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翻譯研究,我記憶中印象比較深刻的有兩件事。首先是十幾年前在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徐新建先生主持的研究生討論課上聽大家熱議謝天振先生別具一格的《譯介學》,其次是後來結識了一位名正言順的師兄、現在四川外語學院工作的費小平教授。費兄後來於2004年7月11日從貴州大學寄贈我一本尚未出版的博士論文原稿《翻譯的政治:翻譯研究與文化研究》,扉頁草書幾個大字“親愛的錫南同誌指正”。在《譯介學》的討論課上,我知道了複雜的翻譯還包括了文化研究的因子;從師兄備受各位名師稱讚的博士論文中,我非常驚奇地發現,中國學者開始關注印度學者或印裔學者的翻譯理論或翻譯研究。哈利西·特裏維迪、斯皮瓦克、霍米·巴巴、拉什迪、特佳斯薇妮·尼南賈娜乃至G.J.V.普拉薩德等印度學者或印裔學者(其實也應視為特殊身份的印度學者)對於翻譯問題的關切便在那時開始進入我的記憶。記得2003年冬季的一天,我應費兄之約,在川大紅瓦賓館他的下榻之處就一位西方學者所斷言的印度文化傳統就是翻譯傳統的觀點而與之交換了意見。九年後,當我將在印度搜集的有限的翻譯研究資料粗讀一遍後,發覺我當時的意見不太準確。遺憾的是,九年來,中國學界還沒有哪位學者推出一本《印度翻譯史》或《印度翻譯研究論文選》,我對那位西方學者的斷言仍然反感。這說明,我當時的認識非常膚淺。這也說明,中國的學術生態的確失衡。

盡管這樣,本人一直關注印度文學和中印關係研究,對於翻譯研究根本沒有涉獵,自然,我在這方麵始終隻是一個外行。因此,這次誤打誤撞地和著名的印度研究專家、華南師範大學外國語言文化學院的尚勸餘先生、中國國際廣播電台印地語廣播部的畢瑋女士聯合主編這本五十萬字左右的《印度翻譯研究論文選譯》,是筆者始料未及的一份苦差。經過長達半年的艱難陣痛,這本譯文集終於呱呱墜地。欣喜之餘,回首近兩年來的學術曆程與本書的孕育、誕生,筆者感慨良多。

印度現代文學理論非常豐富,這是筆者在進行2008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印度文論史》的研究過程中的真實感受。正是從那時起,鑒於國內翻譯印度現代文論甚少(泰戈爾和普列姆昌德等極少數現代印度文豪的文論代表作已有翻譯),本人產生了翻譯印度現代文論或比較文學著述的想法,也正是為了這種美好願望,我在2010年4月初完成在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博士後流動站的研究工作後,積極地申請再次赴印留學,以便向各位印度作者申請免費翻譯授權,並繼續搜集印度文論和中印關係研究的相關資料。幸運的是,當年下半年,受國家留學基金委和四川大學的聯合資助,筆者幸運地獲得了再次留印的機會。在辦理赴印留學簽證的過程中,尚勸餘先生給予了諸多幫助。當時,尚先生在華南師範大學擔任英語係研究生的翻譯教學和指導。也正是在這一過程中,我倆無意中開始涉及印度翻譯研究的話題。這種因緣際會也為本書的誕生埋下了伏筆。

筆者於2011年7月10日赴印度德裏大學東亞研究係留學。這是筆者於2004年以來第二次奔赴心中無比美好的天竺世界。7月仍是印度新德裏熱浪翻滾的時節,同時也是潮濕鬱悶的雨季。我在東亞研究係為我聯係的宿舍即Gwyer Hall安頓下來以後,幾乎每天都如癡如醉地撲在了德裏大學圖書館。除了泡在圖書館裏,我還在每周星期一上午客串德裏大學東亞研究係外籍教師的角色,為四個印度姑娘和一個印度小夥教授中文。我還給他們每人取了一個中文名字。搜集資料再複印資料,這是每天重複而固定的工作節奏。我按照此前在中國擬就的書目逐一搜尋,每天都有意外的驚喜。該圖書館沒有空調,隻有老式的電風扇掛在牆壁上。對於納涼,那點風根本無濟於事。每當我走進去,要不了多久,滾滾熱浪便包圍了我,身上的衣服便汗濕了。抹一把臉上的汗水,還得繼續搜尋下去。每天便是這樣快活而又疲憊地搜尋著。這種單調疲憊而又收獲頗豐的工作一直持續到11月天氣轉涼。由於常去,我與圖書館裏的大叔大嬸、姑娘小夥混得非常不錯,他們在我借書方麵大開綠燈。記得有幾次,從德裏大學校園辯喜的塑像身邊走近圖書館時,瞥見了屋頂上鳴聲響亮的幾隻綠孔雀,那種欣喜難以言表。中國的大學校園裏似乎絕少孔雀的叫聲和倩影。當年8月8日早上,我以《印度孔雀》為題信手塗鴉了幾句。其中,最後兩句便是:

