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量事實表明：日本民族的原創開拓精神發生過極其嚴重的非正常變異，這種非正常變異也就是畸變。並且，這種非正常變異是伴隨著原創開拓精神的漸次弘揚而不斷加劇的。關於這個問題，由於此前學界尚無前哲和時賢對日本原創精神進行係統研究，故而與之緊密相聯的畸變問題也就成了一片尚待開墾的荒地。有鑒於此，本章謹就這種畸變產生的種種原因、外在表現形式以及主要危害作些探討。倘若這裏所作的探討能夠引起學界、一切愛好和平的人們的重視和日本民族的警醒的話，則引以為幸。
第一節 原創精神畸變之原因
任何事物的變化和發展都不是憑空產生的，而是由與之相關的各種原因造成的。日本原創精神的畸變也是如此。那麼，導致其產生非正常變異的原因何在呢？於此扼要談談這方麵的看法：
首先，日本原創開拓精神的內部存在著與生俱來的負麵特質。這裏說的負麵特質就是隱藏在日本原創開拓精神深處的擴張性潛質。換句話說，原創開拓精神本身就是這種擴張性潛質賴以生成的溫床。從總體上講，世界上所有具有開拓精神的民族在其形成初期都有擴張的基因，這是通病和恒例。一般說來，現實的日本最崇拜美國，因為二者之間存在很多的一致性。所以，姑且先從美國談起吧！現實的美國是個在世界範圍內大搞擴張主義和推行霸權政治的典型。當人類跨入二十一世紀的時候，一切愛好和平的國家和民族都應站在正義和進步的立場上認真探討和研究這種擴張主義和霸權政治的本質特征，共同有效地製止其在世界範圍的無休止的蔓延。之所以要這樣做，是因為擴張主義和霸權政治將給世界的穩定和和平造成極大的威脅。如果在這個問題上稍有麻痹，其後果則不堪設想。實際上，當今的人們越來越清楚地看到了這樣一種現實：世界已經告別過去，多極發展和共同繁榮成了新時代的主潮。然而，不容樂觀的是，在當今的世界或未來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帝國主義仍是戰爭的根源，它們還會進行不同程度的擴張，還會在世界範圍內推行其霸權政治，對此，絕不能抱有任何的幻想。如果希望帝國主義在全無國際正義力量的幹預下於某一個早晨突然醒悟而放棄擴張和霸權，那就太天真了。譬如，1999年，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就繞開了聯合國，打著“人權高於主權”旗號，悍然對主權國家南聯盟發動空襲，甚至公然違背國際法，野蠻襲擊中華人民共和國駐南聯盟大使館。這種非正義的事件之所以會在20世紀末產生，其根本原因就是：霸權從來就是與擴張緊密相聯的，擴張的結果往往就是對霸權的追逐。從曆史的角度看，美國自立國以來就有擴張主義的傳統。美國的先民們漂洋過海到達北美大陸時，就從英國老家帶去了清教主義的“宿命論”，認為盎格魯——撒克遜人具有上帝賦予的傳播基督的文明、征服落後民族和落後文明的使命。這種思想對美國的開國者們產生了深刻影響。美國的先民們從歐洲移徙到北美大陸的時候，無可否認地存在一種民族開拓精神，在這種精神的深處，就存在著負麵的民族擴張潛質。不過，在這裏需要特別說明的是，開拓並不等於擴張，具有開拓精神的民族也不見得在其精神深處全都隱藏著擴張性潛質。但是，不容忽視的是，具有開拓精神的民族往往能夠依據一定的條件生發出擴張性潛質。從這種意義上講，在對美國的現實的所作所為進行分析和批判的時候，更應探討其民族和曆史的深層原因。這不僅是一個亟待深入研究的學術問題，而且是與未來的世界的臧否與否休戚相關的國際政治大問題。因此，所有愛好和平的人們應該在這方麵保持清醒的認識。
