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木、府穀的“混生型”音樂特征。“混生”是指在兩種或多種不同風格文化相互融合的基礎上，形成與母體相聯係卻又相區別的混合特征，並已達到文化融合的“成熟期”：1.一部分民歌以“雙四度跳進”為其音調框架。以羽音為中心形成的音調框架在神府民歌旋律中也很多；2.一部分民歌旋律對音和音程的選擇比較平均，“雙四度”音程跳進出現較少，很難抽象出能適應當地這一部分民歌的音調框架。旋律中，re-sol-do可視為受綏米“原生型”音樂特征影響，而羽音在神府民歌中占有重要地位，此與受蒙古族民歌的影響有密切關係，但徵音的上下四度在旋律中的功能性作用被削弱，在此方麵羽音的作用增強，因此徵調式中羽音不再作為色彩音出現，商調式的混合性調式色彩明顯傾向於羽調式，不少民歌中商羽兩種調式並列出現。一部分羽調式民歌加強了對角音的強調，調式色彩單純，比徵、商調式受蒙古族民歌音樂的影響更深。在漢蒙兩種不同音樂風格共同影響下，形成神府民歌的“混生型”音樂特征。
定邊、靖邊的“並生型”音樂特征。由於這一帶民歌受多方麵影響，定靖民歌旋律中三度音程出現的較多，而且對角音的強調，尤其是角音與徵音之間的進行經常出現。徵音的重要地位可認為是受綏米民歌音樂影響，為當地漢族民歌的“原生型”音樂特征，強調羽音主要是來自蒙古族民歌音樂影響。在漢蒙兩種不同民歌音樂的融合中，可能還有一些“花兒”的影響，共同形成了當地民歌音樂的“並生型”音樂特征，表現為兩種情況：1.兩種風格較好的融合在一起；2.兩種音樂風格交替，呈塊狀拚接，有些民歌融合程度不高。
（二）曲式結構：綏德、米脂的山歌曲式結構一般是對應式上下句，上句跳進多，趨於發展，向前動力性強，下句級進相對較多，趨於穩定，收束性強；小調多四句體。神木、府穀山歌多是上下句結構，其一，對應式上下句：上句和下句采用統一音樂風格內兩個對置的音樂材料。綏米此類山歌的數量明顯多於神府；其二，重複式上下句：受“山曲”的影響，神府很多山歌采用這一結構方式，即上下句用同一音樂材料，多為同頭換尾。定邊、靖邊山歌亦多上下句結構，其一，帶有山曲結構特征的重複式上下句：上下句由同一音樂材料構成；其二，對應式上下句結構：即在較為統一的音樂風格下上下句采用有內在聯係音樂材料，異中有同。部分民歌中，還出現對立、拚接，上句是蒙古族音樂風格，下句是漢族音樂風格，或反之。
（三）節奏、節拍：綏德、米脂民歌節拍以2/4為主，很少有三拍子。山歌的節奏悠長、自由，小調節奏規整；神木、府穀民歌以2/4、4/4拍為主，部分山歌在上句中間加拖腔，但多數山歌上下句很方整；定邊、靖邊民歌以2/4或4/4拍為主，三拍子以及三拍子與兩拍子的混合拍子所占數量亦不少，旋律進行中經常出現節拍變換，此為當地民歌的特色。
（四）旋法：綏德、米脂民歌旋律進行的主要模式是以主音為中心形成的上下四度關係，其中，sol在歌曲中占有重要位置。在旋律進行中音調框架應用存在三種狀態：1.四+二+四的音程進行。如sol-do-re-sol的音程進行及其反向。其中兩個邊音音程跨度為八度，經二度過渡後，下行結束時有較強的穩定感；2.四+四的音程進行。如re-sol-do的音程進行及其反向。兩個邊音音程跨度為七度，經常出現且穩定感較差，下行結束時經常會將sol下移小三度，其位置被mi代替，出現六+二的音程進行，七度框架雖沒有改變，但二度下行卻帶來較為穩定的結束感。3.四度跳進的並列排開。如re-sol和sol-do及其反向等。綏米民歌旋律中大跳音程以四度為主，五、六、八度跳進較少，七度和八度以上的跳進更為少見，六度以上的跳進音程多是下行跳進。
神木、府穀民歌音樂旋律結構可分為兩部分，其一，以sol為中心音的上下四度結構，這與綏米民歌密切相關，其二，以la為中心音的上下四度結構，此受蒙古族文化的影響較為明顯。商音作為這兩組結構中的共同音和中介點在旋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這種結構對民歌音樂旋律有極大影響。1.旋律功能音的擴展帶來音域的拓寬，神府民歌音域一般都在一個八度以上，有的甚至達到兩個八度，大大豐富了音樂的表現力；2.旋律進行中超過四、五度的大跳明顯增多，七度、八度在歌曲中頻頻出現，還有十二度的大跳。旋律中大跳頻繁出現形成當地一種審美習慣，一方麵體現了蒙古族民歌對當地民歌的影響，另一方麵，由於一首民歌篇幅短小，超過四、五度的大跳音程增多，必然會導致代表西北民歌音調特征的“雙四度音調框架”中的四度跳進相對減少，使其中的西北民歌音調特征逐步削弱。
定邊、靖邊民歌中，以徵音為中心形成的上下四度音程和以羽音為中心形成的上下四度音程共同對旋律發展起作用。商調式中，對羽音的強調超過徵音，所以，商調式所具有的混合調式色彩傾向於羽調式；在一部分羽調式中，強調圍繞角音的級進。旋律中級進和三度進行較多，音樂非常流暢，但由於旋律中的三度也經常與超過四、五度的大跳音程銜接，所以音樂聽起來又比較有棱角，其中超過四、五度的大跳介於綏米、神府之間。
在不同地理位置、曆史傳統和民俗文化的共同影響下，榆林市民歌呈現不同風格。可劃分為以綏德、米脂為中心的“原生型”，以神木、府穀為中心的“混生型”，以定邊、靖邊為中心的“並生型”三個民歌風格點。不同點的民歌風格既有差異又有相同相通之處，共同構成了蘊含了底層人民生命苦難，絢麗多彩、優美動聽而又風格獨特的榆林市民間歌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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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載《中國音樂學》200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