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瓦德西·庫馬爾·辛格著
尹錫南譯
摘要：本文是作者為自己主編的《翻譯理論與實踐》所撰寫的“引言”。本文主要論述翻譯的政治內涵與社會責任等複雜問題。作者首先從梵語詩學合適論的角度切入，認為翻譯中的合適意味著恰當地選擇翻譯文本和方法策略，以使原作者或原作意欲傳達的意義在翻譯中得到充分的表達。翻譯中必須保留文本的文學因素，還須保留其非文學因素。翻譯是一種政治行為，它與社會義務掛鉤。原作者、譯者和讀者密不可分。——本摘要為譯者所加。
I.A.瑞恰茲（I.A.Richards）在“翻譯理論的建構”一文中認為，翻譯“可能是宇宙演化至今所產生的最複雜事件”。完全不讚成瑞恰茲的觀點是危險的。盡管如此，如允許與之稍存分歧，可以說，翻譯不僅可能、其實它就是最複雜的事件。值得慶幸的是，為翻譯命名的問題而導致的混亂不堪（因其名稱或許是translation，transcreation，transference，tarzuma，anukaran，bhashantar，roopantar，code-swithing，recodification，reproduction，reconstruction，sweekaran，sahsrajan或domestication of the “other” or “foreign”），或文學評論界在譯者立場與其翻譯實踐關係方麵產生的思想混亂，現已塵埃落定。隨著全球多語社會的出現和地球收縮為一個村落，不僅在文學領域，在社會文化領域，甚至在商業流通方麵，翻譯也已成為一座無影無形卻又必不可少的橋梁。特別是，就我們的情況而言，阿米塔巴·高士（Amitabh Ghosh）曾經闡述過翻譯的重要性：“翻譯是這麼一種行為，人們無法繞道而行。在我們這樣一個多語種國家裏，除非你具有真正過硬的翻譯，否則就會遭遇厄運。”
不可否認，翻譯比此前任何時候都備受重視，這方麵眾說紛紜，著述良多。然而，在翻譯領域幾乎無所不及的前提下，翻譯的合適性（auchitya）問題卻常被忽略。因為，從文本精選到單詞、短語和句子結構的斟酌取舍，翻譯的每一階段都是一種抉擇，如忽略翻譯的有效性與合適性，這對國家與文化來說，即使不會帶來致命的後果，也會顯得無關緊要。對這些國家或文化而言，翻譯是蓄意而為，因為翻譯的每一階段都會遭到某種非翻譯的政治因素侵擾。由於每時每刻政治人（homo politicus）都表現出強烈的政治意識，翻譯活動很可能局限重重，並受非翻譯或超乎翻譯的政治動機所左右。譯文讀者（transreaders）們並未注意這些因素，無法及時辨識和加以抵製，他們不得不為自己的麻痹大意付出沉重代價。
過往世紀的人類曆史明確地告訴我們，一些文明和民族如何利用翻譯來驅動他們的政治或殖民利益。在論及荷蘭對古代東方印度的殖民時，卡爾·馬克思（Karl Marx）正確地思考過作為19世紀西方殖民工具的譯員和盜賊、商品，因為，在相當的程度上，翻譯影響和製約了人們的智慧心理和思維方式，甚至還影響到文化和文學話語。正因翻譯首先關注“如何翻譯”，比之更為重要的問題是“翻譯什麼”，所以，所有這些問題也都在殖民思想的語境中加以考量。
考慮到上述結論，“翻譯從政治方麵看是單純行為”的說法不屬宏論，然則翻譯的政治意識不應低估或視而不見。翻譯活動中某種程度的政治色彩使我們關注一直無人論述的非翻譯活動，因為，人們認為翻譯活動與非翻譯要素之間的聯係並非極其緊密，或許我們絕大多數的翻譯討論隻糾纏於翻譯程序、翻譯問題、翻譯策略和解決這些問題的辦法等諸如此類的問題。因此，要否認這一事實未免唐突。但如翻譯是一種政治活動（我們這麼說是指，翻譯是政治主導行為，它是且可用來服務於政治目的），在此條件下，我們並不主要關注政治是否作用於原文本及其作者的問題，而是聚焦於政治如何在翻譯文本選擇和翻譯程序的層麵發生作用的問題，聚焦於譯本存在的本質及其在讀者中的接受。在此，我們麵前出現了另外一個相關的問題：“如何將翻譯活動中政治因素的負麵影響減至最低？”
印度詩學一方麵認可純文學因素的價值，純粹主觀地討論和分析這些因素，另一方麵，它也在合適論中關注文學因素的合適性。關於這一點，拉克凡（V.Raghavan）在《莊嚴論的一些概念》（Some Concepts of the Alankarshastra）中指出：“合適論是一個廣泛的原理，其他一切原理圍繞它而產生……”合適論一馬當先，所有其他文學原理緊隨其後。如果傑出詩篇的每一部分存有內在的和諧與美妙，那就是合適。順著這一思路，他繼續說道：“批評家們常常、甚或是更多地將合適視為詩歌的本質。新護在兩處批評過這些人：‘人們不能輕易地就合適論合適；剔除某些就描寫對象而言是合適的（ucita）事物，合適就無法理解。合適是一種關係，各種描寫對象是處於或應該處於這種關係之中。首先應該懂得這一點。’”因此，印度詩學關注非文學因素，即空間和時間因素以及他們之間的合適性。合適論不僅僅是一個詩學原理。事實上，合適論極其靈活多變，包羅萬象，它甚至還能囊括並指導翻譯實踐。然而，西方詩學在合適性問題上所言無幾，不過，這裏不應該忽略的是，印度詩學並未像西方詩學那樣充分深究諸如社會、曆史之類的特定非文學因素，西方詩學尤其注重文學的社會學研究路徑。
與印度詩學中的意思相差不遠，翻譯中的合適意味著恰當地選擇翻譯文本和方法，意味著合適的翻譯策略和以正確的觀點來處理翻譯文本，以使原作者或原文本意欲傳達而非僅僅陳述的意義在目的語翻譯中得到恰如其分的表達。當翻譯的基礎來自對文本的歪曲，翻譯的基本目的就會受挫，甚至會以失敗告終。如果不從目的語讀者（target readers）出發，以恰當的方式對原作者傾注在文本中的思想感情進行整合，而隻考慮如何在某些方麵方便譯者，那麼，他要麼會歪曲原作者新穎的觀點，要麼會錯誤地表達這些觀點。這就是為何必須考慮，在翻譯文本中保留文學因素的同時，還須保留非文學因素。既然翻譯的選擇要由譯者來定奪，原文在目的語中成為新的創造，很自然，人們希望譯文以自己的方式一貫履行社會義務，為社會服務。因此，如翻譯是一種政治行為，它與社會義務掛鉤，在此情況下，翻譯的政治敏感性可以大大降低。