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時候過著很宅的生活，極少到紐約城之外的地方旅行。直到一二十歲的時候，我才初次接觸到外麵的世界。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的行為是那麼相似，我感到非常吃驚。人們擁有不同的文化背景，使用不同的語言，但其相互關係和行為特征卻與一個在紐約的都市森林中長大的男孩極度接近。後來我開始遠途旅行，發現挪威的商人、南非的部落首領和中國的音樂家們對於每天發生的事件都有著非常相似的情緒反應，這類現象實在令人著迷。例如，人們都用大笑來表達愉悅之情，也用類似的反應傳遞恐懼或狂熱情緒。
多年過去，我看到一代又一代的青少年表現出相似的不安全感和幼稚感，當然也不乏壯誌雄心。在我看來，英國作家簡·奧斯汀寫於19世紀早期的小說描繪了對今天的每個人來說都非常熟悉的社會交往的遊戲場。我們人類看起來的確是個高度同質化的群體。
但歸根結底，我們的本性是什麼？我們喜歡把人的本性的驅動力界定為理性，而且是其他所有生物不可比擬的。這個說法無疑很合理，但我們距離新古典經濟學家所描述的理性人的理想原型卻又差得很遠，他們所設想的人完全被理性的長期利益思考主宰。就像行為經濟學家們所指出的那樣，我們的思考過程其實更多依賴於直覺而非邏輯思維。雖然所有知識和物質的進步最終都需要係統化的邏輯思考的證明，但我們的日常思維卻很少采用那種嚴密的模式。
廣義地說，關於動物精神的經濟學研究涉及相當多類型的人類行為，並且與新興的行為經濟學的很多部分重合。其關鍵在於，采用了較為現實的行為觀來取代純粹由理性驅動的“經濟人”模型。以經濟人假設為基礎的模型在我們大學校園的經濟學課程中已占據了太長時間的統治地位。新的較為現實的關於人們日常經濟活動的行為觀所描述的經濟增長，會比純粹理性的經濟行為人模型的結果低一些。在大多數情況下，這種差異隻會引起學者們的興趣，因為我們的全部統計觀察和預測本來就是基於人們實際做出的決策，而非基於更加理性的邏輯可能做出的決策。假如人類行為的理性程度真和我從小接觸的標準經濟學課本中的設想一樣高，社會的生活福利水平的確有可能明顯提升。可惜事實並非如此。因此從預測者的視角來看，問題並不在於行為是否符合理性，而在於行為規律是否具有足夠的重複性和係統性，從而可以在數量上進行度量和預測。
急速變換的金融市場和其他相關領域的多數決策都取決於瞬間的反應判斷，用行為經濟學大師丹尼爾·卡尼曼（Daniel Kahneman）的術語來說，這是一種“快思考”（fast thinking）。我們有能力更好地識別和測算這些快速判斷嗎？我認為是有可能的。
長遠的視角
想想曆史上那些偉大的創意，它們為我們帶來了蒸汽機、電動機、鐵路、電報、原子能和集成電路等奇跡。正是這許許多多創新，在過去兩個世紀把人類文明推進到前所未有的物質生活水平。它們都是人類理性思考的結晶。據稱，17世紀的法國數學家布萊茲·帕斯卡（Blaise Pascal）曾這樣描述：“人的偉大源於其思想力。”這種理性就是卡尼曼所說的“慢思考”（slow thinking）。
誠然，很多偉大的創新者經常用頓悟或者直覺來解釋他們的創見，但這些頓悟似乎隻發生在那些為靈感迸發而辛勤積累相關知識的人身上。在我看來，18世紀啟蒙運動的傑出成果奠定了21世紀高生活水準的重要知識基礎，尤其是約翰·洛克（John Locke）、大衛·休謨（David Hume）、亞當·斯密及其追隨者們的著作。這些人的激進思想帶來了政治運動，改變了由神聖君權（往往結合教會勢力）統治的古代社會。許多國家在保護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利的法治基礎上進行了重構。在角逐個人利益的過程中，人們推出了大量創新，結束了數千年來經濟停滯不前的僵局。人類智慧的這些成就形成了現代資本主義經濟崛起的曆史基礎。但同時，人類的智慧向來與各種類型的非理性特征相伴而行。
在19世紀，越來越多的人從自給自足的農業轉移到日益複雜和注重交互作用的現代社會城市經濟，商業周期隨即出現。周期現象顯然是我們如今在投機泡沫中看到的同一類動物精神所致。農業的重要性雖然有所降低，但直到20世紀50年代依然占據重要地位。由於農業主要受天氣變化的影響，而非動物精神，其盛衰與非農業的商業周期並不同步，因此在總體上緩解了經濟活動的波動幅度。
我在本書中有時會加入一些標準的預測模型的內容，以顯示我們已經理解了金融市場擾動的某些特征，但尚未將其成功納入預測模型。上文曾提到，我過去一直把動物精神視為由隨機非理性驅動的人類行為傾向，認為不適合將其結合到描述現代經濟運行的正規模型裏。但2008年9月對經濟預測者來說是個分水嶺，也包括我本人在內。危機促使我們去探尋將支配金融活動的動物精神納入宏觀經濟模型的辦法。
我後來發現，所有這些動物精神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理性的調節，於是我采用了“傾向”（propensities）一詞來較為正式地描述此類市場行為。自啟蒙時期以來，推動生產率提高的技術進步歸根到底是理性思維，隨機的非理性不會生產任何東西。如果不是理性占據主導地位，我們就無法解釋這個星球兩個世紀以來在生活水平方麵的巨大飛躍。
