哈佛出版一份大學生報紙《紅色哈佛報》。從1900年秋天開始，他就為這份報紙工作。在希望獻身於古老職業的68名大學生當中，唯有富蘭克林成績出眾，他差不多當上了職業記者。《紅色哈佛報》有一條不成文的規定，嚴格禁止向大學校長采訪。但在總統大選前夕，富蘭克林竟然辦成了別人感到不可能的事情，他成功地完成了對校長的采訪。富蘭克林在1913年向采訪記者詳細談了當時的經過：
“您是誰？”校長問。我告訴他我是誰之後，緊接著就提出了問題。
“我來請問您，校長先生，您準備投誰的票，是麥金萊，還是布賴恩？”
這時我才發現自己處於何等窘境。我熱誠祈禱，盼望房門能自動打開，讓我躲藏到門後去，讓黑暗解救我。但是，我是來尋找答案的，所以我依然留在辦公室裏，而埃利奧特先生從上到下反反複複地打量我。
“您為什麼要知道這個？”他終於開口了。
“我是為《紅色哈佛報》來采訪您的。”我回答說。
埃利奧特終於屈服，說出了轟動一時的新聞。他準備投共和黨人的票，讚成麥金萊為總統，西奧多·羅斯福為副總統。
1913年10月30日，《紐約電訊報》登載了富蘭克林·羅斯福的采訪記。許多年過去了，在1945年裝幀精美的《真正的羅斯福》一書問世時，從這本書的“編輯兼記者”一章中可以讀到這些插曲。書中寫道：“當他還是大學一年級學生的時候，他就曾衝破禁區，采訪了哈佛大學校長埃利奧特，問他打算投誰的票，是麥金萊還是帝國主義。”
在那些年代，富蘭克林始終生活在西奧多·羅斯福的庇護之下。他為自己出身於美國的名門望族而引以為豪，其他人也常常跟著沾光。因為他經常同副總統、後來的總統西奧多·羅斯福交往，使他享有新聞記者的盛名。
1901年春，富蘭克林給堂叔西奧多打電話，想知道什麼時候可以去見見他。堂叔告訴他，他將到哈佛大學講關於洛厄爾教授的國家法，到那時會見麵的，並把講課的日期、時間都告訴了他。富蘭克林在大學的《紅色哈佛報》上第一個傳出這個消息。1901年夏，由於他的突出成績，他被選為該報的五名編輯之一。
1902年春天，有兩名布爾人來到哈佛。當時正在進行英布戰爭，他們講述了本國婦女和兒童的苦難遭遇。富蘭克林和兩位同學設法幫助遠方的布爾人。他們籌集了“支援布爾人基金”，並於1902年5月給開普敦市寄去336美元。波士頓的報紙熱情地描述了《紅色哈佛報》一名編輯的義舉。
1903年夏季，他被選為《紅色哈佛報》的主編，於是又在學校裏為他的理想奔波了一年。
《紅色哈佛報》刊登應時的體育新聞，而且偏重足球消息，這可能因為富蘭克林同當時的哈佛足球隊隊長萊·布朗的關係密切；也可能是由於富蘭克林能夠準確地把握相當一部分學生的興趣。有一次足球比賽使《紅色哈佛報》的編輯掃興，因為大學生拉拉隊沒有認真為自己的足球隊搖旗呐喊。於是在下次比賽中，富蘭克林親自擔任了拉拉隊隊長，並自嘲說自己像個瘋子一樣。
當時的《紅色哈佛報》是一張有4個專欄，4至8頁的小報，因此，與其說是一份報紙，不如說是貼在布告牌上的簡報。社論觀點保守，對學校當局的尊重，自在意料之中。青年富蘭克林擔任主編之後，對報紙的觀點和內容並沒有做什麼改變，他並非是一個破壞現狀者。但是，也許有一篇社論是針對哈佛大學外麵的那個世界的，這篇社論建議政治俱樂部勇敢地渡過查爾斯河，去考察茂密生長在波士頓的那片奇異的政治叢林。羅斯福寫道：“由某個老手帶一批人進去是不難做到的，這樣在兩天之內就可以比聽課學到更多的東西。”
但是，他寫的許多社論卻是專談足球和愛校精神的。
值得稱道的是羅斯福的最後一篇社論，那是直接把矛頭指向哈佛校方的。
在那篇社論中，他要求給哈佛大學老舊的宿舍配備適當消防設施。就在社論發表後的第13天，芝加哥的伊羅誇伊戲院失火，死了588人，其中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有一個人給主編寄來一封未署名的信，暗示校方也同芝加哥的政府官員一樣犯了瀆職罪，但羅斯福並未接受這個意見，大概是因為他深信隻有改革者本身負起責任，改革才能取得最大成功。他以克製的措詞繼續要求給宿舍配備更多的消防設施，他的這次活動終於在5月份獲得了成功，更多的消防設備被安裝起來。
富蘭克林·羅斯福雖曾在競選班長中失利，但他卻輕易地當上了班委會的常任主席，因此，在舉行1904年的畢業典禮時，他就同顯要人物一起坐上了主席台。但他更關心的是格羅頓的授獎典禮，因此，他在畢業典禮結束後就立刻趕去參加。“你們得到的已經很多，因此我們有權利期望你們作出更多的貢獻。”西奧多·羅斯福對列隊站在格羅頓草坪上的學生這樣說。富蘭克林·羅斯福帶著異乎尋常的興趣傾聽這番話，因為他已經向總統的侄女埃莉諾·羅斯福求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