仰首膜拜,你響徹東方的清脆悠長,恒河清涼,漸漸浸透了燥熱和心房。

在忙碌地搜集資料的過程中,我絲毫沒有忘記此行的另外一個主要任務,那就是按照我事先擬好的意欲翻譯的著作和論文名單,逐一拜會它們的主人,請求免費翻譯的授權。為此,我在出發去印之前,還專門寫信請教了遠在芝加哥大學的著名華裔學者譚中先生,得到了他非常熱情和內行的指點。這為我在印度申請免費翻譯授權掃清了很多障礙。到了印度後,我便在搜集資料的空隙,馬不停蹄地與各位印度學者聯係免費翻譯授權事宜。下邊就是我記錄的其中一些拜訪經曆:

2011年8月22日,在新德裏拜會已故著名印地語文論家、德裏大學印地語係著名學者納根德羅(Nagendra)的女兒普拉提瑪教授、女婿克裏希納·巴爾教授(Krishna Bal);

2011年8月25日,在新德裏拜會前國際比較文學副會長、現任印度比較文學學會秘書長錢德拉·莫漢先生(Chandra Mohan);

2011年8月28日,在新德裏拜會70多歲的著名比較文學專家、印度文學院前任秘書長、德裏大學退休教授因德拉·納塔·喬杜裏先生(Indra Nath Chaudhuri);

2011年9月20日,在古吉拉特中央大學拜訪了著名翻譯研究者、該校副校長E.V.拉瑪克裏希南先生(E.V.Ramakrishnan),並應邀在該校做關於中國比較文學發展動向的學術報告;

2011年9月30日,在古吉拉特大學梵語係主任陪同下,拜會住在阿哈麥達巴德的已故著名梵語學者南迪先生(Tapasvi Nandi)的遺孀Harsha Nandi女士;

2011年11月4日,在德裏大學現代印度語言與文學研究係教授、翻譯研究專家T.S.薩提雅納特(T.S.Satyanath)先生陪同下,在德裏大學校園拜會印度比較文學元老S.K.達斯先生(2003年仙逝)的夫人蘇璽蜜妲·達斯(Susmita Das)女士;2011年11月22日,在新德裏拜會著名的馬拉雅蘭語和英語詩人、文學批評家、印度文學院前任秘書長K.沙基達南丹先生(K.Satchidanandan);

2011年11月30日,在普納大學梵語係前主任、印度古代宗教哲學研究專家S.巴帕特(Shailaja Bapat)女士及其好友、普納蜚聲世界的班達卡爾東方研究所的圖書管理員薩迪西幫助下,拜會著名比較詩學專家、普納大學英語係退休教授達雅古德先生(Suresh Dhayagude);

2011年12月6日夜和12月7日上午,在加爾各答賈達夫普爾大學著名比較文學研究者S.C.達斯古普塔女士(Subha Chakraborty Dasgupta)的幫助下,我分別拜訪了該校已經退休的比較文學係教授著名學者阿米亞·德武先生(Amiya Dev)和斯瓦潘·馬宗達先生(Swapan Majumdar);

2011年12月15日,在瓦拉納西,第二次拜訪75歲高齡的著名梵語詩學和梵語文學研究權威、貝拿勒斯印度教大學梵語係退休教授德維威迪(Rewaprasad Dwivedi)先生;

2011年12月24日,在北方邦拉克瑙的拉克瑙大學附近拜會75歲的著名比較詩學專家、拉克瑙大學英語係退休教授W.S.庫斯瓦哈教授(W.S.Kushwaha)。

以上學者或學者們的親屬都非常愉快地同意授權我免費翻譯他們或他們的長輩、親人的著述,並逐一簽署授權協議。其中需要說明的是,普納大學英語係退休教授達雅古德先生的免費翻譯授權是我代為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黃蓉女士所簽。黃女士的導師、深圳大學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鬱龍餘教授曾經囑托我在印度竭盡全力辦好此事,因為,黃女士和另一位學者早已譯好達雅古德先生的比較詩學著作,隻待拿到免費翻譯授權,便可出版。我為能幫助國內同行順利簽署翻譯協議感到高興。

2012年2月1日和2月9日,我還在回國前夕兩次拜訪印度文學院秘書長A.克裏希納穆爾提先生(Agrahara Krishnamoorthy)。他非常愉快地代表印度文學院簽署了10份左右的翻譯授權書並加蓋印度文學院的公章,慷慨惠允筆者免費翻譯該院出版的一些英文著作如《東西方詩學的批評運用》和《印度英語文學史》等。他隻提出一個要求:在出版的單本中文譯著上印上印度文學院莊嚴的院徽。