我將試圖證明，在理性調節下的動物精神顯著影響了宏觀經濟決策及其結果。新興的行為經濟學正迫使預測者們以更複雜的模型來評估經濟數據，其複雜程度超過了我們大多數人的習慣。
行為經濟學
行為經濟學不是對傳統經濟學的替代，而且也沒有這樣的意圖。丹尼爾·卡尼曼在介紹其最新著作時提到，“許多討論……都涉及直覺產生的偏見，但強調錯誤並不等於貶低人類的智慧……我們的大多數判斷和行動在大多數情況下依然是恰當的”。
就像科林·卡默勒（Colin Camerer）與喬治·勒文施泰因（George Loewenstein）10年前曾準確闡述的那樣：
行為經濟學的核心是如下信念，即夯實經濟分析的心理學基礎將促進經濟學本身的發展……行為經濟學並不意味著完全拋棄基於效用最大化、均衡和效率的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研究方法……行為研究帶來的偏離並不是激進的，因為它們駁倒的假設並非處於經濟分析的中心地位。例如，新古典主義經濟學的核心理論並不要求人們必須以線性方式看待有風險的結果，也不要求必須以固定速率對未來收益做指數式折現。
特性識別
由於至少大多數人表現出來的品質是相似的，因此，通過對我們每個人的內省和觀察就可以發現人類的許多先天性心理傾向。例如，恐懼、狂熱、競爭動機和時間偏好等都既能在內省時自證，也容易從他人身上看到。先天性的從眾傾向和家族傾向等其他本性則主要通過對他人行動的觀察來認識。所有這些獨立的心理傾向都將在下文進行簡要介紹。
在對這些心理傾向進行分類時，我得坦承，自己並不清楚哪些心理傾向是真正先天的，哪些傾向隻是由於統計規律的作用而表現出先天性。我把從眾等傾向劃歸“先天”的類別，更多是出於論述的方便，而非基於深刻的洞察。我采用的“先天”這個術語既包括那些真正天然的傾向，也泛指行為表現足以讓模型構建者接受這一假設的那些傾向。我並不認為自己的論述覆蓋了所有與經濟相關的精神特征或行為傾向，但我的確希望涉及其中最重要的部分。我的最終目標是，找到一組具有經濟穩定性的人類行為，它們能夠進行統計學測量，從而也能模型化。我十分清楚，在此過程中我將深入那些自身知之甚少的學科，因此在表達自己的結論時也將保持謙和。
心理傾向
恐懼與狂熱
在追求各自經濟利益的過程中，我們都親身經曆過對我們本人和我們的價值觀的威脅（恐懼），也都有過幸福和得意的感受（狂熱）。作為動物精神的重要成分之一，恐懼是生命、肢體和財富在遭受威脅時的自然反應。這種情緒絕對是先天具備的，沒有人例外。然而，人們對恐懼的反應方式則各不相同，這些差異是構成人們個性的一部分。我們在根本上都是相似的，但我們的個性使每個人的價值觀及其在社會等級體係中的位置有所不同。此外，正是由於每個人的個性不同，才創造出了市場、勞動分工以及各種經濟活動。
風險厭惡
風險厭惡是一種對預測至關重要的複雜的動物精神，它反映著人們在承擔風險時的矛盾態度。每個人都清楚，我們需要通過行動來獲取食物、住所和其他生活必需品，但我們也都明白，預先未必能夠知道行動的效果。承擔與回避何種風險的選擇過程，決定著市場上的相對價格結構，進而影響到金融業的主要功能—從儲蓄到投資的資金流動。這個議題將在第五章展開。
如果承擔風險對生存必不可少，那麼承擔的風險越多是否就越有利？假如真是這樣，市場對劣質債券的需求就會超過無風險債券，優質債券的回報率將超過劣質債券，但實際情況並非如此。這顯然說明：承擔風險雖然是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但並非大多數人積極追求的東西。對所有人而言，找到恰當的風險平衡對日常生活至關重要，這在投資組合風險管理領域的表現或許最為突出。
對風險零厭惡或完全厭惡（或者說對風險完全承擔或零承擔）的極端態度，在所有人身上都不存在。零風險厭惡意味著對從事風險行動沒有任何回避，它會使人們毫不顧忌或者無從識別生命和肢體麵臨的客觀風險狀態。這樣的人不能或不願正視對自己生命的威脅。然而，獲取生活資料的需求要求人們必須采取行動，這必然意味著由自己或他人承擔風險，例如父母經常為年幼的子女承擔風險。
我們每天都在風險厭惡與風險承擔的邊界上行走。利用金融市場上的收益率以及信用評級和期限等信息，這種邊界的位置可以大致測算出來，它們對於預測來說至關重要。2008年經濟崩潰後，2009年年初股票價格的反彈說明，人們當時的焦慮程度已接近曆史的極值。這種焦慮程度的極值還表現在信用溢價幅度上，它幾乎不存在長期的曆史趨勢。例如，南北戰爭結束時的優級鐵路債券相對於美國國債的溢價幅度，與“二戰”之後的情形非常相似，表明人們的風險厭惡程度和幅度在長期內非常穩定。
關於人們在理智與情感上如何應對非金融市場的風險，我采用了自己多年來一直使用的一個測算方法—經理層選擇把多大比例的流動資金投入流動性較差的、尤其是長期性的資本投資。這個比例反映著公司經理層對不確定性的態度以及他們承擔風險的意願。2009年，該比例下滑到1938年以來和平時期的最低點。對居民家庭的風險厭惡程度也有類似的測量指標，即家庭的現金投資於房產的比例。該比例在2010年達到“二戰”後的最低點。投資尤其是長期投資的下滑，可以解釋美國經濟在近年來為什麼沒能像“二戰”後的其他10次複蘇那樣，成功地走出困境。本書第七章將對此進行詳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