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大富的兩個孩子是在他上大學前有的，那時候他在農村，農村的計劃生育尺度與城市不一樣。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與新加坡相反，對城市文化層次較高的群體很嚴格，對農村文化層次較低的群體相對較寬鬆，所以，在陳大富上大學之前的皖北農村，劉梅花生兩個孩子並沒有違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但是現在事過境遷，現在計劃生育已經成為一項基本國策，現在是大都市深圳，所以，現在陳大富有兩個子女的情況就是嚴重違反國家計劃生育政策，深圳是無論如何不能接收這樣幹部的。
計劃生育是基本國策，是硬政策，是任何人都繞不過去的。沒有辦法，一點辦法都沒有。陳大富無能為力，“老排長”無能為力，就是誠心想接受陳大富的土石方工程公司也無能為力。陳大富隻有回去。但是已經呼吸到新鮮空氣的陳大富再也不想回到原來那個悶罐子裏去了。一時間，陳大富陷入極度的痛苦之中，充分理解到什麼叫進退兩難，好在陳大富及時將有關情況告訴了劉梅花，劉梅花到底是“貴族”血統，比陳大富有主見。僅僅過了兩天，劉梅花就做出決斷：隻要有工作，拿工資，不正式調動也罷。
“老排長”對“黑桃尖”說：嫂子比你有主見。
陳大富說：那是。
實踐再一次證明劉梅花的決斷英明正確。
有“老排長”罩著，加上陳大富確實是一點臭知識分子的架子都沒有，甚至比一般的大老粗還能吃苦，但是他又畢竟不是大老粗了，上了四年的大學，又在大學裏泡了幾年，還“回爐”過，七八年的熏陶和學習，綜合素質已經大大提高，所以時間不長，就被公司聘任為一個工程隊的隊長。
陳大富當上工程隊隊長的時候，每月的工資加獎金和補貼差不多就一千多塊了，這時候劉梅花在內地當老師的工資剛剛漲到每月七十二元。由於補了四個月的差額，劉梅花和全校的老師一樣，像西方人過複活節一樣喜慶了幾天，但是跟陳大富一比，七十二塊還叫錢嗎？劉梅花一狠心，幹脆自動離職不幹了，也來到了深圳。
對於劉梅花不要公職跑到深圳來的做法，陳大富是不讚成的。他對劉梅花說：“最好不要丟掉公職。”
“為什麼？”劉梅花問。
“還是一個人在‘海裏’一個人在‘岸上’比較好。”陳大富說。
陳大富在說這些話的時候，“老排長”和徐惠敏也在場，他們也認為陳大富說得對，勸劉梅花要慎重。
陳大富見有“老排長”支持，膽子更大了一點，繼續說：“我這個隊長是聘任的，其實就是臨時工，說沒有了就沒有了，一點保障都沒有。如果你也丟了公職，萬一哪一天情況發生了變化，公司不聘我了，孩子咋辦？”
陳大富說完之後，還使眼睛瞅著張新江，希望“老排長”這時候能幫著他說兩句。陳大富知道，“老排長”的話比他管用。
果然，張新江說話了。
張新江說：“是啊，現在政策變化快，誰也吃不準，就是我這個半吊子副處長，也沒準哪一天說被擼了就被擼了，自身難保呀。”
徐惠敏也說：“就是。”
“所以要抓緊時間掙錢呀，”劉梅花說，“如今是商品經濟了，什麼都沒有錢可靠。隻要有了足夠的錢，什麼老保不老保，有錢就有保障。我這些天在琢磨著，如果我來了之後，把家支撐好，讓陳大富自己拉一個工程隊，什麼聘任不聘任，咱自己聘任自己，說不定一年就能掙個十萬八萬，不是什麼都有了？”
“自己拉一個工程隊？”張新江問。
陳大富也把眼睛瞪得像牛卵子。
“是啊，”劉梅花說，“再說了，我這幾天在東門轉了轉，深圳賺錢比內地海多了。隻要不怕吃苦，實在不行我在東門開一個小吃店也能養活自己。”
“自己拉工程隊行嗎？”陳大富問。
陳大富這句話不是疑問，而是詢問。不是問劉梅花的，而是問“老排長”的。
“老排長”這時候沒有說話，也沒有看他們幾個，而是自己低下了頭，摸出一根煙，沒有顧得上給陳大富讓煙，自己就點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