普裏雅達什·帕特奈克(Priyadarshi Patnaik)先生是遠在西孟加拉邦卡拉格普爾印度工程研究院人文社會科學係教授,迄今為止,筆者未曾與其謀麵。經過多次聯係,在我離開德裏大學回國前夕即2012年2月下旬,他將書麵簽名的翻譯協議書(書麵簽名是2月10日)寄給了我,惠允筆者免費翻譯其令人耳目一新之著《審美情味:味論之於西方現代文學的鑒賞分析》及他撰寫的所有相關論文。翻譯他別具一格的比較詩學著作是我早已擬就的計劃,但願能在忙碌的科研工作之餘盡快完成這一心願。

2012年1月21日,筆者在新德裏拜會以前便熟悉並進行訪談的尼赫魯大學退休英語教授、著名梵語學者卡比爾·卡布爾先生(Kapil Kapoor)。在他的家中,我們倆愉快地回憶起幾年前在他位於尼赫魯大學的辦公室或在古吉拉特邦談話的情形。他正在主編印度教百科全書,已經出版了數冊。他也非常愉快地準許我翻譯其著述,並在免費翻譯協議上簽字。他說他前幾年到過中國,對中國印象非常好。他還答應向印度文學院的負責人亦即他的朋友A.克裏希納穆爾提先生提前說明我的翻譯意向,為我去該院簽署翻譯協議掃清障礙。卡布爾先生和我第一次留學時的印度導師、遠在古吉拉特邦的D.S.米什拉先生非常友好。他們對中國學者的那種友好熱情,將是我此生最寶貴的記憶財富之一,也是溫馨地勉勵我堅持印度文學研究的最強動力。我鄭重地將本書獻給這位令人敬仰的印度學者!祈願卡布爾先生信仰的印度神靈保佑他健康長壽!

受印度貝納勒斯印度教大學文學院院長嘉瑪希(Kamal Sheel)教授的邀請,筆者於2011年12月16日參加了該校文學院舉辦的題為Multiple Trajectories of Early Asian Modernities的國際學術研討會,並宣讀了泰戈爾與中國現代性建構關係的英文論文。就在這次會議上,我見到了新德裏國立英迪拉·甘地開放大學(Indira Gandhi National Open University)翻譯研究與培訓學院院長、翻譯理論家阿瓦德西·庫馬爾·辛格(Avadesh Kumar Singh)教授。他恰好也是我的導師米什拉先生的好朋友。我們似乎一見如故。他盛情邀請我去他所在學院舉辦有關中國古代翻譯理論的講座,並愉快地答應我免費翻譯其主編的翻譯研究著作的申請(後來我們簽署了書麵協議)。他雖然沒有到過中國,但對中國和中國文化充滿興趣。他在2012年1月底邀請我去他家做客,並讓他的夫人做好吃的印度食品,請我品嚐。當年2月3日,筆者應邀在辛格先生所在的學院舉辦了題為Translation of Buddhist Sutras and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的學術講座。辛格先生等人以及該校該院中國研究中心主任G.喬杜裏(G.Chaudhuri)教授出席講座,並就講座內容與筆者進行對話。筆者當時的講座分為三個部分。第一部分主要回溯了中國古代學者的印度佛經漢譯史,涉及道安、鳩摩羅什(Kumarajiva)、玄奘、義淨等人的翻譯成就及玄奘等人的翻譯理論。其次,筆者簡單介紹了中國高校目前的翻譯研究現狀。最後,筆者談到了自己粗淺的譯介體驗。辛格先生等人對講座內容給予了積極評價,學者們均對玄奘和鳩摩羅什等人在譯介印度佛教經典中的卓越貢獻表示欽敬,並對佛經的漢語翻譯史、藏語翻譯史與印度的翻譯傳統之間的差異表示關注。喬杜裏先生對未來中印學術界加強古代名著翻譯和翻譯研究領域的合作交流寄予殷切厚望,還真誠地對我說,如果你們中國學者想了解印度翻譯研究動向,辛格先生是最佳人選。講座完畢,辛格先生邀請我參加他將在3月初舉行的翻譯研究學術研討會,並主持其中一場專題討論,我愉快地答應下來。但是,因為簽證延期無望,筆者隻得遺憾地與此寶貴機會擦肩而過。雖然和辛格先生隻有短短一個多月的交流,但是,從他的身上我看到了印度學者對中國學者的友好熱情,看到了他們渴望了解中國,渴望與中國進行學術交流、合作的美好願望。因此,我代表其他兩位主編和19位年輕的中國學者,同時把這本書獻給辛格先生。衷心期盼辛格先生能早日來到中國,並與他的中國同行探討他所關心的翻譯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