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選擇也是多元的，應允許有個人的自由和學術上的自由。一般說，針對目前情況，我提倡多選擇一點具有科學性的東西，多來點經驗論、卡爾·波普等等，少來點海德格爾和神秘主義。
盡管我本人更喜歡後者，並且認為對神秘主義的研究應積極展開，它具有很大前途，但主要力量不能放在這方麵。“主要力量”不是指個人，是指整個學術界和學術傾向。總之，應該有一種清醒的自我意識，真正了解自己文化的特點，了解自己文化中缺少什麼。
舒：我們的文化的缺點是什麼？
李：缺點也正是它的優點，就是我們太講究實用理性，忽視了思辨理性，這是很不適應現代科學的發展的。中國與日本相比，日本文化中非理性的成分更多一些，倒更容易接受現代化。中國文化中理性成分過多，沒有酒神精神。酒神精神反映的是本能，生命力的衝力，是非理性的，中國文化恰恰是用理性限製這種衝力並使之理性化。這反而使我們走向現代化的阻力更大。但我又不讚成今天來大大提倡酒神精神，提倡非理性、原始衝力等等。這是一個很複雜而很有趣的問題。
舒：我們在選擇接受、吸收的東西時，用什麼保證選擇的正確性？
李：很難保證選擇的正確。但是在各種意見的爭論中使有意義的意見顯現出來，總會有一個人們所認同（不一定是多數）的真理標準。並且，我們不能僅僅是接受，轉換一下，把西方的東西拿過來，使自己的傳統作某種轉換是遠遠不夠的。我說“轉換性的創造”，強調的是創造。這種創造帶有轉換性，但重點在新形式新內容的建立。
舒：這就不僅僅是吸收西方的，也不僅僅是保留傳統的了？
李：當然。積澱是真正的力量。打破我們舊有的積澱，創造新的東西，這種創造又可以變為新的積澱。積澱本身正是構成傳統的力量，新的積澱可以成為新的傳統。所以創造是動力，轉換隻是成果。
舒：我們已經經過很多年的對傳統文化的反思，和對西方理論的介紹，這兩方麵似乎互不相幹。建設性或創造性的成果不太明顯，是不是反思得太多？
李：我們的理論工作的整個基礎比較薄弱。對一個人來說，顧了中國的便顧不了西方，反之亦然。真正能二者兼顧的還很少。
所以需要更多的各個中西領域內的專門家的溝通、合作，首先要有這麼一批專家，現在並沒有。
但也不能過於急躁，你這樣提問也反映了這種急躁情緒。我以前就講過，有人讀了三個月美學書，就可以要寫文章、發議論，討論美是主觀的客觀的，等等。這一方麵說明美學學科不成熟，另一方麵就是太輕視科學工作的長期性、艱巨性，過於浮躁。現在應反複提倡科學精神，反對浮躁學風。
最近我反複說過，有一些文章、著作，洋洋灑灑一大篇，實際隻是在一個自己構造的迷宮中遊戲，首先來嚇唬別人，結果自己也迷在裏麵走不出來了。這樣的文章經常概念不清楚，在論述中自相矛盾，經不起認真的推敲、追問。原因之一就是沒有澄清語言，缺乏語言的洗禮所致。另一類文章則是古今中外，縱橫比較，似乎頭頭是道，從古希臘到中國先秦，從中國古代、近代到西方的希臘、文藝複興、現代主義無所不知，無所不談。是真的都懂嗎？老實說，我相當懷疑。有人讀書還沒有搞清含義，就開始評論。比如，我講救亡壓倒啟蒙。有人讀了後就寫評論說，怎麼是救亡壓倒啟蒙呢？不是互相促進嗎？解放區婦女解放、掃盲不是啟蒙嗎？有人說不是救亡而是農民革命壓倒了啟蒙，等等。其實我的第一個標題就是救亡與啟蒙的相互促進。我講的啟蒙也根本不是指識字、婦女解放之類。我明明著重講了救亡因為采取農民革命和長期武裝鬥爭的農民革命的方式，所以把啟蒙壓倒了，等等。有人就是這樣讀書和大寫文章“專著”的。這已經不是一二個人，而表現為一種流行的作風，缺乏科學性。所以我提出反對。
這也是對知識的態度。人越是沒有知識，他就越“大膽”越粗心大意；越有知識，就越謹慎越覺得問題沒那麼容易、簡單。書不是越讀越少，而是越讀越多。越讀書越覺得有更多的書需要讀，不讀書倒覺得沒書可讀。
舒：為什麼會有這種學風呢？
李：原因之一是，中國學人缺少近代自然科學的訓練和傳統。自然科學是硬打硬的，不能說大話、空話。
（原載《東方紀事》198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