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更儒
一、辛棄疾是南宋史上始終如一的愛國誌士
辛棄疾一生，正如鄧廣銘先生所說：從1161年金主完顏亮南侵到1206年韓侂胄北伐，“這兩次戰役，以及介居於這兩次戰役之間的宋金兩國間的其他鬥爭，辛稼軒幾乎每一次都是很奮勇地投身在內，為保衛漢族人民及其文化的安全而貢獻出他的智能和力量”（《略論辛稼軒及其詞》，見增訂本《稼軒詞編年箋注》卷首，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我們可以確認，他是南宋曆史上一位始終如一、堅定不移的愛國誌士。
辛棄疾出生於金國統治的山東濟南，在他二十二歲時，山東、河北人民為反抗民族壓迫，乘金主亮南侵之機，爆發了大規模的反金起義。辛棄疾的祖父曾做過金朝南京開封府的知府，他本來是可以通過正常途徑出仕為官的，但他卻受民族大義的激勵，糾集二千餘人，同耿京共同組建了山東最大的起義軍隊伍，並且擔任軍中掌書記，成為起義軍的謀主，策劃了攻占東平府、支援南宋水師的膠州灣之戰和奉表南歸的重大決策。最新發現的資料記載：“紹興末，虜渝盟”，辛棄疾“乃結義士耿京等，糾合忠義軍二十五萬，以圖恢複。斬寇，取城，報功行在”（《菱湖辛氏族譜》卷首轉引自元代《鉛山誌》）。
當宋高宗在建康府接見起義軍代表時，辛棄疾“陳大計八條，上偉其忠”（所引同上。徐元傑的《稼軒辛公讚》也說：“洎高宗勞師建康，亟入條奏大計，上偉其忠。”見《梅野集》卷十一）。這八條大計今雖不得其詳，但必然是就南宋抗金的決策問題，經過深思熟慮才發表的意見，其思辨的新穎和卓越，也應是南宋王朝和宋高宗本人前所未聞的，所以才“偉其忠，驟用之”（《稼軒辛公讚》）。後來他又曾向江淮宣撫使張浚建言出奇兵取山東，《朱子語類》卷一一○《論兵》載：“辛棄疾頗諳曉兵事，雲：‘……某向見張魏公，說以分兵殺虜之勢。……據山東，中原及燕，自不消得大段用力。’”（中華書局1986年版）這段記載，詳述他的整個戰略決策計劃，其縝密及高瞻遠矚的思路與識見，又能從他再後所進獻的《美芹十論》和《九議》等專門研討戰略問題的著作中窺見一斑。
辛棄疾南渡之初，不僅以提供戰略理論名震江南，而且他又是一個有膽識的實踐家。在與金兵浴血奮戰的日子裏，他曾“斬寇取城”，“壯歲旌旗擁萬夫”；在回歸南宋之後，聞知其戰友耿京為叛徒殺害，他親率五十騎，深入金地六百裏，在濟州（今山東濟寧）軍營中活捉叛賊張安國，解送南宋行在所臨安將其正法。他的這一英勇行為，振奮了民族精神，極大地鼓舞了南宋軍民的抗金鬥誌。就連以怯懦著稱的南宋文人洪邁，對此也表達了由衷的敬仰：“餘謂侯本中州雋人，抱忠仗義，章顯聞於南邦。齊虜巧負國，赤手領五十騎，縛取於五萬眾中，如挾毚兔。束馬銜枚，間關西秦淮，至通晝夜不粒食。壯聲英概，懦士為之興起，聖天子一見三歎息。”（洪邁《稼軒記》）
盡管辛棄疾南渡以後的四十多年間仕途坎坷，屢受南宋對金投降派的讒毀和排擯，但他抗金報國的壯誌始終不曾消泯。為了國家的利益和民族的振興，他不惜在垂暮之年出山，為抗金事業做最後的奮鬥。嘉泰四年（1204）正月，辛棄疾入見，言金國必亂必亡，應當委托元老大臣，“務為倉猝可以應變之計”（《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十八《丙寅淮漢蜀口用兵事目》，中華書局2000年版），表達了勇於承擔抗金重任的決心。並就理財用兵提出了具體的有價值的建議：“究財貨之源流，指山川之險易。金馬玉堂之學士，聞所未聞；灞上棘門之將軍，立之斯立。”（劉宰《漫塘集》卷十五《賀辛待製棄疾知鎮江》）隨後，他又在知鎮江府備戰期間，派遣間諜深入金朝腹地，對金國兵力部署情況做充分的偵察，表明了對未來的抗金戰爭必須慎重對待、不可匆遽浪戰的負責態度。當專製朝政的韓侂胄不顧及一切不同意見，執意發動北伐而遭慘敗後，已被罷黜回歸鉛山家中的辛棄疾，痛憤抗戰大好局勢的崩潰，積憂成疾，一病不起。臨終之際，他還大呼“殺賊”數聲而止。
二、稼軒詞是我國傳統文化中的瑰寶
辛棄疾是我國文學史上富有愛國主義思想的傑出詞人，他的歌詞，以殺敵報國、恢複失地為主題，集中反映了人民群眾盼望祖國統一和民族強盛的願望，表達了高昂的戰鬥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