較之於盎格魯——撒克遜的後裔們，日本在民族擴張和霸權政治方麵毫不遜色，甚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如前所述，日本民族是個典型的島國民族，其原創精神是開拓精神，而日本原創開拓精神的深處無論怎樣講都隱藏著擴張性的潛質。於此作出這種認定，並不是通過簡單的邏輯推理得出的一般結論，而是經過長期的研究之後揭示出來的曆史事實。並且，日本民族開拓精神中的擴張性潛質是與這個民族的形成過程緊密相聯的。正如前幾章所證明的那樣，日本原創開拓精神本身是一種難能可貴的民族精神，它對日本民族的曆史進步和文化發展起到了巨大的推動作用。這個民族的先民們在洪積世以前進行那次原始大遷徙，是一次具有創世紀意義的原始群體活動。但是，千萬不要忘記：在他們從事那種原始大遷徙的過程中，伴隨遠程開拓意識的萌發，也就產生出了帶有原初性質的擴張因子。在向學界揭示這一問題的同時，更應看到，在日本民族的先民們通過遠程開拓而最終到達的那個地區，就其地形地貌而言並不存在現在意義上的日本列島，而是一片與歐亞大陸東部地區緊相連屬的荒無人跡的內海、莽原和山地。人類能夠不畏艱辛並成功地進行那次原始大遷徙，其所經受過的艱難險阻是今人無法想象的。這就像後來的地理大發現一樣，它是日本的先民們對人類社會所做的非凡貢獻。但是，隨著間冰期的到來，溫暖時期的跨度越來越長，氣溫也在不斷地升高，致使陸橋漸次下沉，日本的先民們同外界的聯係完全被浩瀚無垠的海水隔斷了。他們在星羅棋布的特殊海島生存空間裏，第一步是從事了以采集為主的艱苦探山實踐，繼之而起的是在湖泊、近海從事以捕撈為主的問海活動。其間，他們以自己特有的智慧和雙手創造了各種原始的生產工具，而生產工具的應用，使他們產生了一種直感：憑借刀形石器、魚鉤、魚叉等向居住地以外的地區開拓和擴展能夠得到更多的采集物和水產品。這樣，一個以遠程開拓而來的原始人群，開始了從島內向島外的新的一輪開拓！並且，拓展領地以取得更多的生產和生活資料成了日本先民的群體意識。隨著這種群體意識的日益加深，他們向外開拓的欲望越來越強烈，與之相應，他們的原始擴張的群體意識也就漸次得到了深化。特別應該注意的是：迨至彌生時代，伴隨日本民族的形成和原創開拓精神的正式誕生，早先已具的原始擴張的群體意識轉變成了民族擴張的潛質。雖然這種民族擴張的潛質的外在表現形式還僅僅反映為日本列島及其近海一帶社會生活區域的拓展，雖然它還不足以產生任何有礙於鄰國它邦的負麵影響，但是，這種民族擴張的潛質已經深深地隱藏在原創開拓精神這個特殊的溫床之中了。後來日本原創開拓精神的畸變就是在這種負麵潛質的不斷作用下最終產生的。
其次，為海所隔的特殊島國地理環境對日本原創精神的畸變產生了直接的影響。現在，學術界已經有人指出：“島國地處地殼運動較為活躍的地帶，除了火山地震較為頻繁之外，一些島國的最新的地質構造運動往往至今仍在進行之中。據專家分析，日本國土至今仍在向日本海一側下沉，並向太平洋方向緩慢移動，日本與東北亞大陸之間的裂縫正在逐步擴大。”實際上，日本列島的地殼變化從上古社會的陸橋下沉以來一直沒有停止。當人們看到現實的富土山、阿蘇山、琵琶湖等美麗的景色時，無不為大自然的偉力和鬼斧神工而發出由衷的讚歎。生活在這個美麗島國上的人民，應該在精神層麵科學地對待自己賴以生存的島國地理環境，之所以提出這個問題，是因為“水亦載舟，水亦覆舟”。