶盈餘反映出了無可比擬的慷慨。1947~1948年，美國的工業物資、資本品以及來自中部各州的穀物1通過海運大量出口。然而1982年之後，貿易盈餘消失，我們開始不得不從外國企業、個人和政府借款，以補充日漸萎縮的國內儲蓄。這些借款導致美國對世界其他國家的淨債務目前已高達5萬億美元。隨著政府預算赤字的攀升，國內總儲蓄以同等速度下降。正如我在第九章所述，美國國內總儲蓄減少的原因確定無疑是政府對個人的社會福利支出的增長。
私人國內總儲蓄占GDP的比重自1870年以來維持了驚人的穩定，至今依然是美國國內總儲蓄的最主要來源，也是生產率與生活水平提高的源泉。個人消費支出從定義來說不會增加我們的資本存量，也就不會促進未來生活水平的提高。
不過正如第九章所言，絕大部分會被用於消費的社會福利對私人儲蓄形成了事實上的1∶1的替換關係，將私人固定資產投資轉化為個人消費支出。國會預算辦公室的數據表明，基於收入差距持續擴大等原因，美國收入最高的1/5的人群在2009年負擔了94%的個人所得稅，與1981年（64%）相比顯著提高。這1/5人群成為社會福利支出的重要資金來源，他們的平均儲蓄率為10%~15%，同時第九章已經介紹過，我測算出他們的邊際儲蓄率是這個數據的3倍。美國家庭儲蓄占個人可支配收入的平均比例在20世紀70年代中期約為10%，到2013年已不足這個水平的一半。於是，用於投資的儲蓄資金被轉移到消費上麵，所導致的意外後果是GDP增長率明顯下滑以及中等收入家庭受到嚴重打擊。
所幸美國的企業目前仍表現良好。企業的現金流顯著增加，並非因為整體經濟在穩健擴張，而是源於企業很好地控製了成本。在過去幾年，受到競爭和技術壓製的產業工人小時工資率的年增速不到2%，實際工資增速更小。工資漲幅的弱勢表現部分反映出私人部門中工會參與率的顯著下降。這方麵的證據進一步表明，集體談判增加了工會成員的工資溢價。由於稅收收入緊張，州政府和地方政府雇員的待遇也受到更大影響，公共部門的工會同樣被削弱。
然而即使是依舊活躍的私人部門似乎也很難繼續繁榮下去，除非去除不確定性的陰霾，並大幅提升用於資本投資的現金流比率。增加投資尤其重要，因為政府支出受到赤字的約束，私人企業成為國內擴大支出的唯一來源，隻有它們才有大量剩餘現金流可以進行擴張。美國的創新依然位居世界領先水平，但GDP增速和多要素生產率增速的下降仍令人憂慮，後者是創新對增長率的貢獻程度的反映。
相對於美國不斷提高的勞動力需求，供給方麵的技能缺口越來越大，這導致近年來的資本投資構成更多向勞動力節約型設備傾斜。隨著機器人更多地承擔較為複雜的日常操作，許多中等技能工人的工資水平被壓低。高技能工人受到的工資壓力較小，尤其是因為有競爭力的高技術移民受到了簽證數量的限製。
就像第八章所討論的那樣，由於人類的智力有明顯的上限，我們是否命中注定將依靠越來越少量的勞動力來操作越來越複雜的高技術設備和軟件？即使把人口增長的因素考慮進來，我們是否依然會麵臨這樣的結局，即隻需要極少數超級聰明的人來創造和運用越來越先進的技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