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今天還要繼承魯迅精神，還要反省、批判自己，這本身不是又恰恰說明這是個好的文化傳統嗎？
記者：1919年的五四運動之後，我們民族的這種民族自省和民族批判，是以怎樣一種態勢發展和變化的？五四運動、新中國建立以後、三中全會以後……
李：我不久也許就要發表一些文章，就是講這個過程的。其實在《走向未來》雜誌上，已經發表了一篇，題目是《啟蒙與救亡的雙重變奏——“五四”回想之一》。
我認為五四運動有兩個主題，一是啟蒙，一是救亡。實際上，五四運動是兩個運動而不是一個運動。這兩方麵在性質上是有所不同的，啟蒙是反封建，救亡是反對帝國主義。民族的危亡局勢和越來越激烈的現實鬥爭，改變了啟蒙與救亡相平行的局麵，政治救亡的主題全麵壓倒了思想啟蒙的主題。所以，“五四”的啟蒙工作基本上沒有做。建國後也忽視了啟蒙方麵的問題，忽視了對封建主義的批判。我們中國在經曆了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之後，緊接著就號稱進入了社會主義，實際上社會的經濟結構和人的文化心理結構沒有受到過資本主義社會的民主主義和個人主義的衝擊，封建主義仍然頑固地存在於人們的思想、觀念、意識和無意識的深層。建國以後，我們反對資本主義，而實際上是用很多封建主義的東西來反對資本主義，封建主義穿著社會主義的外衣反對資本主義，所以是越反越落後。這話我在1978年就講過了。
到現在為止，這個任務還沒有解決，我認為，反封建仍然是現在的主題。
記者：那麼三中全會以後呢？當前對傳統文化的全麵思考和研究，能否說是新意義上的“文化革命”？
李：“文化革命”這個詞不很清楚，“革命”本來的準確定義是“以暴力推翻政權”。我們現在的很多詞彙都是軍事術語。我不讚成革命。
“文化熱”掀起的意義，我認為當然地是繼續“五四”的事業，從文化的角度反對封建主義，其範圍和意義都是很廣泛的。這是一個曆史的任務。經濟改革的阻力，一部分必須在文化上解決，思想、政治都與文化有關。現在有一點很明顯，就是借文化談政治。自由、平等之類是文化問題，也是政治問題。廣義的文化包含著政治。
記者：的確，有些問題很複雜，我們經常可以看到同一文化現象而引發出來的截然對立的價值判斷和情感判斷，比如對“忍耐”、“忠貞”等等。那麼，我們有沒有客觀的衡量標準呢？從總體上看，文化有沒有高低之分，優劣之別？
李：有一種說法是：每一個民族都有每一個民族的文化，因此不能分優劣。這是文化相對主義。有的極端相對主義者甚至認為，落後的物質文化與先進的物質文化也沒有區別。
我認為是有尺度的。這就是人類進步的尺度。至少在物質文化方麵有一個絕對的曆史的尺度。騎馬消遣當然好，可讓你騎上馬到廣州開會，可就不得了了，誰受得了？當然是坐飛機、坐火車來得舒服。電燈總比煤油燈好吧？煤油燈總比沒有燈好吧？物質文明提高了，可以延長人的壽命，這當然是好事。誰不想活得長一點？曹丕、曹植40歲就死了，有啥辦法？沒有藥嘛。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精神文化就複雜多了。在一定的物質文化基礎上就不一定有相應的精神文化，否則就是機械決定論、機械唯物主義。在精神文化方麵，我以為是多元的。物質文化則是一元的。飛機、電視、電話、汽車全世界都一樣用，從非洲部落，到東方、到西方。這有相當的一致性。
記者：那麼，這多元化是否就等於說精神文化方麵沒有統一標準呢？
李：不是。是複雜了。
精神文化也是有標準的，因為它與物質聯係在一起，是複雜地聯係在一起。既然事物是複雜的，那麼我們在認識上就不能簡單化。
物質上的高度發達，就一定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不一定。
物質方麵很落後，而精神方麵卻好得不得了？那也不一定。
記者：有沒有可能？
李：那要看什麼標準。這是非常非常複雜的。按照有些原始人的道德原則，隨便犧牲個人、犧牲自己是當然的。是好還是不好呢？要說壞，倒也不一定。但在某種意義上說又是壞的，它是一種愚昧的表現。但在另一意義看又不一定，因為他們認為個人的存在不重要，可以為群體獻身。所以抽象地離開具體社會現實來談論道德、倫理等精神文化方麵的問題，是很危險的。
所以，我仍然主張要多進行具體的、科學的、微觀的、實證的研究，先把事物的複雜關係弄清楚再說。
西方在這方麵做得比較好，也比較多，他們調查了許多少數民族和原始部落，了解他們的文化，調查得很具體，如風俗的由來、地位、與日常物質生活的關係等等。我們也需要做這種實證的研究。空泛的議論在方法上也是成問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