美麗的列島因其美麗而使日本民族感到自豪，美麗的列島也因其狹窄而使日本民族感到自卑。自豪往往促使著這個民族積極向上，進而充滿活力；自卑往往導致這個民族出現危機，甚至鋌而走險。為了考索上的方便，還是再次上溯到那遙遠的洪荒歲月中去吧！早先，日本的先民們是憑藉一種原初的開拓意識從東亞大陸和南洋一帶移住其間的，爾後在創造其土著文化的過程中，他們對自己賴以生存的特殊島國地理環境有了較為深切的了解。特別是隨著南北陸橋的下沉，日本這塊本來與歐亞大陸東部緊相連屬的土地被迅速上升的海水分割得支離破碎，繁衍其間的日本先民們由此而徹底地失去了與大陸和其它地區的聯係。這樣一來，與世隔絕的特殊地理環境，使得日本的先民們產生了一種封閉、自卑的特陳偉：《島國文化》，文彙出版社1992年版，第12-13頁。殊心態。隨著這種心態的不斷加劇，進而形成了一種強烈的民族逆反心理：為了生存，為了發展，一定要從舟形葉狀般的海島生活空間中向外拓展！然而，瀛海漫漫，大浪滔滔，僅僅憑藉那些原始的獨木小舟是很難劃到深海遠洋中去同那險惡無常的自然條件相抗衡的。也就是說，生產力水平的低下及航海工具的簡陋，使得日本先民們的地域拓展活動在相當長的一段曆史時期內隻是局限在這些海島之間及其周邊的淺水區域。在那種情況下，大海的隔絕越是時代久遠，就越是顯得殘酷無情，日本民族就越是企求著生存空間的向外拓展。正因為如此，為海所隔的地理環境在造成日本民族心理扭曲的同時，也非常明顯地造成了日本原創開拓精神的漸次畸變。從這個意義上講．自彌生時代以來，應時而生的日本原創開拓精神在實際上已經成了一柄尤為特殊的雙刃劍！一方麵，開拓精神推動了這個民族曆史和文化的發展；另一方麵，這種精神的畸變漸次轉化成了有損周邊國家乃至整個人類和平、安全的危險因素。
第三，日本民族是一個具有悠久曆史文化傳統的民族，同時又是一個充滿矛盾民族心理的民族。其民族矛盾心理的重要表現形式是恥於落後和妄自尊大。此乃日本原創開拓精神發生畸變另一要因。
先說日本民族恥於落後的一麵。在古代，由於封閉的島國條件所致，日本民族期盼著同外界建立聯係，但在事實上，這個民族在相當長的一個曆史時期內完全是與世隔絕的。這種與世隔絕的現象不光是出現在日本，在很多國家和地區都有過同樣的經曆。值得慶幸的是，島國民族的曆史與所有大陸民族的曆史一樣，總是向前發展的。隨著人類征服、順應自然能力的加強和生產工具的改善，最終打通了海上的線路，進而使那些孤居於海島的民族見到了外來先進文明的曙光。關於這種大陸文明與島國文明的第一次碰撞和融彙，雖然很少有學者進行係統的研究，但相關的論述卻屢見不鮮。譬如，學界就有人指出：“陸路遷徙在距今約1萬年前的時候，卻由於陸海的再度滄桑而結束了。由於冰期的結束，海平麵上升，連接島國和大陸的陸橋被上升的海水淹沒，那些通過陸橋移居到不列顛、菲律賓和日本列島上的原始人，被迫永久定居在這些島嶼之上，成為曆史上第一批居住在海島上的人類。海水雖然阻止了原始人向海島的陸路遷徙，但此時人類正在逐步從舊石器時代過渡到新石器時代，航海技術已經萌芽並有了初步的發展，人類具備了橫渡大海的能力。於是，原始人向島國的陸路遷徙就為海路遷徙所接替了”。這一論述基本上反映了古代社會大陸文明經由海路向島國文明滲入的共性。不過，日本在這方麵卻有著明顯的個性，其主要表現就是在陸橋下沉之後，經由海路向日本列島遷徙的人們早就告別了原始社會，他們早已進入了文化非常發達的封建社會。與之相應的是，日本民族在同域外文化正式接觸的時代還處在彌生時代，它隻是走完了原始社會的漫漫長路且剛剛進入了奴隸社會的新的裏程。這是應該引起注意的重要曆史現象，也是討論問題的基本前提。因為社會進步程度的差異性往往是判斷一個民族的心理現象和行為規律的重要依據。學術界認為：
