鋼鐵係列小說《無名溝軼事》出版後，在我工作的單位和社會上引起一些人們的議論與看法。有人給小說寫了評論，有人認為《無名溝軼事》不是小說是自傳，有人問我，你的書賣出多少本了？是賠錢了還是掙錢了？還有人對我產生懷疑與驚訝，各種說法不一。由此，鼓勵與貶低也隨之而來。對此，我不屑一顧，別人愛說什麼說什麼去吧！皇帝背後還有人罵，何況我一介草民。現在我還要繼續寫，要把我知道的鋼鐵工人的事寫出來，因為我曾經是一名煉鋼工人，現在會寫了，就應該謳歌鋼鐵工人的精神。即使是賠錢也要寫！這種想法，在當今這個金錢至上與功利思想越來越務實的多元化社會裏，會與某些人的想法格格不入。因此，就有人嘲諷我是“傻帽”，現在誰還看書？電視節目還看不過來，把那些出書的錢買車買房子多好。而我的認為，人各有誌，興趣不同。喜歡打麻將的就打麻將，喜歡下象棋的就下象棋，各人找各人喜歡的事做，我喜歡閱讀書，這是我的興趣愛好，同時也是我的家族門風。我的祖父有讀書的習慣。雖然他是農民，但他讀過幾年私塾，懂的讀書的重要意義。他把我父親、二叔、三叔都供培到初中以上，我父親還上了大學。他是在上世紀40年代初考入北平師範大學曆史係。北師大是窮人子弟的學校，不收學費，培養出很多農村出來的學生當了教師。
父親一生酷愛讀書、買書、藏書，研究曆史。在上世紀50年代中期，國家第一次給教師定工資，他的月工資是120多元。從那時起，他節衣縮食，每月平均要拿出20元錢買書。那時的20元比一名學徒工的工資還要高，可想而知，父親買了有多少書，把馬、恩、列、斯、毛澤東選集全部購全了。父親還長期定購幾種期刊雜誌。《曆史研究》和《紅旗》從創刊到停刊一本不缺。在我保存的捐贈書籍登記表中，《紅旗》雜誌是1958年6月創刊，1988年6月停刊，30年，共530期。中間有幾期，當時因文革動亂，郵路不暢，郵遞員沒送到，父親就托人從平定、陽泉、壽陽購買，補全刊物。他把《紅旗》雜誌裝訂成一本一本的厚本，每年一本，放在床鋪下壓整齊，然後存放在書箱裏。1970年8月，國家備戰，學校解散，人員疏散。父親和母親帶著我的姐姐和妹妹，帶著幾卷行李和五箱書籍離開太原，到了壽陽的深山裏，兩年後從山裏到了縣城，後又從縣城到了榆次郊區晉中教幹校，在郊區呆了幾年後進了市區。這五箱書隨著父親輾轉各地，是他的心愛之物，在他離休之後，仍經常手捧書籍翻閱，研究曆史。
父親為什麼花那麼多錢買那樣多書？這是我很長時間來思考的一個問題。在我寫出第一部書後，有天，突然明白了，也可能想的還不全麵。父親是登台講課的教師，為了講好課，編教材，寫文章，需要補充多方麵的知識，從各類書籍中汲取營養，才能在學術上研究出成果。
那麼，後來父親為什麼又把大部分的書賣掉？這是個謎，直到三十年後我才想通。
記得上世紀1965年立秋後的一個星期天。父親從省人民醫院四清工作隊回來。那時他被借調到省委的四清工作團工作。他帶著我到學校總務處借輛平車，到辦公室整理書籍。他的書籍大致分為四類，政治、曆史、文學、教材。他站在書架前專注地一本一本地翻看，時而他親切地摸著書皮看看，輕輕撫去書角上沾著的一點細塵，然後放到一邊，時而又拿起來摸摸，搖搖頭，無奈地對我說，拿出去，放到平車上。我記得，隻有《曆史研究》，上麵有許多著名學者的文章，他僅翻了幾本，就全讓我搬到平車上了。那年我12歲，雖然也喜歡看書，但有很多書籍是看不懂的，不知什麼是文學名著，隻把一些自己喜歡的薄薄的曆史小叢書朝父親要了過來。而父親把那些中外經典文學名著全賣掉了，兩平車書共買了9塊多，還不夠他一月的購書錢。留下了馬恩列斯、毛選和《紅旗》雜誌，拉回家中。
父親賣書是因為他在四清工作團搞運動，在那裏了解和接觸到當時上層領域的人事變動和政治變化，再加上他長期從事曆史研究，對政治氣侯有很強的敏感性，使他敏銳地感覺到一場暴風雨即將到來，首當其衝的是他這樣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果然，第二年“文革”開始，學校裏的造反派開始抄家，抄辦公室。他們有人看到我父親把書賣掉，拉回家去的是馬列著作，也就懶得去管他。否則，造反派抄你的辦公室，必然勒令你站到旁邊，批鬥一番。父親有位同事是北大下放來的曆史學者，他的家被抄，辦公室被抄，被造反派鬥得斯文掃地，死去活來。而父親以他研究與熟悉中國曆史上政治鬥爭的變化，結合當前現實情況出現的動態，果斷地把那些“有問題”的書賣掉，躲過了一劫，隻是後來，站在台上跟著被陪鬥過幾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