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法雅言》是明代項穆撰寫的一部書學理論著述。全書共十七篇，包括：書統、古今、辨體、形質、品格、資學、規矩、常變、正奇、中和、老少、神化、心相、取舍、功序、器用和知識。
項穆，字德純，號貞玄（清代因避康熙諱而被改為貞元），又號無稱子，秀水（今浙江嘉興）人。關於項穆的生卒年，曆史上沒有明確記載。根據黃惇的說法，項穆“大約生於1500年稍後，而約卒於1600年，隻活了五十歲左右”（《中國書法史·元明卷》，436頁）。項穆是項元汴（1525—1590，字子京，號墨林）長子，後者是名滿天下的大收藏家，《四庫全書總目》：“元汴鑒藏書畫，甲於一時，至今論真跡者，尚以墨林印記別真偽。”（卷一一三《子部·藝術類》二）這樣的家庭背景對項穆的影響是可想而知的。沈思孝（1542—1611）《書法雅言·序》：“餘故善項子京，以其家多法書名墨，居恒一過展鑒。時長君德純每從傍下隻語賞刺，居然能書家也。餘笑謂子京曰：‘此郎異日故當勝尊。’”又，明王穉登（1535—1612）《無稱子傳》：“（項穆）父曰項子京。先生家饒於貲，性乃喜博古，所藏古器物圖書甲於江南。客至相與品騭鑒定，窮日忘倦。無稱子從傍睨視，徐出片言甲乙之，父與客莫能難。”在認識《書法雅言》之前應當了解的是，項穆首先是一位鑒賞家。
《四庫全書總目》：“（項）穆承其家學，耳濡目染，故於書法特工。因抒其心得，作為是書。”（卷一一三《子部·藝術類》二）言下之意，《書法雅言》似乎是項穆研習書法的經驗之談。一般的書法理論著述或許如此，但《書法雅言》卻不是這樣。通觀全書可以體會到，雖然其中不乏形而下的學習方法，但更多的是形而上的理論建構，尤其重要的是，其中彌漫著憂患意識和戰鬥精神，甚至令人偶爾疑惑作者是不是在“托書言事”。
在項穆看來，王羲之是書法從發生到發展的集大成者，其後則逐步衰落。這樣的認識並非沒有來由，然而卻過於簡單。我們認為，考察書法的變化必須注意到它與漢字的關係。概括地說，篆、隸、草、行、楷五種字體走向成熟的過程，同時也是孕育登峰造極的書法家的過程——因為書法家正是推動字體發展的最為活躍的代表人物；而字體走向成熟的過程中又充滿著創造與生長的活力，可謂天時人和。某種字體的成熟及相關書家的出現，意味著該字體範式的確立，也意味著原創活力的消散，這對後世書家構成了嚴峻的考驗。自從楷書在唐代完全成熟後，再也沒有出現新的字體，也沒有出現能與前人比肩的書家，因此，一般認為唐代以後的書法處於下滑的狀態。項穆沒有認識到此種書法發展規律，所以他無視王羲之以前的篆隸書法，無視王羲之以後的唐代書家，唯王羲之是尊，這就顯得有些蠻橫，也有些聲嘶力竭。盡管我們尊重項穆的憂患意識和戰鬥精神，這也是不得不指出的一點。
不過，項穆對唐代以後書法的指責就合理得多了。宋代書家亟欲自振，極力地、偶爾有些過分地調動了主觀能動性，掙紮中未免有失態之處，令時人與後人不安甚至反感。元人以宋人為戒，回歸晉唐，雖然避免了宋人的弊端，但創造力的缺失並不能得到諒解。明代前期延續元人複古之路，無奈已逞強弩之末態勢。突破無望，勉為其難，實已蘊含了出奇製勝的驚險因素。到明代中期，“複古”者遜色於元人，“自立”者偏激於宋人，而逐漸出現的書法商品化潮流又加劇了下滑的頹勢。
明萬曆己亥年（1599），支大綸為《書法雅言》作序，文曰：“邇來格卑氣弱，無所取裁，逸少之業衰焉。……若韞塵想，逐膻臭，而摹故牘以貿聲，是曰書奴；賈虛譽以射利，是曰書妖。”又，根據項穆的觀察：“奈自祝、文絕世以後，南北王、馬亂真；邇年以來，競仿蘇、米。……斯風一倡，靡不可追；攻乎異端，害則滋甚。”（《書統》篇）這般局麵，怎能讓人無動於衷。上文提及，在認識《書法雅言》之前應當注意項穆首先是一位鑒賞家，因為這樣的身份使他比一般人有著更高的審美標準，“古眼看今”，莫非俗物。種種情形表明，項穆撰寫《書法雅言》是社會責任感使然，是要挽狂瀾於既倒，而個人的書寫經驗自然不可能充當議論的主題。《書法雅言》全書以孔子為精神領袖，已經暗含了視野的寬度；而其書既名“雅言”，顯然是要針對“鄭聲”的。《論語·述而》：“子所雅言，《詩》、《書》、執禮，皆雅言也。”又，《衛靈公》：“顏淵問為邦。子曰：‘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殆。’”又，《陽貨》：“子曰：‘惡紫之奪朱也，惡鄭聲之亂雅樂也，惡利口之覆邦家者。’”從項穆的思想宗旨看，他撰寫《書法雅言》依稀有“代聖人立言”的深遠之意。而從全書十七篇的布局看，其嚴肅的態度和根本化、終極化的訴求又是清晰可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