大約在公元前3世紀左右，日本從繩紋文化時代進入彌生文化時代（約公元前3世紀一公元前1世紀）。這一時代盛行的彌生陶器，形製一致、紋樣簡單、外形美觀。因首先發現於東京都彌生町（在今文京區）而得名。彌生文化具有多元性、傳統性、國際性和創造性等特征。它既繼承了繩紋文化的傳統，又廣泛地吸收了外來文化，並在外來文化的啟迪下，發揮自己的智慧，進行了創造，因而形成了文化的多元性。在形成彌生文化的諸因素中，不可忽略中國文化的深刻影響。如果說這是從宏觀曆史的角度闡述日本自身土著文化的發展以及彌生文化受到“中國文化的深刻的影響”的話，那麼，於此就能通過具體的比較從微觀的角度揭示出日本恥於落後的民族心理。曆史告訴今人，公元前3世紀左右，中國經過春秋列國爭霸和百家爭鳴的洗禮，其政治、經濟和文化都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是在這種宏闊的曆史背景下，秦始皇揮師東進，以摧枯拉朽之勢翦滅了東方六國，進而完成了統一大業，建立了封建中央集權政治製度。隨著秦二世的滅亡，漢武帝劉邦打敗了西楚霸王，建立了中國曆史上的第二個統一的封建政權——西漢皇朝！而處在同時期的日本則是另外一種景象：在同一個時間的範圍內，大和民族剛剛形成；在社會形態的進程方麵，它剛剛進入奴隸社會；在文字語言方麵，隻有口頭語言和各種刻鑄在銅鐸等器皿上的記事圖案！誠然，較之於此前的土著文化，日本彌生文化是一種已經受到漢文化影響的新的文化形態。在這方麵，地下遺物是相當豐富的，諸如表現漢文化波及的漢代銅鏡（福岡縣立岩出土，直徑18.5cm）；表現彌生文化的陶器壺（大阪府橋船出土，高46.5cm）、各種磨製石器和鐵斧（分別出土於鳥取縣岡崎山、福岡縣有東、福岡縣立岩、長崎縣原之過等地）。不僅如此，在服部遺址還發現了稻田遺跡及杵、鋤、臼等農業生產工具；特別是在福岡立岩出土的首長甕棺墓的隨葬品中，保存了貝製手鐲、銅鏡、鐵戈等重要實物，這就說明彌生時代的政治權利已經萌芽。此外，在日本的關西、四國、瀨戶內海和北九州一帶還出土了實用性和祭祀性的戈、矛、劍及銅鐸。如果單從日本這一方麵來看，其奴隸社會的文化遺存是相當可觀的，其所反映的社會進步性也是非常典型和突出的。但是，如果將其與同期的相關的中國文化載體進行比較的話，那麼，這些器物無論是建造的規模還是其所反映的藝術特色，都是無法同陝西臨潼出土的秦始皇兵馬俑坑的戰車及軍陣相媲美的。所以，日本在正式派出遣隋使之前，這個民族麵臨的是大海西岸高度發達的中國封建政治、經濟和文化！對於這種比自己整整先進一個社會形態的域外文明，除了無比崇拜和景仰備至之外，更重要的是深深地為自己民族文化的落後而深感自卑。因此，早在公元前3世紀左右，日本民族在弘揚原創開拓精神的過程中就已經產生了恥於落後的民族心理，直到當今也未改變。
