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文中，我想試圖用現在較為科學的觀點，對八股文作一個曆史的回顧，較為實事求是地評價一下它的曆史作用。因而擬題曰“曆史作用試析”。這個題目，如果用較為時髦的文字，也可叫作“世紀的回顧”。因為廢除八股文到現在將近一個世紀，卻還不到一個世紀。廢除在本世紀初，現在回顧卻在本世紀結尾，如題作“世紀的回顧”，不是更形象嗎？《清史稿·選舉誌》：“光緒二十四年，湖廣總督張之洞有變通科舉之奏。二十七年，鄉、會試首場改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即從光緒二十七年正式廢棄八股文，改試策論。這年是一九○一年，這位享壽四五百年的“八股文先生”壽終正寢，到現在一九九二年，足九十年整，再過九年，就是百年祭，為此回顧一下它的曆史作用，不是正好嗎？這樣可以用現代的眼光，作一個冷靜的、客觀一些的回顧。自然因為它已消失了九十多年，熟悉此道的人已無在世者，研討起來，不免生疏，或不能找到它的竅門。但文獻尚在，傳聞尚有，以現代的觀點，回顧舊時傳聞，查閱當年文獻，也會又有當年人不可能有的感會，恍然領悟，啊——原來是這樣！因此，此文試圖從三個方麵探討一下五百年壽命的八股文的曆史作用。
第一種作用在思想體係方麵，或者叫作政治思想方麵。這雖然是現代社會的叫法，但其本質上卻是自人類進入較為文明的社會以來，各個曆史時期都一樣的。各個曆史時期的人，都生活在各個曆史時代的政治統治中，也生活在各個曆史時代的政治思想體係影響下。我國自漢代以來崇尚儒術，儒家思想成為政治思想的主導體係，經曆魏晉南北朝、唐宋而後一直未受到影響而改變。自南宋後，以儒家思想、孔子言論為核心的理學，更促使儒家思想完整鞏固，對自此以後的各代政治統治都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自明代立國，開國皇帝朱元璋和他的大臣劉基確定以“四書”為科舉考試的首要命題範圍，以朱熹注解為“四書”的解釋標準，以八股形式的文體為科舉考的標準文體、作為製度規定下來。其後經過明代中葉成化年間的進一步完善，使以“四書”範圍命題的八股文，一直作為全國教育、曆屆考試的唯一文體，延續了五百年，使五百年中不知多少萬人為此獻出他們的青春智慧，受過其嚴格訓練，然後又服務於國家社會，對明、清兩代各個曆史時期的政治影響，說來真不知該有多麼大、多麼深遠。其根源都是由於儒家學說，孔子言論，孟子言論，在社會上更是成為一種深入人心的、很自然的道德標準，行為規範。五百來年中，始終一致，這對各個曆史時期的朝廷統治、國家政治安定，又起到極為巨大的作用。這是有明、清史實足以證明的。
其所以如此有兩個原因，一是從製度上把“四書”作為唯一的製藝命題範圍書籍。既實際，又方便，又自然能使孔孟言論深入人心。所謂“實際”，是指其分量不多不少。如把“五經”都作為科舉製義的命題範圍，量自然太多，讀者很難在少年時期，讀的全部像背“四書”那樣滾瓜爛熟，提那句背那句，出什麼題都可以。少數聰明的可能作到，大多數就困難。而且試官出題範圍太大也困難，這樣首先以一部“四書”作為命題範圍，讀書學生、考試試官在一定限製下都易於做到，幾百年事實證明，也的確如此。當然“五經”也是基本教材，但在“四書”的第二位。因為孔、孟言論主要在一部“四書”中，五百年中，它不但是最主要的啟蒙教材，必讀教材，而且不少人都把它作為半輩子的必讀書或終生的必讀書。這樣孔、孟言論的普及麵，可以說是無比廣泛的，即使不識字的人，也會說出幾句孔子的話、孟子的話。在這五百來年中，孔、孟言論的影響社會，如作世界性的比較，那可能超過外國《聖經》新舊約及其他宗教的經典。而且它一不寄托於虛無的神或叫上帝，而是強調人與人；二符合於人本身的生活實際、生理實際、社會實際；三是入世的、不是出世的；四是相互的，不是單方麵的，所以它能為中國長期封建社會中的人所接受，所奉行。
二是讀好“四書”，才能作好八股文；作好八股文，才能考試得中；考試得中，才能改變社會地位，才能參加更高級的考試，才能作官。這樣就所有讀書人，都讀“四書”，都讀“五經”，國家鼓勵這樣做，社會上以此為榮，而且一延續就是幾百年。用現在的革命話說：即儒家思想、孔孟言論不但武裝了每個進士、舉人，而且武裝了每個讀書人，武裝了整個社會。而且更符合社會自然規律，更符合人們生活實際、感情實際。所以它的確在五百年中發揮過作用，形成了深遠的政治影響。反之，如果五百年中，不把“四書”抬到這樣高度，作為法定考試命題範圍，人們就不會這樣去讀它，社會上就不會這樣熟悉它，其影響自然相對要小多了。其所以如此的兩個原因，就聯係著這三個方麵：即國家法定以“四書”命題；“四書”中孔孟言論的符合社會實際需要；社會群眾由於科舉考試大利所在的強烈吸引，都去讀“四書”，造成其極大普遍性。
第二種作用是在文化教育方麵。先說文化方麵。中國文化肇自遠古先民，成熟燦爛於周朝春秋時代，思想活躍，文化發達，一批偉大的典籍，從無到有，勃然出現，奠定了中國文化的基礎，栽下了足以生長千秋萬代的文化大樹，枝繁葉茂，一直生長到現在，仍有強健活潑的生命力。而掌握這份文化遺產，使之不斷延續下去，發揚光大，在中國傳統做法上，有一根本性的原則，即從根本基礎上掌握起，有所謂“書不讀秦漢以下”的說法，即在各個曆史時期，不管哪代，都讀中國文化史上從無到有的那批原始典籍，即“五經”、《論語》、《孟子》等書。漢代的人不讀司馬遷的《史記》、司馬相如的賦，也必先讀《詩經》、《禮記》、《論語》、《孟子》等等，唐代的人同樣如此，也不讀韓愈、柳宗元的文章，李白、杜甫的詩，也是先讀先秦經典，孔孟的書籍。所謂“孔子聖之時者也”，這樣就使得先秦典籍、孔孟言論，同各個曆史時期中活躍著的人，密切地聯係在一起，其言論思想、觀點、見解，都活躍在各個曆史時期活人的思想活動中，這樣縮短了古今的距離，使相隔一兩千年的文化，形成一個整體，是一株枝繁葉茂，越長越蔥鬱的喬木。尤其明、清五百年中，製義取士，又以朱熹所編《四書集注》為唯一製義八股出題範圍，這樣使孔子、孟子真是家喻戶曉，似乎永遠生活在這些人中間。這對文化普及、延續起到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