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與周作人等人不同，魯迅的特點恰恰是從前期一般的國民性批評、社會批評，轉到後期抓住具體問題不放的韌性戰鬥。魯迅後期談的和矛頭指向是很具體很明確的。我是這次“文化熱”的積極參加者，但我不主張也不認為能夠老這樣空泛地“熱”下去。
於：談文化不一定都空泛，提出“非理性”不就很具體嗎？
李：你的“理性”是什麼意思？“非理性”又是什麼意思？“非理性”與“反理性”有沒有區別？國外分析“理性”這個詞有10種含義，你用的是哪一種含義？你的“非理性”又是用的哪種含義？都不清楚。現在一些文章喜歡用“大字眼”（big words），動不動就是“超越”、“自我”、“本體”、“非理性”等等。其實這些“大字眼”裏有多種含義，其中許多經不起分析、推敲，它們就是分析哲學指出的“廢話”。我一直提倡中國要搞點分析哲學，因為我們實在太喜歡論這種廢話。這說明我們盡管高喊反對傳統，但思維方式還是傳統的那一套，沒有進入現代化，太不嚴密，缺乏理性，沒有經過嚴格的自然科學訓練。
於：那麼，就西方說，非理性主義是否已經取代了理性主義呢？
李：沒有，在西方占主導地位的還是理性主義。不僅現代的科學技術的發達靠理性，而且在社會科學中也仍然是理性主義占上風，“非理性”隻是作為對理性過分發展的“解毒”、補充為人文特征。“非理性”占主導地位，即使在西方也是很危險的。盧卡奇寫過一本書叫《理性的毀滅》，他認為從謝林開始，經由叔本華、尼采等人，這條道路是一直通向希特勒的。我不完全同意他的看法，太簡單化，但問題是值得注意的。不管西方、中國，理性還是最重要的。希臘哲人早就說過“人是理性的動物”，人是靠理性才從動物中區分出來的。沒有理性，衣食住行都成問題。所以，我認為，過分強調本能衝動和盲目情欲，也許在短期內可以起到某種解放作用，但從長遠看，從理論看，是成問題的。
於：你如何從這個角度看中國今天的文學藝術？
李：我在以前的文章中講過，沒有審美性，不成為藝術，但藝術卻又並不等於審美。藝術經常處在這樣一個矛盾中，它追求審美，但當它一旦真正等同於審美，它基本上就變成一種裝飾了。也就是說，它很重要的功能——比較明確具體的社會功能便要喪失。這裏藝術家們麵臨著選擇。這不存在寫什麼是主要的或應該的問題。你可以選擇做一種裝飾品，寫些很精巧的東西，也許可以裝飾兩千年，你也可以選擇寫一些在時下現實中起很大作用的東西，有較高社會價值，然而很可能流傳不下來。這隻有讓藝術家自己去選擇了。
於：難道審美價值與社會價值就一定要背道而馳，而不能結合統一嗎？
李：當然可以。同時具有很高審美價值和社會價值的作品，古今中外不乏其例，但在整個文藝史汗牛充棟的作品中，畢竟是極少數。它們常常是可遇而不可求的，是創作中非自覺性的表現。作家本人和批評家也沒法預測。
於：假如你是作家，那麼在今天你將做怎樣的選擇呢？
李：從欣賞的角度說，我兩者都喜歡，因為人有不同的需要。但假如要我選擇，我願意選擇後者，即反映當前社會生活、現實感強的作品。這裏，我同意王蒙的意見，今天的中國還不是吃飽了悶得發慌，從而需要種種“非理性”新奇刺激的時代，中國還不是把文學關在小圈子裏追求它的“純粹性”以供少數人作優雅享受的時代，中國還有大量的、現實的嚴重問題需要人們去關注、去改變。所以，有些報告文學盡管藝術性差，但贏得了廣大讀者。我更希望從這個方向創造出偉大的作品。例如“文革”10年就應該有偉大的悲劇和史詩來反映。在這裏，創作中的非自覺性、非理性就決不隻是盲目的本能衝動之類的感性，而是滲透了積澱了理性的新感性。它不排斥本能，但並不等同於它們。
（原載《文藝報》1987年1月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