現在，一個西方人假如在日本用英語交談，日本人馬上就會對對方產生一種敬畏之情。同樣是現在，無論是中國的訪問學者還是中國的留學生，如果用日本語交談，日本人聽後就會說：“日本語上手。”如果是用英語交談的話，那麼，日本人便更加對你肅然起敬了。這種情感上的變化實際上是變相的民族自卑心理的反映。早在中國的東漢初年，漢光武帝就對日本進行強製性的冊封，並下賜了一方鐫有“漢委參家永三郎所著《新日本史》，三省堂平成二年日文版，第13-17頁。“日本裙妒上手-亨招”的意思為：您的日語很優秀呢！（倭）奴國王”的金印，對於其中所含那種明顯的貶意和蔑視，日本民族竟然毫無顧忌地接受了，其根本原因在於東漢王朝比日本強大。兩千多年以後，即迨至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末期，日本民族的自卑心理可謂發展到了極限。這個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前期狀況和中期表現是毋需贅述的，然而，關於這場戰爭的後期的相關要事乃至最終結果似應依據以下資料作出必要的說明：資料一：
從1945年3月起，美軍對日本進行頻繁的大規模空襲，平均每月3000多架次，7月多達2萬架次。日本全國119座城市被炸，東京共受102次空襲，幾乎化為焦土。資料二：
1945年5月8日，德國無條件投降，日本更陷入孤立境地。美軍於6月25日攻占衝繩島，打進了日本大門。7月26日．中、美、英三大盟國以共同宣言的形式發表了促令日本投降的《波茨坦公告》。8月6日和9日，美國先後向日本廣島和長崎投下兩顆原子彈，給日本統治階級以巨大衝擊，但也使日本幾十萬和平軍民死於非命。資料三：
8月11日，中國軍民對日軍發動總攻，使在華日軍麵臨滅頂之災。在此之前，蘇聯於8月8日下午5時（莫斯科時間，東京時間為23時）宣布從8月9日起，蘇與日處於戰爭狀態。蘇聯的宣戰使日本統治集團最後絕望。蘇聯參戰後，蘇聯紅軍、蘇蒙聯軍出兵中國東北，向日本關東軍發起猛烈攻勢。在中國東北的朝鮮人民革命軍也配合蘇軍向日軍發起反攻。此時的日本已走投無路。這些資料業已證明的問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階段，是美、英、中、蘇等盟國協同作戰而最終打敗日本的。但是，從戰爭的整體看，有兩點是必須引起注意的：其一，自1937年7月7日起，到1945年9月2日投降為止，日本與中國的戰爭主要是在中國的國土上進行的，這從根本上決定了日本方麵的非正義性和中國方麵的正義性。在此期間，中國軍民共同進行的長達8年之久的抗日戰爭，有力地打擊了正麵戰場上日軍的有生力量，並且，中國軍民的英勇抗戰從戰略上有效地牽製了日本，為盟軍成功地協同作戰創造了有利條件，並為最終粉碎日軍的侵略擴張陰謀奠定了堅實基礎。其二，在中國抗戰的最後一年即1945年，美國空軍對日本本土119座城市的輪番大轟炸以及在廣島、長崎投下的兩顆原子彈對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和戰爭罪犯們進行了致命的打擊，它從根本上確定了盟國必勝、日本必敗的戰爭走向。也正是在這一總體趨勢下，其它盟國才正式對日宣戰，並在日本本土之外的幾個主要戰區發揮了根本作用。1945年8月28日，美軍進駐日本。9月2日，日本政府的代表重光奎（1887-1957）及軍部代表梅津美治郎（1882-1949）在東京灣美國的軍艦“密蘇裏號”上簽署了投降書。一個具有武士道傳統和妄圖稱霸亞洲的民族就這樣被以美國為主的“盟總”全麵控製住了！一支在戰爭中死不投降的日本軍隊也就這樣向以美國為首的盟軍投降了。隨著美軍對日本的獨占，日本上自深居皇宮的天皇，下到町番的百姓，並不憎恨美軍這個外來的新統治者，而是對其唯命是從，唯言是聽。