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一個突出特征，是科學技術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地位和作用越來越重要；所謂科技是第一生產力，即是對這一特征的深刻總結和概括。然而，科學技術與知識的發展，從根本上講，離不開教育的發展。教育不僅為科學技術的開發與運用、為知識的繼承與傳播培養了大批專門人才，為社會經濟的進步與發展輸送了大量受過良好教育或培訓的勞動者；而且教育還直接創造了推動社會經濟發展和科學技術進步的精神動力。如果借用“知識就是力量”這一名言來借喻教育的地位與作用，那麼把教育視為科技進步和社會經濟發展的重要源泉和基礎，無論在哲學意義上還是在經濟意義上恐怕都是不過分的。二戰後，西方工業發達國家在教育科技推動下出現的持續高速經濟增長、以及西方經濟增長理論和人力資本理論對經濟增長的因素分析，從理論上和實踐上都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問題是，教育自身作為一個規模宏大且相對獨立的“產業部門”或係統，不僅有其特殊的“運營”規律及特性，如資源投入規模大（而且主要表現為公共資源和人力資源投入），資金周轉方式不同於一般產業部門，“生產”周期長，生產成果和經營效率難以直接衡量等，而且從曆史和現實的角度看，教育的發展向來就是一個十分複雜並隨著社會製度的不同而具有一定隨意性的社會現象。因此，如何保障和實現教育係統的穩定發展及良性循環，就成為能否充分發揮教育促進科技進步與社會經濟發展這一重要功能或職能作用的關鍵。
製約和影響教育發展的決定性因素，從根本上講，是對教育的資金投入和運用，也即是教育投資來源與運用的合理安排與確定。教育投資的確定與安排不僅直接決定了教育自身的運營與發展，影Ⅱ向著科學技術與社會經濟的發展，而且直接製約著教育投資的利用效率和整個社會資源的配置效率。
那麼怎樣才能合理確定和安排教育投資這一重要資源呢？
教育投資作為教育發展的重要基礎和條件，一般講不同於一般盈利性的經濟投資，也不同於純粹非盈利性的公共投資；而是一種介於兩者之間、屬性比較複雜且關係著社會各階層利益乃至民族興衰的社會投資活動。正是由於這一特點，長期以來人們對教育投資的認識不僅分歧較大，且難以統一，並在很大程度上直接影響了教育投資的實際操作以及教育的發展。這使教育投資的確定與安排時常處於依靠經驗判斷和比較隨意的狀態中。二戰後，隨著西方人力資本理論、以及以此理論為基礎的教育經濟學的興起，上述狀況雖然有了較大的改善，教育投資的理論研究和教育投資的實際操作日趨科學合理；但總的講，人們對教育投資的研究仍是十分薄弱和不完善的，甚至可以說是不成熟的。比如，就目前影響比較廣泛的人力資本理論而言，對它的批評自其產生以來就從未間斷過，尤其是70年代中期國際上出現教育發展過度和“文憑熱”後，對它的批評已形成一股“反人力資本理論”①勢力。而且人力資本理論自身也承認，它對教育投資等問題的研究很多是有待深入發展和證明的。對此，英國著名經濟學家馬克?布勞格曾評論道：“從各種可能性來說，人力資本研究框架決不會覆滅，但它會逐漸衰落，為新的理論所吞並，這就是教師和學生、雇主和雇員，實際上也就是所有買主和賣主當他們的個人品性對完成交易十分重要，但有關這些品性的信息又處於不確定時，他們相互選擇的理論。”①也就是說，有關教育投資的理論需要進一步的完善與擴展。
就我國目前而言，我們對教育投資的研究和管理可以說更是處於比較初始的階段：不僅理論上的研究比較薄弱，沒有形成較為完善和係統的理論框架，實際工作中人們對教育投資的認識及管理也基本上仍以經驗式和簡單借鑒式的判斷為主，缺乏科學的理論指導。我國教育發展多次出現失衡，尤其是在經濟體製和教育體製改革後，教育發展出現某種混亂及盲動現象的事實，即是證明。人們對我國教育及教育投資如何改革、如何發展似乎存在著一定的困惑和疑慮。比如什麼是合理的教育投資規模，我國的教育尤其是中等以上教育的發展是過度還是不足？個人、企業和政府在整個教育投資中各自應占多大比重？怎樣才能保證義務教育的順利實施？以及教育應怎樣適應市場經濟的要求，政府應怎樣管理和協調整個教育投資，等等，這些可以說都是困擾人們的重大理論問題和現實問題。而這些問題的存在，從某種程度上講，與我國缺乏較完善的教育投資理論指導有很大關係。因此，從我國目前看，要想合理確定和安排我國的教育投資，充分發揮教育在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積極作用，很重要的一點就是應首先加強對教育投資的理論研究，以盡可能澄清實際工作中存在的一些有爭議和模糊的認識，為現實教育投資操作提供較為科學的管理依據和方法。這應是實現教育投資合理安排的理論前提和基本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