災難中的寧靜黃昏
大師點數大師·馬永波漢語首譯
作者：奧登
在奧登紐約淩亂公寓的牆上，掛著布萊克的木刻《古老的日子》，是布萊克本人手工著色的。可是據說，盡管擁有20世紀英語詩人中最敏感的耳朵，奧登的眼力卻是劣等的。他簡直不關心繪畫，而他對“更高級”的文學和音樂藝術卻極其關注。但是他寫出了關於一幅繪畫的最有名的現代詩，他以一個美術館（位於受希特勒威脅的一座城市）的名字為該詩命名，而且急切地把幾幅畫壓縮成一個道德寓言。一幅畫如何以文本或生活的方式指導我們，這一點吸引了奧登。他的詩作《模特》探究了一個老婦的過去和前景，最後結論道：
所以畫家會愉悅自己；給她一座英國式花園，
中國稻田，或者一座貧民窟；
使天空明亮或者黑暗；
把綠色長毛絨或者一堵紅磚牆放在她身後。
她將把它們全都組合起來，
把目光集中在它們基本的人性要素上。
“藝術的主題是人體。”在《致拜倫勳爵的信》中，奧登堅持這麼認為。他甚至走得更遠，聲稱“我願意用所有塞尚的蘋果/換取一個小戈雅或杜米埃”。這種同樣的對“基本的人性要素”的本能使他對凡高發生了興趣。在寫下下麵對畫家書信全集評論的兩年以後，奧登從中編選了他自己的凡高書信集：《凡高：自畫像》，意在強調“對繪畫藝術及作為畫家所麵臨問題的沉思”。很清楚，也許，不是畫家凡高，而是作為藝術家、人、聖徒的凡高，引發了奧登的興趣。凡高曾經反駁過讚美他作品的一個人：不，有福的是精神上的窮人，有福的是心地純潔的人。無疑，奧登在一個藝術家和他的世界、作品之間的這樣一種關聯中看見了他自己的理想。
作為一種藝術，書信寫作的大師們也許更專注於愉悅他們的朋友，勝過了披露他們最內在的思想和感情；他們的書信風格以速度、高度、精神、機智和幻想為特征。在這種意義上，凡高的書信不是藝術，而是人的檔案；使之成為偉大的是寫作者絕對的自我忠實和高貴。
19世紀創造了藝術家英雄的神話，他為了藝術犧牲自己的健康和幸福，而對他的補償是免除其所有的社會責任和行為規範。
初看上去，凡高似乎恰好符合這種神話。他的衣著與生活和流浪漢一樣，他期望別人的支持，他像惡魔一樣畫畫，他發瘋了。你越是讀這些書信，他越變得不像神話。
他知道他是神經病患者，難以相處，可他不把這個當做優越的標誌，而是當做一種和心髒病一樣的疾病，他希望未來的大畫家們會像“古老的大師”一樣健康。
可是這個未來的畫家——我不能想象他生活在小咖啡館裏，帶著許多假牙不停地顫抖，像我一樣去妓院。
他把自己所處的時代看做一種過渡，而非完滿，而且他對自己的成就極其謙遜。
喬托和契馬布埃，還有荷爾拜因與凡戴克，生活在一個方尖塔一般結構堅固的社會裏，其中每個個體都是一塊石頭，所有的石頭都粘在一起，形成一個紀念碑式的社會……可是，你知道，我們置身於徹頭徹尾的放縱和無政府之中。我們熱愛秩序和對稱的藝術家把自己孤立起來，努力去定義一件惟一之事……我們能描繪混沌的一個原子，一匹馬，一幅畫像，你的祖母，蘋果，一片風景……
我們不覺得我們在死亡，可我們確實感覺到我們是少數，為了成為藝術家鏈環中的一環，我們正在付出艱苦的代價，我們享受不到健康、青春、自由，我們就像駕轅的馬拖著一車人去享受春天。
而且，盡管繪畫是他的天職這一信念從未動搖過，他也從未宣稱畫家優越於其他常人。
法國詩人黎施潘在什麼地方說過，“對藝術的愛使人喪失對真實的愛。”我認為那是可怕的事實，但在另一方麵，對真實的愛使你厭惡藝術……
他們對繪畫所持的更為迷信的觀念有時讓我沮喪得難以言表，因為事實基本上是這樣的，作為人，一個畫家過於沉浸在他所看見的一切，他就不足以把握他生活的其餘部分。
凡高沒有自己謀生，而是一生仰仗他絕非富有的兄弟的支持，這是事實。可是當你把他對錢的態度與別人加以比較，比如說瓦格納或波德萊爾，凡高則顯得多麼不可測度的體麵與自尊。
任何藝術家都需要向讚助人要求高於一個勞動者的生活標準，因為除了維持基本的生活，他還需要買顏料和畫布。凡高甚至為他對顏料的權利而煩惱，想知道是否他應該局限於較為便宜的繪畫材料。偶爾，當他對他的兄弟不滿時，他抱怨的不是提奧的吝嗇，而是他的冷漠；他渴望的是更多的親密，不是更多的現金。
……反對我的人，我的態度，衣服，世界，你和許多其他人一樣，似乎以為提出這麼多的反對是必要的——分量足夠重的反對，同時顯然又是無濟於事的——它們導致我們個人的兄弟般的交往枯萎了，隨著時間逐漸死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