日本自認為失敗就該作奴，落後就該挨打，因此，這個民族對美國的獨占既無怨言，又很馴服。不過，從實質上講，在日本民族心理深處是恥於落後的。正因為日本的恥於落後，才在古代社會接受東漢所封“漢倭奴國”之後的19世紀中葉發動了妄圖稱霸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侵略戰爭。如果說古代的漢封“倭奴”與二戰之後美國的獨占在本質上都是先進的文明對於落後的文明的強力製衡的話，那麼，日本這樣一個具有恥於落後心理的民族又怎樣能保證不再重犯曆史的錯誤和罪行呢？
再談談日本妄自尊大的民族心理吧！從過往的曆史事實中，可以非常清楚地看出日本那種被扭曲的妄自尊大的民族心理。這種被扭曲的民族心理實際上是恥於落後的民族心理的另一種極端表現形式——當它的政治、經濟特別是軍事實力發展到一定的程度時，便會目空一切，並忘乎所以地自高自大起來。如此而論的曆史根據為：
第一、早在公元5世紀倭五王時期，日本妄自尊大的民族心理就已初見端倪。從公元4世紀初開始，在各地域性國家政治、經濟發展的基礎上，日本基本實現了國家的統一，從而建立了以畿內為中心的大和統一政權。這種政權的建立，既是日本曆史上政治發展的新的起點，又是這個國家和民族正式走向國際社會的開端。此前從朝鮮半島傳來的以中國封建文化為主的東亞先進文化有若雷霆颶風，對尚處在奴隸社會的日本產生了極為強烈的震撼。那是先進的大陸文化第一次對於落後的日本土著文化的衝擊！恥於落後的日本民族很快地意識到，不從事內政建設，不進入國際社會，自己就無法生存和發展。因此，處在奴隸社會的古大和國為了擺脫落後的局麵，從根本上采取了以下措施：1．招聘和吸收國際人才人才的來源，一是從朝鮮半島南部俘獲技術工匠；二是朝廷派使者到中國招聘。據《日本書紀》載，大和國朝廷的專使曾到中國江南的吳國和朝鮮半島上的新羅、百濟、高句麗招聘裁縫女工、良醫、製皮革工匠等；三是鄰國贈送的人才。如百濟國曾贈送五經博士；中國南朝的宋，也曾贈紡織工和裁縫女工，她們名叫漢織、吳織、兄媛、弟媛；四是自動來日本列島居住的外來移民。據文獻記載有兩次集團性移民特別重要：一是秦氏弓月君集團移民，二是漢氏阿知使主集團移民。這兩支移民集團對日本經濟、文化的發展影響很大。
2．傳入儒教文化，確立大和王朝的政治理念
大和國首先是通過朝鮮半島的百濟，傳入儒家文化的。百濟曾先後派遣阿直歧、王仁、段揚爾、漢高安茂、王柳貴等精通中國典籍的學者到大和國傳授學問。儒學的傳入，受到朝廷的重視。曆代大和國王都從儒學中吸取有益於治國的思想，確立了自己治國的理念。……
3．整頓、完善社會政治組織和勞動管理製度
大和國的政治組織，被稱為氏姓製度。它由氏和姓構成。氏是由血緣家庭構成的集團。由於經濟實力的差異，各氏族集團雖統屬朝廷，但他們的經濟地位沒有變化。每一氏族集團的酋長（“氏上”）對所在地域依然擁有較大的統治權。為了控製豪族勢力，大和朝廷采取賜姓的方法，使各豪族勢力納入中央統治秩序。由大王按氏族勢力的大小、地位的高下，分別授予不同的“姓”。姓有臣、君（公）、連、直、造、首、史、吉士、村主等。其中，臣、君、連、直等姓主要賜予與王族有血緣關係，或在中央擔任要職的氏，如臣姓的蘇我氏、平群氏，連姓的物部氏、大伴氏，直姓的久米氏等。
