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破侖曾經說過：不想當元帥的士兵不是個好士兵。
如果一個人在同命運的交戰中沒有他的理想和抱負，那麼他的行動就是盲目的；就算他會取得某些成績，那也是很脆弱的。經不起考驗的勝利絕不能稱之為勝利。
少年時代的富蘭克林·羅斯福在他年輕的心靈中就早已胸懷壯誌，並為之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他終於成功了，靠的是什麼？是他逐漸萌發的對火熱的政治生活的熱情成就了他，是他堅不可摧的精神毅力支撐了他，更是因為他遠大的理想和抱負引導了他。命運之神也許會冷麵無情，但他卻是公正無私的，他在冥冥之中盯著這個世界，他怎麼會對那些頑強的拚搏者視而不見呢？
富蘭克林自小就受到了良好的家庭教育，又在格羅頓公學、哈佛大學這樣的貴族學校中受過熏陶，像他得到的這種優良的教育，是一般人難以想望的。但優越的生活和教育環境既沒有把他培養成學術界的精英人才，也沒有強化他的紈絝子弟特征，而把他造就成了一位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向上的醉心政治的虔誠鬥士，這是誰也沒有料到的，包括他的生身父母、啟蒙老師還有他心愛的妻子。
富蘭克林是在養尊處優的家庭中長大的，可以說，他要什麼就會給他什麼，一切都是現成的，但這並不是說富蘭克林對於貧困一無所知。他也曾親眼目睹貧民窟的肮髒慘破的景象，也曾親身幫助過可憐巴巴的貧窮孤兒，這一切都曾給予他強烈的刺激，在他的一生中都不會忘卻。更可幸的是，他生在一個富有慈善心的家族當中，這就保證了他幼小的善良心靈不受傷害。因為，羅斯福家族向來就有為社會服務的良好傳統。富蘭克林的父親詹姆斯是一個聲望很高的紳士，他和妻子薩拉深感自己對不幸的人們負有義務，他們積極熱心地投入到了一些慈善活動中去。羅斯福家族就這樣一代代地把這種美好的傳統繼承並發揚下去，當然，這種義務感也深深地刻印在富蘭克林的腦海中。羅斯福家族不僅對上層有著廣泛的聯係，而且對下層也有著多方的接觸，他們對政治有著特殊的敏感。這一切都深刻地影響了富蘭克林，使富蘭克林進一步把這種精神發展成為賑濟天下的抱負。
對富蘭克林來說，除了自己的父母之外，對他影響最深的要算格羅頓了。在格羅頓的4年，的確是修道院式的日子，但他終生都與校長皮博迪保持著一種出於真摯而懷有敬慕之情的交往。正如他後來對皮博迪說的：“40多年前你在老教堂講道時談到，在今後生活中不能放棄兒時的理想。這些理想就是格羅頓的理想，是你教導的，我努力不將其忘記。你的話現在還銘記在我的心裏。”事實證明，格羅頓的理想是深深地在富蘭克林心中紮下了根的，他一生都為這個理想而奮鬥。
恩迪科特·皮博迪博士的辦學方針很清楚，那就是強調一種為社會服務的精神。他要求學生不要自命清高，而要投身到政治之中去。他認為，學校的職責就是培養新的一批具有強烈社會責任感的有教養的領導人，以便扭轉美國南北戰爭後道德標準低落的情況。這有點類似於儒家思想中“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說教，其實質上都是為統治體製服務的一種思想。不過皮博迪的教育思想中，滲透著濃厚的基督教色彩。“心悅誠服地服務於上帝”是皮博迪傳播的箴言，脫離不了他虔誠的基督徒的本色。他向全國社會名流的子女們布道，宣揚這一服務福音，即服務於上帝，服務於國家，服務於人類。他多次說過，如果格羅頓學校的某些學生將來沒有投身政治界，為國家作出一些貢獻，那不是因為他們沒有受到激勵。
富蘭克林深受皮博迪這種思想的影響，在以後的歲月中，也許隻有他最能說明這種教化的深遠，他成了格羅頓思想的現實化身。
格羅頓思想始終在引導著這位勇敢的騎士。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問鼎白宮之時，針對經濟危機給人民帶來的災難，1931年，他向議會發表演說，提出了一個後來成為新政基本概念的主題。他宣稱，政府的職責在於減輕公民的苦難，增進他們的福利。“人民是政府的主人”，而不是相反。他說：“國家對公民所負的義務乃是仆人對其主人所負的義務。人民創立了國家；人民一致同意讓國家繼續生存下去。國家的義務之一就是要照顧那些在逆境下如無別人幫助即難以為生的公民……政府必須給這些不幸的公民以援助，不是作為一樁慈善事業，而是當成一種社會義務。”
1933年3月12日，富蘭克林發表了上台後的第一次“爐邊談話”，全國大約有6000萬人坐在收音機旁收聽他的報告。他說：“我想花幾分鍾的時間向全國人民談談銀行問題。”他的語調是熱情而又使人放心的。他敦促聽眾把節餘的錢存回銀行，說：“把錢重新存入銀行比放在床墊下更保險。”最後他說：“讓我們團結起來消除恐懼。我們已經成立了恢複我們的金融體製的機構；現在要由你們支持這個機構使其發揮作用。這個問題既是我的，也是你們的。我們團結起來就不會失敗。”富蘭克林就這樣以巧妙的方式表達了他的新政思想。他在白宮12年，成功地利用了廣播媒介，以在爐火旁邊同朋友和家人聊天的形式，每次以“我的朋友們”開始，用親切輕鬆的語調，及時把大政方針告訴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