氏製度的建立，不僅改善了統治集團內部的關係，而且使大和朝廷的權力進一步得到了加強。此外，朝廷外部實行的部民製，則是對奴隸為主體的勞動者的統治製度。部民製度遍及社會的各個生產領域。部民有直屬於政府機關的，也有歸地方豪族私有的。由於所屬關係和生產方式及剝削方式的不同，部民地位和階級屬性也呈多樣性。主要有三種類型，一類是沒有人身自由的奴隸型部民；另一類是具有封建製萌芽因素的隸農型部民；第三類是農奴型部民。……
4．引進先進技術，促進經濟發展
大和朝廷特別重視引進大陸的先進生產技術。首先重視農業，廣泛興修水利；其次是大力發展手工業。反映手工業水平的遺物，在考古發掘中不斷有所發現。其中絹織品已與中國水平接近。再者，兵器中進攻型兵器有刀劍、槍矛、弓矢等。防禦性武器有鐵製短甲、鐵胄和掛甲。鐵製兵器技術，明顯與中國有淵源關係，很可能是從中國經朝鮮半島傳入日本的。以上材料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近期取得的相關成果。其簡明扼要地再現了日本在大和時期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之後所進行的大規模的內政建設。與此同時，大和時期的外交方麵所取得的成績亦是相當成功的，“其對外活動的積極性，是邪馬台國時期所無法比擬的。所采取的策略也是頗為靈活的”。學界認為：此期所開展的外交活動，有三大主要目的：“一是力圖在與中國建立冊封關係的前提下，實現以大和國為核心的地域性小冊封體製。”此外是“通過外交活動廣泛吸收先進文化”。第三就是“利用外交上取得的成果，鞏固大和王權在國內的統治地位”。現在看來，大和國的這些成果是在中國的先進文化的影響和推動下取得的。如果大和國在此基礎上發展同以中國為主的相鄰國家友好關係並致力於本國政治、經濟和文化建設的話，那將是一種非常難得的做法。可是，以大和朝廷為代表的日本民族在取得上述成功之後，很快就誤入了歧途。在分析此事之前，不妨看看日本這個學生是怎樣學習和對待它的老師中國的吧！第一，它以實用主義的態度學習中國，卻錯誤地估計了中國的實際情況。如果對中國的曆史有所了解的話，那麼就不會忘記這樣兩個事實：一是春秋時期的齊桓公為了取得霸主地位，任用管仲、鮑叔牙、隰朋實行政治和經濟改革，贍養貧窮，選賢任能，國力日漸強盛。在此過程中所采用的一個重要策略就是“尊王攘夷”，最後終於成功了，並做了春秋列國爭霸中的第一個霸主。二是在中國的正史中有一段類似的記載：“沮授說紹日：‘……今州城粗定，兵強士附，西迎大駕，即宮鄴都，挾天子而令諸侯，稽士馬以討不庭，誰能禦之！”’實際上，大和國的統治者們很有些像齊桓公和後來的袁紹，拉中國這麵大旗去做虎皮，以達“挾天子以令諸侯”之目的。可他們並沒有想到，齊桓公也好，袁紹也罷，是在其各自的天子已經處於衰頹的情況下才那樣去做的，否則，他們又為什麼會那樣做呢？大和朝廷所挾的“天子”是中國，但是，當時的中國非但沒有衰頹的任何跡象，而且是處在封建社會的發展期，因而它的過分的要求絕對不會得到中國的認可和允許。換句話說，日本隻能在中國朝廷認可的範圍內去做它想做或應該做的事情。其實不然，大和國當時所強調的與中國建立冊封關係的前提，實際上已經開始偏離了敬重中國、虛心向中國學習先進文化的正常軌道，而僅僅是為了利用中國的力量來達到自己取得區域性霸權的目的，也就是說，從大和時代起，日本就開始同中國這個老師討價還價了——利用與中國這個強國的冊封關係，以推行區域性的小冊封製。所以，可以從學術上認定：恥於落後和妄自尊大這樣一種矛盾的民族心理是日本原創開拓精神發生畸變的重要原因。特別應該注意的是，從理論上講，如果日本民族單有恥於落後一麵的話，它隻會成為學習先進的動力。但是在實際上，當這種動力一旦形成並取得明顯的成效的時候，大和民族就忘乎所以並開始狂妄地自高自大起來，日本原創精神畸變的外在表現形式就越來越明顯了，下麵一節就專門探討這個問題。
第二節 原創精神畸變的外在表現形式
路得亞德吉仆德說過這樣一句話：“我有六個誠實的仆人，他們教給了我一切。它們的名字是：什麼（What）和為什麼（Why）、何時（When）和怎樣（How）、何地（Where）和誰（Who）。”這句話樸實而富有哲理。讀著它，自然而然的得到了文脈方麵的重要啟迪：如果說在第一節裏重點回答了“Why”的話，那麼，這裏所要接著探討的就是“How”了。、日本精神的畸變是怎樣體現出來的呢？弄清這個問題的基本方法就是準確地把握住它的外在表現形式——日本民族的對外侵略擴張。
首先，分析日本染指朝鮮半島與其第一輪侵略擴張的失敗。日本民族早在公元4世紀就對朝鮮半島實行了侵略擴張。當時的大和國在與中國建立冊封關係的前提下，強調了以自己為核心的地域性小冊封體製。之所以在中國麵前作出這種強調，是因為它的確通過一係列的改革和外交活動取得了明顯的政治和經濟效果。僅就日本本身的曆史而言，大和國約在公元3世紀就興盛起來了。那個時期的典型文化遺存——古墳，直到現在仍彰然可見：座落在大阪府堺市大仙町的仁德陵，其規模之大是令人矚目的。該陵全長486m，屬於後圓前方式。其前方寬300m，後圓徑245m，凡三重護崛。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座主陵的周圍，另有13座陪陵。其主要有：履中陵，全長360m；應神陵，全長430m；景行陵，全長288m；崇神陵，全長240m。其它的長度一般在50m至lOOm之間。在這些陵墓中，有大量的附葬品，它們多為銅鏡、玉杖、玉葉和鐵器。這些超大規模的王陵建築物，至少反映了三個方麵的曆史事實：其一，大和國的國王有著至高無上的地位；第二，大和政權是一個具有組織龐大勞動大軍能力的政權；其三，大和國家的建築工程技術及生產工具已經發展到相當高的程度。所以，那個時代的日本人民為自己的大和而深感自豪和驕傲，他們從心底深處詠唱到：大和喲，國中最好的地方，青翠疊嶂，群山環抱，你是多麼秀麗！也正是在上述政治蒸蒸日上、經濟快速發展的情況下，大和國開始染指朝鮮半島，並且漸次對其實行控製和占領。它為了將朝鮮半島南部的新羅國及其以南的伽倻（日本稱之為任那）地區納入自己的勢力範圍，采取的主要手段就是武力征伐，企圖以此來使它們臣服。在大和國的武力脅迫下，新羅為了自存而采取了較為靈活的雙重外交：一方麵，在表麵上向大和國臣服，並將奈勿王的王子送到日本去做人質；另一方麵，卻與北方勢力較強的高句麗結成了近緣的軍事同盟。新羅國的這種外交策略，因出自於高句麗的自身利益的考慮而獲得了成功。隻要有大和國的軍事入侵，高句麗便出兵相助。這樣一來，朝鮮半島的複雜國交關係反過來又迫使日本同位於高句麗和新羅之間的百濟友好相處並結成了軍事同盟。因此，大和國在朝鮮半島推行的武力侵略擴張政策從一開始就遇到了麻煩。從這種意義上說，大和國想在朝鮮半島當宗主國是存在非常大的難度的。這也是大和在公元7世紀之初以前一直心甘情願地臣屬於中國的根本原因。關於這個問題，史書有如次記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